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从万隆到当下——亚非拉面临的新旧挑战_风闻

文 |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译 | 王立秋

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1931.9-2018.8）

一、全球的框架，更长远的眼光

1.万隆和不结盟运动(NAM)国家

万隆会议宣告了亚非诸国通过一个有益于所有劳动阶级的，真正独立的持续发展进程，夺回其主权并完成其独立的意志。在1955年，大多数亚洲和中东国家都在二战结束后夺回了它们的主权，而在其他地方，则存在奋斗中的解放运动——尤其是在非洲，这些解放运动是直接以实现这一目标为目的的。

万隆会议

正如万隆会议的领导者们所回忆的，这次会议是第一个“非欧洲”（所谓“有色”）国家举行的国际会议。这些国家的权利曾遭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历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否认。虽然在大小、文化和宗教背景以及历史轨迹上存在差异，这些国家一致抵制西方列强专为自身利益而建立起的殖民和半殖民的全球化模式。但万隆会议也宣告了这样的意志，即亚非诸国要通过进入一个真正的、加速进行的内向型发展进程，夺回它们的主权：这正是它们与历史上的帝国主义中心国家一起平等地参与塑造世界体系的条件。

       正如苏加诺总统（Soekarno）在其致辞中所说，这次会议把选择不同方式和手段以实现各自发展目标的各个国家联合到一起。一些国家（中国、北越、朝鲜）选择了他们所称的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社会主义道路”；另一些国家则构想了具有国族和大众特色的发展道路，与社会进步改革相结合［可称之为“国族/大众”计划：苏加诺的印尼、尼赫鲁（Nehru）的印度、纳赛尔（Nasser）的埃及，以及其后许多其他国家均为例证］。所有这些国家都优先考虑经济的多样化和工业化，以摆脱仍是农业和矿业商品生产者／出口者的限制。他们都认为，国家必须承担起控制这一过程的主要责任。他们也认为自己的目标（特别是进入工业时代这一点）在根本上可能与全球体系的统治逻辑相冲突；但他们所处的位置，又允许他们成功地迫使全球体系做出调整，以适应其需求。然而，许多加入不结盟运动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并未采取确定的立场，以为有可能在全球体系的配置框架内寻求发展。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1901-1970年）

在这里我们需要回忆的是，所有亚非国家都得益于NAM的存在，无论它们的选择为何。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万隆首倡的政治团结带来了回报。比如说，倘若没有OPEC和NAM的话，一个像加蓬那样的国家是不会获得那么多的石油租(oil rent)的。因此，强调也就放在了政治团结上，而NAM国家也都一直支持尚存的殖民地（葡萄牙殖民地，津巴布韦）人民的斗争（包括武装斗争），并反对南非和被以色列强占的巴勒斯坦的种族隔绝。

截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NAM的历史，在每一个国家内部，确切来说都是围绕上文界定的那个主轴的，内部的政治与社会的斗争的历史：其轴心在于这样一个问题，即，对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有意义的发展来说，有效的替代性策略是什么？这些斗争也和国际舞台上的冲突，特别是东/西冲突结合在一起。然而，我们绝不能认为，万隆会议上的提议，及NAM对这些提议的贯彻，是冷战带来的意外事故，就像昨天和今天的西方媒体呈现的那样。苏联确实站在NAM这边并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亚非的斗争，特别是回应西方的经济掠夺（有时也是军事侵略）的斗争。但苏联这样做的原因仅仅是，苏联和中国，从根本上说，也被排除在参与一个真正平衡的多中心模式的全球体系带来的好处之外。与此构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列强千方百计地与NAM斗争。因此，西方媒体表达的那种观点，即随着冷战结束、1990年苏联解体以及中国走出毛主义的道路，NAM也失去了它的意义那种观点，是没有意义的：不平等的全球化提出的挑战依然存在。帝国主义国家与万隆和NAM斗争。由国内反动势力组织，得到外国干涉支持的政变终结了许多受国家体系和民族国家民主经验激发的万隆国家（如印尼、埃及、马里、加纳和许多其他国家）。为历史上的苏联的和毛主义的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内部矛盾的日益增长，以及为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民主经验所特有的种种矛盾，为帝国主义的三位一体（注：阿明说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心的美国、欧洲和日本，或称帝国主义三巨头）的反攻铺平了道路。

