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 | 中国现代史上的李敖_风闻

【前段时间，李敖先生在台北去世。按照此间晚近以来对对岸文化学术界的关注程度，应该有许多追忆其生平、讨论其思想的文章。但从到目前为止的数量上来看，真是屈指可数，仿佛李敖的一生在中国现代史上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或者说，李敖的意义太大、太特别了，以至于大人先生们不愿意进行评论。正所谓“于无声处听惊雷”，笔者更愿意相信，按照当下文化媒体特定的文化品位与政治立场，关于他的讨论越是稀少，就越发证明他地位之重要、意义之独到，因为他无法归类到一些人所希冀的那一种类型中去。所以，前几日在南宁家中收到李戡兄微信，命我近期于沪上和他就李敖的生平与思想进行一次对话，于是便重读一些李先生的著作，重新翻看与他生平相关的历史材料与研究论著，不禁勾起思绪，遂不揣浅陋，草成此文。】

李敖的一生，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大陆的不少媒体与出版机构，常在李敖的名字前冠以“台湾作家”。其实这是对李敖极大的误解，甚至是不尊重。不错，李敖大半辈子生活在台湾。但是，台湾难道不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这几十年来台湾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不正是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甚至是具体承担了近代以来中国所遭受的种种国耻吗？这种历史与政治认知，也恰恰是李敖对台湾的基本定位。1960年代他参与创办《文星》杂志，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与文化政策进行猛烈抨击，其意义便是自觉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传统，追求民主，追求现代化。并且按照李敖的自述，《文星》的意义，是要在中国现代史上来体现的。他强调：“《文星》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寻根上慎终追远、在归根上四海一家，定向方面的成绩，至今空前绝后，没有任何杂志能赶过他。”如此这般，岂是区区“台湾作家”所能涵盖的。

文星杂志

此外，李敖一向坚决反对台独。用扎实的史料揭露二战后“台独运动”的种种丑态，包括美国、日本一直以来阻挠中国统一，为台独势力提供各种资助，同时还从理论上、逻辑上论证台独说辞的自相矛盾与自欺欺人。晚年更是在各种场合呼吁台湾民众认识一个中国的重要性，强调两岸之间应重归一体。在民进党执政期间，他频繁利用“立法院”的讲台，揭穿前者的各种政治盘算。这些事迹，有目共睹。他的所作所为，就连台独分子都不得不佩服。彭明敏说：“李敖是华人史上罕有的奇才。唯因如此，当权者视之如背刺，非把他连根拔掉不休。又因为是奇才，有时难免引起争议。听说我一些好友也曾与他有争执。但我历世已久，深知人性世事之复杂，双方立场都能了解，双方友谊都不受影响。”由此可见，按照李敖的立场，如果把他仅视为“台湾作家”，岂非将其一生事业无端抹杀？

毋庸讳言，1949年以来，台湾经历了与大陆不一样的历史变迁。但如果将两岸的各种变动都视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一环的话，台湾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与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正为我们思考近代中国的转型、挫折、困境、前路，提供了更为别样的视角。或者说，在台湾所体现出的各种现代意义上的景象，较之大陆，有更为鲜明的展示，更为直接的后果。

如果从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谱系来看，李敖确实可称为继殷海光之后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但这里似乎需要做一个区别：“自由主义”与“中国的自由主义”。就前者而言，它包含了一系列基本的政治原则，比如强调个体的优先性；国家之效用在于保障个人的基本财产；重视市场的自发效力，严格限制国家的作用；主张渐进式的改革，反对暴力革命，等等。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自由主义自身也在不断尝试自我改良，减小其弊病，深化其理论。当然，自从1980年代以来，随着英国的撒切尔与美国的里根分别在国内推行激进的市场化改革，一种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开始在全球流行。至于其效用如何，看看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便知。

关于“中国的自由主义”，其在理论上，自然不断向西方相关学说靠拢。但更体现出它在中国之特殊形态的，或许是它一来反对革命，尤其是中共领导的农民战争；二来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具有一种别样的亲切感，或者是爱慕感。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严复主要活动于清末民初，一方面中国传统教化的遗产在他身上仍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另一方面他对中国国势衰微有深切的体认，因此对国家富强念念不忘。总之，在他身上还体现着那一代中国士人的基本政治德性。

李敖在北大演讲

胡适则不然。他青年时代留学美国，深受美式政治文化的熏陶。1922年，当中国深陷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之际，他却煞有介事地高呼：“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因为“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数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与统一的。”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恶梦。”

1949年以后，他成为退据孤岛的蒋氏政权的坚定支持者。在某次演讲中他突发奇想，用孟子的“父子之间不责善”来形容中（蒋政权）美关系。对此，连为他作传的人都忍不住感叹：“胡适一生钟爱美国。这是他的信仰，旁人无从置喙。然而，一个人可以钟爱美国，但不失其作为个人的尊严。这篇演讲的命意俨然是以美国为父，中国为子。这已经远远超出了钟爱的范畴，而落到了认美国为父的天地。”胡适的这些言行，为“中国的自由主义”留下了十分深刻的精神特征，即爱美国就是爱“自由”，爱“自由”为了爱美国。为了“自由主义”在中国传播，更要一边倒的与美国站在一起、立场一致。所以在“中国的自由主义”叙事里，往往看不到对美国的任何批评（除了对为何美国总是“纵容”红色中国捶胸顿足），更不用说对美国长期封锁新中国、在世界各地引起战端、借美元来支配国际金融等霸权主义行径视而不见，或认为理所应当。

