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美国强加的“战略竞争”，中国怎么办？_风闻

​2018-08-16 14:38•      作者：  张志坤 

中国已经被美国标定为“战略竞争”的头号对手，这意味着中美两个大国已经开启了“战略竞争”的历史进程，不管中国是否愿意，都改变不了这一既成事实。作为国际政治范畴内具有典型特性的中美关系，就哲学意义而言，其实质也属于矛盾运动。既然是矛盾运动，那其中就有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说，也有矛盾的主要方面与矛盾的次要方面之别。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中美之间的主要矛盾是战略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或者说起主导作用的是美国霸权，对此简单地概括说就是，中美关系怎样发展，把中国说成什么样，一切都由美国说了算，过去是这样，现在是在这样，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还是这样。

这等情形，借用前些年流行的一句戏词来形容，“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在美国的战略定义的域内，并没有中国自己可以腾挪操纵的空间和自我塑造的余地，中国已经被“逼上梁山”。

被逼上梁山的中国该怎么办呢？是高举“替天行道”的大旗，还是随时准备接受招安？这其中所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还是那句老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主张。

第一种主张，“妥协投降”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任何一场对外抗争中，都有相当一部分人极力主张“妥协”、“绥靖”和“投降”，现如今也不例外。无论是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战，还是正在展开的中美“战略竞争”，主张“绥靖”、“妥协”与“投降”的都大有人在。“妥协”和“绥靖”当然不等于“投降”，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二者却高度一致，都主张对侵略者做无原则的让步，所以这里笔者将其归纳为一类。

持这种主张的中国人，能够列举很多理由与根据，诸如“对抗”将导致更大的危险、“合作”能够带来新的机遇等等，总之都是各种版本与不同流变的“抗战必亡”论，这种论调可上溯两宋之际，下逮大清末年，直至汪精卫集团，大同而小异。时至今日也是这样，在面对美国霸权的时候，也有那么一些中国人，一直喋喋不休地向中国人民灌输抗战必亡理论的现代版。他们长期宣传宣讲说，政治上中国不能同西方对抗对立，否则就必定要被摧毁、涤荡，认定什么“普世大潮”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军事上不能同霸权对峙斗争，否则就要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就要在一场新冷战中归于湮灭；经济上也不能自成体系、自搞一套，否则就是闭关锁国，最后也要穷途末路。他们这些理论，千头万绪、千变万化，说到底，还是要中国融入所谓的“国际主流社会”，其实就是融入“西方”、皈依“西方”，使中国成为他们的一部分。这是他们的政治招牌，也是最拿得出口的托词。所以，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以及在任何条件下，只要美国或西方向中国发动了侵略与进攻，他们这些人所谋求的就是怎样“平息”、“化解”、“求和”，就从来也没有树立一丁点打败对手的意识，像“抗美援朝”那样的事，为他们所不可思议和不敢想象。他们政治理论逻辑体系的根本要义，就是否认中国“超越”美国的合法性，否定中国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必然性，进而全面否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合理性。

第二种主张，“躲躲藏藏”

持这种主张的中国人很多。与上述持第一种主张的人不同，从根本上说，他们对美国强加给中国的所谓“战略竞争”持反对的态度，但却缺乏同美国做坚决斗争的勇气与必胜的信心，所以，面对中美关系日趋严酷的前景，面对美国对中国日益严厉的打压，他们开始埋怨说，过去若干年中国太高调了，在国际舞台上太张扬、太活跃，把“韬光养晦”的金科玉律丢了，因此才弄得这般被动、难过。

正是建立在这种教训反思与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所以这些中国力主中国应该实行新的、升级版的“韬光养晦”，所谓升级版，就是原版的“韬光养晦”主要“韬晦”中国的政治色彩，而现在则要“韬晦”中国的战略角色，要把中国在战略上的潜力隐藏起来，要在“战略竞争”上躲开美国的锋芒，所以其要诀就是“躲”与“藏”二字，故此，我们将这种主张或态度概括为“躲躲藏藏”。这种主张与其说是一种理论，还不如说是一种行动策略与方案还更恰当。

