现代化改革与崩溃：俄罗斯帝国的不幸_风闻

1911年，斯托雷平在基辅迎接皇室

在近代欧洲历史上，俄国的村社和农奴制度，乃是近代欧洲史上最有趣的政治经济体制。俄罗斯的村社及农奴，脱胎于蒙古部落管理属民的制度，既体现了原始部落追求平等的愿望，又有提升部族军事动员能力的优势。

“对于俄罗斯人，只要我能盯着他们的眼睛，就不愁对付不了他们。”

——俄罗斯帝国的在德国宰相俾斯麦的回忆录中，沙皇尼古拉一世曾经自信地对备受革命困扰之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说过

村社制度的政治价值

与其他社会的农民相比，这套制度有两样特征：一方面，村社的土地上都是沙皇的财产，贵族只能算是代领人，村社土地不存在自由买卖的空间，这事实上杜绝了村社内部的私有制（摘自Jerome Blum《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另一方面，村社的社员农奴，本质上也属于贵族代理的沙皇财产，是不允许自由迁徙、择业的——1649年的俄国法令规定外逃农奴及其后代将面临政府的终身追讨（摘自《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同时，在这种体制下，俄国政府对农民所征的赋税、劳役等，都是以公社为单位，惩处亦是公社连坐。

彼得大帝（1672－1725）的法律规定，其下所有的农民，一旦未经允许出现在自身所在村庄之30英里之外，则会认为是一个逃犯，并且被惩处

——《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尽管在当时相对“进步”的西欧各国舆论看来，沙皇统治下村社制度之俄国农民（农奴）承受着难以想象的政治、经济和人生压迫，但事实上，这套制度不但没有激发俄国农民反抗沙皇本身，反而使得俄国的农民（农奴）成为沙皇体制最坚定的支持者（布尔什维克随后在俄国的农村复制了这一体制）。

村社制度规定土地和成员都是沙皇的财产，这从根本上杜绝了私有财产的存在，消灭了村社内部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差别，制造了社区内部“人人平等”的幻境；而农奴的迁徙被严厉禁止，不但使得其无法理解社区之外的富丽堂皇，从根本上消弭贫富差距导致的不满，同时也加剧了村社内部的思想封闭性，这意味着对沙皇虔诚之东正教观念将在村社内部不断固化，并逐渐演化成不可动摇的信念。

从这个角度看，村社制度与沙皇的专制权力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沙皇以专制的权力限制农奴的财产和自由，为村社的农民提供“人人平等”的幻境，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曾经由此自视为弱者的保护人：“俄国的一切不是为了强者，而是为了弱者而存在的”；与此同时，农民在极度封闭的村社制度下得到了平等的境遇，并作为沙皇财产和信徒的存在，成为沙皇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如同亚历山大三世政府自己所言，沙皇“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农民，农民是国家保守力量的支柱”。

农民对沙皇体制的支柱作用，在1905年的革命中展现得极为明显。1905年11月26日，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水兵（当时的欧洲各国水兵大多有市民组成）发动大规模叛乱，但农民组成的沙俄陆军则对其进行了凶猛的反击，并在90分钟内彻底消灭之；1905年12月18日，当莫斯科工人在布尔什维克鼓动下走向街头的时候，俄国农民组成的军队对其进行毫不犹豫的镇压。

事实证明，村社制度下的俄国农民，乃是俄皇专制权力最坚固、最关键的柱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政治价值恰如沙俄国策中的宣示“村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村社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是凝结俄国人民生活的水泥”（金雁《俄罗斯村社文化及其民族特性》）

村社制度的社会代价

然而，尽管村社制度极大地巩固夯实了俄皇的专制权力，却也极大地限制了俄国国家实力的现代化步伐。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村社制度的弊病是一目了然的。村社土地尽归沙皇，无法自由买卖，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也就没有扩大生产和致富的欲望；农民被牢牢地拴在土地上，轻易不能迁徙，城市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就极度匮乏，而这本应是俄罗斯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的优势；况且，俄国村社的落后封闭，不但导致俄国粮食产量的不足，也使得城乡间无法进行真正的市场化交流，农民的粮食不容易卖给城市，城市的商品难以流到农村，整个国家的商业市场实际上处于窒息状态。

因此，只要俄国的村社制度存在下去，俄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就不可能完成，考虑到其他列强在工业革命下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这种落后的负面效应将是灾难性的。