在万隆和NAM期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且历史地说也是积极的，不管它们有怎样的局限和缺陷。那种认为“万隆失败了”的看法——就像西方媒体表达的那样——纯属废话。而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说的，是万隆和NAM体系，尽管有成就，却也不能超越其局限，因此也就逐渐地失去其生命力，被侵蚀而最终失掉其内容。

2.一个没有万隆和NAM(1980-2010)的世界

1974年在阿尔及尔NAM表述了一个一贯且合理的计划（新国际经济秩序），这个计划邀请（全球）北方国家调整自身以适应为追求（全球）南方的发展所要求的那些需要。这些提议遭到了西方列强的全盘拒绝。帝国主义的三位一体的反攻的目的，在1981年于坎昆举行的G7会议上得到表述，那时，里根宣布“我们比他们更清楚他们需要什么”。他的意思是进行单边的结构调整，拆解（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体系，（要求其）实行私有化以及对财政掠夺与自然资源的劫掠保持开放，也就是说，（要求它们接受）“华盛顿共识”。

对三个大陆的社会来说，与这种帝国主义全球秩序之部署相关的战略后果还记忆犹新：一方面，是在由多国控制的离域工业(去地方化、去在地化的工业)和地方所有的外包工业及服务业中对廉价劳动力的超级剥削，另一方面则是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剥削——这种剥削是专利于（维持全球）北方的持续富裕与浪费的。这些资源不止包括石油、燃气和矿产，也包括日益增长的农耕地（土地抢夺）、森林、水、空气和阳光。在这个方面，挑战的生态维度已走上前台。这样一种“失业发展”的模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灾难：日益严重的贫困与（社会）排除，乡村无主地向贫民窟的退化，以及悲惨的，非正式的生存活动，失业，特别是青年的失业，和对女性的压迫等等。在万隆时期开始构建的，连贯的国民生产体系被系统地拆解了，合理的公共服务（健康、教育、住房、交通）的胚胎也被摧毁了。

反对这些灾难的抗议还不够。我们需要理解创造这些倒退的进程；且如果没有对体系中心的资本主义的转变，也即，资本的集中与资本控制的集中化、金融化的进程的严格分析，要表述对这个挑战的充分回应也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环境中，常规的，衡量发展的手段失去了意义；一个遭到这种失业的发展模式袭击的社会可以在某些方面，基于对资源的掠夺、由于只利于少数的涓滴效应的关系，依然享有很高的发展速率。同时，金融垄断资本对生产体系的集中化的管理，也导致了其通过寡头来进行的，对政治生活的控制，这又抹掉了代议制民主的意义。

然而，在那种全球性灾难的框架内，一些（全球的）南方社会已经有能力利用深刻全球化的新全球秩序了，看起来，它们甚至还以成功的制造业商品出口者的身份“参与”那个框架。这些成功反过来又滋养了这样的幻觉，即，这样一种尊重资本主义积累和全球化市场之基本法则的进步，可以维持下去。我们需要把对成功的新兴经济体和帝国主义的三位一体（在对特别自然资源的准入上）的日益增长的冲突的分析，和对与这些进程相关的内部不平衡的分析也纳入考虑。