实行新的“躲藏”韬晦战略，大致包括日下两个行动路径：

其一，进一步加大力度扩大开放，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开放更大规模、更深程度的中国国内市场，以更大、更多与更坚实的实际利益拴住他们，特别是针对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战，要着重通过扩大开放换取美国来放弃或者冲减对华贸易战，赋予西方在中国经济与中国市场上以更大的希望与前景，使他们同中国合作的吸引力大于同中国对抗的吸引力，从而维护“斗而不破”的中美关系，把美国强加给中国的“战略竞争”变成“良性”的“竞争”关系；

其二，高举维护现行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的大旗，积极推动所谓的“多边贸易体系”，努力营造中国同各西方国家的“合作”关系，通过间接的路线力争使中国藏身在西方体系之内，以此躲开或消减美国的战略打击。其实，现行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就是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也是体现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与世界霸权的基本平台，现在，霸权自己都对此不想喊“万岁”了，但中国却坚决要对此喊“万岁”到底。所以，这种抬轿子的办法着实耐人寻味。

总之，新的“躲藏”韬晦战略主张仍然着眼于同美国重修旧好，为此而需要更高明地来掩饰、伪装自己，通过各种外交管控水磨功夫化解中国威胁，使中国躲过美国抛来的“战略竞争”这根可怕的绞索。

第三种主张，“奋起抵抗”

面对霸权的欺凌与压迫，大多数中国人主张中国应奋起抵抗，实行新的全民族抗战，像当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那样，发起持久、全面的反抗霸权主义战略遏制的新抗战运动。通过这场空前的抗战运动，实现中华民族的自我救赎，摆脱对任何国家的战略依赖，从而真正走上自强不息、自我发展的战略道路。

实行这种主张，中国就要走新的开放之路。

所谓新的开放，就是要从以前“引进来”为主变“走出去”为主；从以前“学习西方”为主，变竞争抢占为主。长期以来，一直有人别有用心地将“前三十年”同“闭关锁国”划等号，也一直有人把同美国做战略斗争的主张与“闭关锁国”划等号，笔者认为，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泼脏水的伎俩。但是，“开放”确实有个战略面向的问题，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即中国的对外开放必须把主要面向转移到第三世界的上来，必须把对外开放同摆脱对美国的各种依赖紧密联系起来，必须把对外开放同自力更生更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实现这样的发展，中国才能逐渐实现“强”起来，不然的话，始终把自己同西方世界捆绑在一起，始终把自己同霸权大国捆绑在一起，满足于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虚伪依赖，其结果必然令国家与民族遭殃。难道眼下这些来自美国严厉的经济贸易制裁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实行这种主张，就要诠释中国意义的全球化。

很长时期以来，“全球化”的口号一直都被喊得震天价响，中国的一些人为了把控这一口号的政治效应，所以刻意在“全球化”之前冠以“经济”二字，名之曰“经济全球化”，而把“政治”给摘了出去，好像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一般，好像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与大潮下，政治可以或者能够地方化、自行其是一样，人为地把经济与政治割裂开来，拥抱经济全球化，拒绝政治全球化，可谓形式主义猖獗。但是，即便如此，所谓的“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其实也不过是西方化的一个变种。须知，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概念之下，就没有什么非洲化，也没有一点拉丁化，完全是美国主导西方世界所一并支撑、共同导演起来的一种“化”，是他们那些规则、价值、秩序等东西在经济层面的反映。所以，笔者一直认为，过去中国所跟着叫喊与奉行的“经济全球化”，不过是普世价值以经济面貌在中国的一个变种，不应该也不能成为中国所努力的方向。

但是，中国并不是反对一切“全球化”，在人类社会经济与技术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今天，一概不加区别地反对或者抗拒“全球化”毫无疑义，而应该因势利导，诠释出自己所需要的全球化，那就是多元与多种模式交融的“全球化”。现在，中国有了空前强大的经济力量，也有了可观的战略竞争力量，完全有理由、又可能依托自己的力量并以自己为中心，塑造具有新特点和新内涵、新意义的全球化，此“化”所“化”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化”那些西方世界不想“化”、不愿“化”和反对“化”的那些国家与地区，从而使世界在战略上出现新空间、新体系与新格局，为中国抗击美国的战略压迫提供可靠而坚实的平台。

由美国强加给中国的“战略竞争”不会局限在中美两国之间，这种竞争必然发展到全球范围，必然要把世界大多数国家裹挟进来。所以，中国要奋起抵抗，就必须面向未来，面向全程，面向全世界。