列强在一战前的工业化水平对比，由图中可以看出，沙俄的工业化水平实际上刚刚引入西方技术的日本相当，被其他西方国家远远甩在身后（Data from Paul Bairoch,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982) v. 11.）

以1913年的数据（已经历了斯托雷平的改革）来看，20世纪初的俄国相比于其他强国，已显得极度落后

改革的必要性

经济、技术水平的极度落后必然导致军事外交上的无能。1856年，自视欧洲仲裁者的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西方强国的技术优势面前遭遇了惨败，从欧洲神圣同盟领袖的皇冠上跌落下来；1905年，沙俄军队因运输、技术和供给劣势，被当时尚属亚洲小国的日本打败，国际威望一坠到底，沦为被其他强国轻蔑取笑的对象；1908年，奥匈帝国在德国支持下不顾俄罗斯的反对，强行将波斯尼亚并入该国，尽管到该地区居住着大量沙皇誓言保护的信仰东正教斯拉夫人，但国力极度虚弱落后的沙俄不敢违拗，只能坐视对方擅自行动。

事实表明，如果沙俄不改变国内的落后局面，沙俄有沦为被肆意宰割之“欧洲病夫”的风险，然而这也意味着必须对沙皇统治的支柱——村社制度动刀，因为后者即是俄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早在1898年10月，俄国政治家维特致信沙皇尼古拉二世，痛陈村社制度弊病对俄国经济的严重不良影响：“农民耕作的土地，至今尚无法律明确规定其权利所属，如果实行的是村社土地占有制，农民全不知其所属土地何在”，“一言以蔽之，通过改革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乃俄国当务之急。”（《С.Ю.维特与俄国土地改革政策的确立》）

1905年的革命则显示出外部战争失败所孕育的叛乱风险，而德俄关系的急剧恶化和德奥反俄联盟的建立及不断扩军，更让沙俄政府不得不将重振俄国视为挽回危局的必要举措。就这样，在重重内外压力之下，沙俄开始危险重重的改革。

斯托雷平改革

“我深信，只有斯托雷平的改革才能挽救俄国，我已据此正告我的孩儿。”

——沙皇尼古拉二世母亲皇太后费多洛夫娜1911年

当倡议政治经济改革并行的维特在1905年的革命风暴面前黯然取职之后，斯托雷平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与所有成功的大改革家一样，斯托雷平（如朴正熙、皮诺切特和邓小平）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却在政治上努力强化既有的政治权威。

1907年6月3日，斯托雷平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俄国的议会），并巧妙地修改了选举法，限制反对派进入杜马。由此，斯托雷平制造了一个以地主、富人为主的第三届国家杜马，轻而易举地将此次杜马变为推进自己政策的工具，从而在当时俄国舆论的咒骂中掀开了斯托雷平改革的序幕。

在1910年通过的《6月14日法令》中，可以清晰地观测到斯托雷平的经济思维和政治盘算。这位大改革家志在消灭阻碍俄国社会进步的村社制度，无论是农业银行，还是移民政策，其出发点节着眼与此。斯托雷平不但允许农民离开自己的农庄，还承认了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和购买财产的权力，更支持农民自由出卖从村社中继承的土地；到了1911年6月11日，斯托雷平又公布了新的土地规划条例，规定凡实行土地规划的农民份地自动转为农民的私产，进一步削弱了村社制度对俄国农民的影响。

至1916年初，在斯托雷平既定政策的推动下，全俄村社农户的21.8%退出了村社，六年改革后的这个数据，标志着斯托雷平改革在瓦解制度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大量的农民挣脱土地的束缚，为俄国的功业发展提供了无穷的廉价劳动力，成为该国工业突飞猛进的根本动力；而农民拥有自己土地之后，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积极性，这也使得俄国农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改革的经济成果

斯托雷平认为，“（政府）应当给俄国农民中那些能够发挥主动性的优秀力量一个出路”

——《俄国新史论》

经过斯托雷平的改革，俄国的国家实力得到了迅速飞跃。

首先，通过斯托雷平改革，俄国疲弱的工业实力短期内获得了相当大的增强。从20世纪初到1913年，俄国的钢产量增长了48%，煤产量增长了121%，截止斯托雷平遇刺前（1911年），俄国产业投资总额即从26亿多卢布增到51亿，外贸扩充了一倍有余，其中制造业的国民收入增长83%（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