留学时期的胡适

按照以上分析，李敖之于自由主义，与其说是继承者，不如说是一位伟大的扬弃（aufheben）者。自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驶进台湾海峡以来，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一直受到美国保护。正因为这样，美国的势力与影响全面的介入（或曰“支配”）台湾。对此李敖有十分直观的感受。他在许多文章中用史料呈现美国如何支持蒋介石政权，把一个反动独裁的政治集团打扮成所谓“自由世界”里的一员。晚年他不断抨击美国的对台军售，用极其辛辣的语言刻画美国如何一方面利用台湾，一方面压榨台湾。此外，他还出版了一本《阳痿美国》，揭露美国几百年来不断愚弄大众的历史，把美国狰狞、欺诈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

不消说，李敖对美国的态度，与胡适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蒋介石政权将左翼学说严密封杀的情形下，为了对抗国民党意识形态，李敖那一代人自然会比较接近自由主义。但正是因为要追求真正的自由，李敖对美国打着保卫“自由世界”的旗号庇护、纵容蒋政权在台湾进行白色恐怖统治深恶痛绝。“自由”在冷战时代的台湾，长期成为一种粉饰国民党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笔者当年在台湾访学时，于旧书店看到许多翻印的大陆学术著作，这些书籍往往封面上没有作者的全名，或者冠之曰“本社编”，就连一些不涉及政治的文献学、甲骨学著作也不例外，此举堪称人类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观。与此同时，蒋政权却对外声称自己是“自由中国”。因此，李敖对自由主义最大的贡献便在于，他明白揭露了真正妨碍自由在台湾生根的祸首，美国的对台政策与封锁新中国，究竟是为了保障“自由”，还是为了出于私心反对共产主义。如果自由主义真的白璧无瑕，为什么还要用如此虚伪且霸道的方式来“保护”它？难道自由主义这样不堪一击？如果说自由主义旨在批判一切政治强权的话，李敖身上的自由主义精神，便是对用各种帝国主义行径妨碍中国统一、阻挠中国发展的霸权势力展开最犀利的批判。或许可以这样说，从李敖的实践出发，在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语境里，是否亲美、媚美，是判断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是否是真自由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标准。

由此引申的一个话题，便是李敖对待国共两党的态度。关于大陆时期国民党的政治形态与政治文化，王奇生教授在《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里有十分详尽的描绘：在地方层面，南京国民政府里混进了许多无才无德的土豪劣绅与地痞流氓；在中央层面，各派势力倾轧不断，难以团结；在意识形态领域，三民主义的社会魅力早已荡然无存。作者认为，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实为一个“弱势独裁党”，虽然对独裁梦寐以求，但政治能力却极为低下，根本无力进行基本的政治整合。而这样一个政权1949年以后在台湾的形象如何，李敖在许多论著里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比如在晚年的自传中，李敖回忆了许多国民党大员与亲国民党文人的形象，那种贪恋权位、虚张声势、见识浅薄的特点，较之在大陆时期，因为台湾地小人稠，体现得更为明显。可以说，李敖关于国民党与蒋介石的研究，堪称现代中国的政治反面教材大全，即一个政权一旦衰败会变得如何腐朽不堪，以及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出现，应该汲取哪些鲜活的教训。

学生时代的李敖

与之相反，便是李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在自传里他指出，1949年以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变成了世界六大工业国之一，国民收入增加了五倍，人均寿命从35岁增长到65岁。他借用英国史家卡尔的话，强调评价历史，“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革命的巨大成就，或对这种成就沉默不言、视若无睹。”同时他批评：“有一种人很痛苦，那就是整天唱衰中国的中国人。”这类人“整天看中国不顺眼，又怨又恨又诅骂，唯恐中国不乱。”但是“唯恐中国不乱的，不是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唯恐中国大乱。”之所以会有这番认识，是因为李敖亲历过“国家弱的时候是什么样。”因此对1949年以来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有深刻的、直观的体会。他知道，近代以来中国为了不再挨打和挨饿，付出了多少代价、走了多少弯路。评价历史，不能没有最基本的公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自传中，李敖回忆了中学时代所接触到的左翼知识分子。他用不少篇幅描写自己的中学老师，同时也是严复长孙的严侨。在李敖看来，严侨“是我人格上的导师，我庆幸在我一生中，能够亲炙到这么一位狂飙运动下的悲剧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种‘大陆型的脉搏’、那种左翼式的狂热、那种宗教的情怀与牺牲。”受此感染，李敖说道：“虽然导师自己倒下去了，但他的学生还在前进——他的学生没有倒！”众所周知，1949年以来潜伏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员与左派人士，大多惨遭蒋介石政权杀害。而当时之所以那么多中国青年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他们坚信这一思想武器，能够让中国不再受列强欺负，能够使天下穷人不再过苦日子。在此背景下，李敖强调严侨当年对自己的巨大影响，无疑明白告诉世人，他虽然身处白色恐怖与美国支配下的台湾，但却能够以追求中国独立富强为信念的深层次因素。

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李敖，这也大概是李敖被今日此间大人先生所漠视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