上述三种主张并非各说各话，而是彼此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思想与利益冲突。

第一种主张与第二种主张有矛盾，认为第二种主张及其所代表的行径不过是在同美国玩战略猫腻，没有出路、没有前途；同第三种主张势同水火，给第三种主张扣上“极左”、“文革”以及“现代义和团”的大帽子，将其污名化，扫进历史垃圾堆；

第二种主张不赞同第一种主张的投降倾向，但看重他们与西方搞关系的资源渠道与能力能量，因而彼此之间有广泛的联合与合作；对带三种主张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但是对其中的思想、勇气、决心相当担心害怕，因而与之保持明显的距离；

第三种主张坚决反对第一种主张，与之不共戴天，而对第二种态度持辩证批评的态度，即肯定其中斗争的部分，同时严厉批评其斗争之不力与不到位；

那么，真实的情况是，上述三种主张及其所代表三条道路，究竟其中那条道路能走得通呢？

笔者以为，第一种主张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一是所谓“融入”西方就根本不可能。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另外民族融入西方世界的先例，中华民族更不能自我消亡；

二是在如何面对“战略竞争”这个重大问题上，第一种主张的实质是要中国“退出竞争”，这也根本没有可能，因为退出不仅仅是失败，而且将是灭亡，前苏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三是甘当附庸，做西方的跟班与傀儡，像日本、菲律宾、新加坡那样，中国照样也做不到，因为中国不可能走那种道路。

所以，从根本上说，第一种主张看似很时髦、很现代、很西方，但其实质却是亡国灭种之术。

第二种主张等于是搞战略上的暗度陈仓，但只能得计于一时，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与条件。霸权的战略指导者不是傻瓜，他们对威胁与挑战的评估与评价，一般不会出现大的偏差，在他们面前装蒜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中国现在已经过了这个“度”，已经位居世界第二，这个时候还要在战略上装温柔、扮怂包，未免太掩耳盗铃了。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任何“韬光养晦”战略，不管怎样千变万化，说到底都是阶段性策略，最后都有纸里包不住火的那一天。最近有人胡言乱语，说什么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主动挑衅美国，也不主动向美国示强”云云，简直就是屁话！中国是不是主动挑衅美国，完全美国说了算，如果美国认定中国统一台湾就是挑衅，认定中国占据南海岛礁就是扩张，认定中国统治西藏就是威胁，中国又有何计可施呢？所以，这条路将越走越窄，直至最后难以通行、没有出路。

第三种主张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中国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个的历史逻辑的必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途。笔者始终坚信，不打破霸权的遏制与压迫，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崛起复兴，中国要实现崛起复兴，结果必然是霸权的失败，这二者完全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人类历史从来都只能在旧霸权的废墟上举行新生力量成人典礼，而从来没有在既有霸权框架下进行新王者加冕的任何可能，非洲草原上的狮子群里没有这种可能，人类社会也永远没有这种可能。

但是，在当代中国，要将第三种主张付诸实践，现在看还有相当大的难度，还要克服许多障碍，其中有如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必须打掉对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各种幻想

长期以来，有关美国霸权的本质，有关中美关系的本质，俨然都成了禁区，在中国简直有点讳莫如深，鲜见有认真与深入的讨论研究。但是，这却实在是一个要害问题，因为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有关中美关系的一切都将失去基准，就都要变得离奇古怪、离题万里了。这么多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中美关系各种判断之屡屡失误，无不根源于此。其中尤为严重的是弥漫在中国社会里各种对中美关系的绮丽幻觉、幻想，更是误人子弟、害人不浅。什么“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什么中美“同乘一条大船，风雨同舟”，什么中美“夫妻关系”，什么中美之间将出现“良性竞争”云云，这些东西完全脱离了基本的战略理性与力量逻辑，说得轻一点是善良愿望，说得重一点，就是痴心妄想，就是当年苏联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国际政治变种。

当今中国是一个快速进步上升的国家，正在发展成熟强大，这样的国家理应在思维与逻辑上日趋理性，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领域尤其如此。现在全世界都充分看到，任何国家同美国打交道都很痛苦严峻，甚至连美国的亲密盟友都概不例外，难道中国同霸权打交道就能那么柔情蜜意不成？难道中美关系就能那么风光旖旎不成？现如今特朗普的美国离不开谁？同哪个国家是“夫妻关系”？同谁在进行“良性竞争”？可以说，像一些中国人这般对中美关系感觉良好的人，在全球范围内都绝无仅有，都属于可怜的另类。