其次，俄罗斯的农业实力在斯托雷平当政期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巅峰。由于斯托雷平鼓励农民致富，极大地激发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俄国的粮食产量急剧攀升。到了一战前的1913年，俄国生产的小麦占世界产量的四分之一（2700万吨/11000万吨），黑麦产量的二分之一（2500万吨/5000万吨），大麦产量的三分之一（1300万吨/3500万吨），当时俄罗斯的粮食产量超过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的总和，农业国民收入剧增88%以上（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斯托雷平创下的这一成就是苏俄时代始终未能超越的记录，而粮食匮乏也成为苏联解体的直接肇因。

最后，在斯托雷平改革期间，俄国社会获得全方位的发展。这位铁腕政治家管制下的第三届国家杜马一共审议了2432个法案，其中2197项成为法律。教育经费翻倍，居民识字率从28%上升到38%，每千名居民中的普通学校人数增加了1倍，大学生则增加了6倍，图书馆的数量增加了4倍，图书报纸发行量增加了2倍，居民的人均储蓄增加了3.5倍，经济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居民人均消费商品数量增加了1倍。

当制约俄国现代化的村社制度一旦被瓦解，人口、资源和市场实现了良性配置，这个人口、土地和资源无比庞大的巨人就立刻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动能。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这个伟大的国家将会再次成为欧洲的主宰者。

一时间，俄国成为西方资本的希望之地，犹如某位观察家所言：“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开始追随俄国的品味。”

改革的政治代价

“如果我们轻易把农民同村社割裂，将会点燃俄国。”

——俄国贵族雅·伊·罗斯托夫（曹维安：《俄国史新论》）

当斯托雷平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却在无形之中瓦解了沙皇权杖的根基——曾经极度保守、忠诚的俄国农民。

“均贫富”之封闭村社制度的瓦解，使得大量俄国农民沦为自由人，他们固然不再被遭受严酷的村社制度剥削，但同样也不再被村社制度所保护，只能在懵懂无知的情况下被自由经济大潮所吞噬，贫富差距开始急剧拉大。据梁士琴科的《苏联国民经济史》记载，在农村地区，“60%左右的农户（退社农民）卖掉了自己的份地。这种做法使得富裕农民有可能购买份地从而更加富裕， 也使贫苦农民有可能出卖份地，因而从贫农变成穷光蛋…”；在城市中，大量的失地农民被迫进入城市，沦为除了绝望一无所有的纯粹“无产工人”。

而俄国农民的自由流动和私有产权的确认，也让急剧改变了俄国农民阶层的观念。村社的瓦解和人口的自由迁徙 ，使得俄国农民的视野开阔了，东正教的虔诚开始消退，对皇权的崇敬也发生了变化，人格和自尊的思想逐渐进入乡村，狭隘封闭的农民小团体被打破，旧制度根基的旧观念开始解体；与此同时，农民一旦可以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就意味着从“唯沙皇是视”的观念阶梯中挣脱出来，开始追寻自己的利益和私欲。由于旧权威既得利益者拥有更多的土地，这种私欲之嫉恨也逐渐开始扭向旧权威。

“婆娘们已起来造反了，她们要求更多的土地，并获得一定结果”

——《俄国史新论》

​据阿弗列赫的《斯托雷平和俄国改革的命运》记载，斯托雷平改革后，在俄国的乡村，连最保守、宗法性最强的长老会议也开始变异，出现了大批年龄在35岁以下的长老，对于一个以旧传统作为根基的体制来说，这绝不是好的讯息；同时，由于人口和思想自由流通的障碍不复存在，那些最激进的反对派政党如社会革命党等也开始进入农村宣传自己的思想，在此期间，这个反对党亦从城市知识分子小党迅速扩张为具有51万党员的农民党。

种种事实表明，改革加剧了沙皇政治基础的崩溃——俄国农民阶层逐渐从旧权威的捍卫者，变成了旧权威的反抗者。两位政治立场截然相反的老练俄国政治家实际上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其中的巨大风险。

对于改革的后果，久经动荡考验的保守派元老杜尔诺沃（Ivan Durnovo，保守派，大臣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1895－1903）警示道，“改革摧毁了陛下最坚实的脚踝”，“万一再卷入与强国的战争之中，一场最极端形式的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了”；而另一位改革派领袖维特（Sergei Yu. Witte，大臣委员会主席1903年-1905年），改革在造就经济奇迹的同时，也摧毁了农民的平等幻境，“制造出一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从政治-警察的角度出发仓促轻率地实行农业改革，但又不去解决农民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结果是骚乱四起，农民中无疑产生千千万万的无产者”，“将来很可能招致严重的革命动乱”（《维特回忆录》第2卷）

果不其然，改革的最重要之政治结果就是，使得俄国农民这一沙皇体制最重要的支柱，在极度的贫富差距和新观念的冲击下，变成了激进左翼革命政党的追随者（在1917年的立宪会议选举中，主张重返村社制度的社会革命党获得了俄国农民的压倒性支持，而象征着旧权威的政党则完全失去了农民的认可）。如同大革命家列宁所言，对于沙俄政府来说，斯托雷平改革的“代价是接踵而来的比过去的一个时期尖锐得多、范围大得多的危机”（摘自《列宁全集》）。

尽管斯托雷平的绞索掐灭了俄国革命的地表火焰，但他的改革却在大地的深层制造了更多的裂痕。这一事实，将在1917年2月的关键时刻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并使得沙皇及其家族付出毁灭性的代价。

1917年俄国立宪会议选举中，各个政党得票率和席次，其中主张重返村社的社会革命党和类似主张的布尔什维克获得的选票最多，而保守派却一败涂地，这一结局实际上验证了占据俄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在斯托雷平改革之后走向了激进革命左翼的环抱，也标志着沙皇权力在政治天平上已经失重。

结语

从1906年到1911年，斯托雷平通过政治铁腕和经济改革塑造了两个政治上的幻觉。

一方面，他的铁腕政治消灭了曾经活跃俄国革命党的气焰。仅1906至1909年间，就有超过3,000名革命份子被处绞刑，时人皆讽刺绞刑架为“斯托雷平的领带”（Stolypin’s tie），激进者纷纷远走他乡，在外国的俄裔社区昏昏度日、为了一点生活费而互相争执，马尔托夫、列宁远避瑞士，托洛茨基逃亡美国，革命领袖们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绝望。

另一方面，斯托雷平的经济奇迹，使得俄国统治阶层对旧权威的信心急剧提升，革命不再被视为一种主要的威胁而被全力防范，在1909年波尔塔瓦战役胜利二百周年庆典的报告中，斯托雷平曾洋洋得意地向沙皇宣示：“革命的危险业已排除，陛下，您可以随心所欲了。

然而，革命政党的表面实力虽然被改革家所铲平，但反叛者的政治基础却在改革之中急剧扩大了。革命的动能由彼得格勒小洋楼中的自视甚高、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逐渐变成了成群结队盘踞在乡村荒野、贫民窟之中无产暴民。这些暴民或许不善于以言辞包装他们诉求，却绝不吝于通过武力表达自己的看法。当俄国的农民不再虔诚，当时哥萨克的勇士不再忠心，沙皇的军队又如何谈得上可靠？

因此，1917年2月，当革命的洪流再次在街头涌现的时候，沙皇的哥萨克士兵和农民的军队，已不可能像1905年般施以毫不犹豫的镇压。“他们不是倒戈，就是漠然的严守中立”，从而任凭革命的瘟疫肆意蔓延，直至毁灭所有，如同大革命家托洛茨基所言，“（反对沙皇的二月）革命是在哥萨克的马肚子底下迈出它最初的脚步的”(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

“哥萨克们过去肯定是可靠的，但现在也难说了。”

——1917年科尔尼洛夫事件中的反革命军队指挥官克雷莫夫叹息部下思想的变化

1906年，斯托雷平试图以村社的瓦解来再造强大的俄国，但是，现代化的改革在强大俄罗斯帝国的同时，首先吞噬的却是这个帝国旧权威赖以维系的政治基础。而历史的宿命只是再次验证了托克维尔的忠告，

“经验显示，一个邪恶政府最危险的时刻，往往是它开始自我改革之时。只有大智慧才能拯救，在长久高压之后决定与民更始。原来仿佛无可避免而极力忍受的苦难折磨，一旦有可能脱离，它就变成无可再忍。因为，改革只是更加清晰地揭露什么还是高压，什么更难强抑忍耐。”

这不仅仅是斯托雷平改革的不幸，也是一切旧制度自我毁灭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