上述种种幻想与幻觉都必须打掉清除。现在，在这方面做工作的倒是美国，美国正以其最蛮横无理的霸权行径义务地充当中国人民的反面教员，无数中国人对美国的绮丽幻想是美国“帮助”打掉的，而中国的自己的主观能动还相当不够，这是中国走向“强起来”亟须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第二，需要从思想深度与理论高度上，清理过去种种认知与价值的错位

正在发展的中美贸易摩擦在许多方面都超出了中国主流国际问题“专家”、“学者”们的评估预判，因为在他们的思维逻辑与理论体系中无论如何也推导不出来这样的结果，但事实却无情地摆在了眼前。目前的状态是这些人并没有反思、认错，相反还尽一切办法指责美国当局的思维过时了、搞错了，俨然乎他们倒是真理在握一般。笔者以为。这是典型地认知错位。当然不能因此就说美国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把中国推向战略对立面，就是中国一些人认知错位造成的结果，但对中美贸易战这件影响至关深远的大事，当代中国国际政治学说对此毫无预见预警，足以证明那些甚嚣尘上的时髦理论不过是绣花枕头而已，华而不实、言过其实，完全不能契合已经到来的中美“战略竞争”。为此，中国必须在深刻反思清理各种对国际关系错误认知的基础上，发展建立一套适应和指导新战略形势与新冷战的理论与思想体系，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可说是严重地滞后。

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已经到来，中国已经无法拒绝，就像贸易战一样，愿意得接受，不愿意也得接受，中国必被揪上擂台不可。这场空前的竞争将充分展现中美关系的残酷性与严峻性。对此，任何一个理性、爱国的中国人都不能心存丝毫侥幸，不能指望中国继续通过扩大开放获得美国的认可，也不要以为继续装熊报赖就能换取美国的怜悯，放中国一马。有人胡说什么，中国“在遭到美国挤压时，必须坚决抵制，决不纵容美方无理做法。但我们的抵制不应超出对等的范围，不搞过度抵制”。真不知道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以及在那些民运、异见人士等问题上，中国能拿什么来同美国对等，拿什么来测量这其中的“度”。类似这样的认知错位，在今后都必须坚决地清理才行。

第三，完善与发展国家新的内涵丰富的全球战略政策

国际局势风云莫测、变幻多端，仅仅冷战结束以来就出现过几次阶段性的大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国家的地区与全球战略都必须因时而变、因势而变，从来没有绝对的、一概的“以不变应万变”。以目前的中美关系而言，“战略竞争”经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轴与动力源，中美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将主要围绕这个主轴或主题而展开，不仅如此，考虑到中美两国各自的体量与能量，彼此之间展开竞争所带来的冲击波，必然要冲击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使他们无法置身事外，都面临选边站、倾向谁的问题。这就给中国带来空前严峻的敌、友认知的大课题。今后，中国必须严肃认真地回答，在浩大的中美“战略竞争”过程中，谁是中国的朋友，谁是中国的敌人，中国应该到哪里去找朋友，应该看清敌人在哪里，这是中国全球战略的首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理论与思维进行深入的反思与修正，其中特别是关于国家联盟的观念，关于对外开放的主要指向，关于现行国际秩序体系的态度等等，都需有新发展，进行新完善。至于有人说，中国应“不挑头与美对抗，以多边方式针对美国的霸道行为开展斗争”。这种话，在美国把“战略竞争”矛头主要指向中国的情况下，简直就是废话屁话。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世界上出现一个反美同盟，而中国可以置身事外，可以躲在一边当逍遥派而坐享其成、收渔人之利。在俄罗斯、在伊朗、朝鲜、土耳其等国，任何人都不会这么傻，能让中国去捡这种战略便宜。

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废话。大概真正有用的就一句，那就是历史已经发展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即世界需要中国做一个中美“战略竞争”的合格对手，美国呼唤中国做个称职的“战略竞争”对手，如此这般中国才能赢得世界的尊敬，同时也赢得对手起码或基本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