社会的灾难也带来了一场同样巨大，或者说更加巨大的政治灾难。在过去，NAM成功地在对国际政治的管理上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多中心状态，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则摧毁了这一局面。以UN，NAM，G77加中国为代表的国际共同体的合法性，已为使之让位给一个自我任命的，规模仅限于G7和少数几个被挑选出来的“朋友”（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它们可不符合民主共和国的模型！）的所谓的“国际共社会”而遭到了罢黜。这个所谓的“国际社会”大肆鼓吹的金融、经济以及最终的军事干涉，再一次否认了所有亚非拉人民的主权权利。

3.朝向万隆精神的复兴和对不结盟国家反全球化战线的重建

亚非的国家和民族复兴的第一次浪潮——这次浪潮塑造了人类史上的大转变——是在针对作为当时全球化模式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不结盟国家的框架内，秉持着万隆会议的精神组织起来的。如今，同样的那些民族国家，以及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那些民族国家，又遭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挑战，而后者本质上说不比之前的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更平衡。因此，这些国家必须联合起来，以像它们过去那样，成功地面对挑战。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将滋生一次三大陆的复兴与进步的新浪潮。

NAM只把亚非的民族国家联合起来。拉美的国家——古巴是例外——并没有加入该组织。这一失败的原因是有案可稽的：1）拉美国家自十九世纪初起就一直在形式上是独立的，它们并不共享亚非民族国家夺回其主权的斗争，2) 美国通过门罗主义对该大陆的支配并没有遭到当时的任何一个国家政权的挑战（古巴除外）；美国的组织包括主子（美国），出于这个原因古巴正确地称之为“美国殖民部”，3) 统治阶级，“欧洲精英”把欧洲和美国看作有待复制的模型。处于这些原因，建造一个“三大陆”的尝试没有成功：三大陆只是通过斗争（经常是武装斗争）中的运动才结合在一起，但当时该大陆的所有国家政权都排斥这种联合。

不结盟运动的支持者

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1) 近来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已经成立了它们自己的组织（CELAC，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这些组织把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外，因此也在形式上拒绝门罗主义；2) 新的人民运动已经创造了一种对其社会的多民族特征（美国印第安人，欧洲经营，非裔）的意识；3) 这些运动也提出一些摆脱新自由主义束缚的解放的策略，应用这些策略而取得的成功，在一些方面可以说超过了在（全球）南方其他地方取得的成就。因此，如今，NAM的复兴必须纳入它们（拉美国家）并打造一条三大陆战线。

在斗争中，三大陆国家应当团结围绕的轴心，可以这样表述：建造一个反新自由主义的不平衡的帝国主义的全球化的共同战线。

我们已经看到，在万隆会晤的国家在如何战胜帝国主义支配和建设它们的社会方面持不同的见解；然而它们却能够克服那些困难，以成功地面对共同体的挑战。今天也一样。三大陆的统治力量和尚在斗争中的人民运动，在面对同一个却更新了的挑战的方式和手段上也有所分歧。

一些国家发展所谓的“主权计划”：联合积极的国家政策以实现系统地建构一个以进攻性的出口能力为支撑的，整合连贯的现代的工业化的国民生产体系的目标。在关于对外国资本和各种资金流动（外国直接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投机性的金融投资）的开放程度、方式以及最终的管制上，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段的观点又有所不同。在开放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准入方面的政策也提供了一个涵盖不同选择和不同优先次序的广泛光谱。

在尚在反对执政的权力体系的人民运动的计划和行动中，我们也发现类似的差异。不同的优先考虑也构成了一个广泛的光谱：民主权利、社会权利、生态关怀、性别、经济政策、农民对土地的准入等等。在少数一些情况下，人们也试图把这些不同的要求放到一起，以形成一个共同的行动战略计划。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方面的成就也是乏善可陈。

如此广阔多样的处境和态度确实给所有人创造了各种问题；它们甚至可能生成国家之间和/或斗争的各方之间的冲突。

二、于2015年10月在印尼举行会议的提议

       于2015年10月在印尼举行的庆祝万隆会议六十周年的会议，为讨论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如果讨论可以涉及所有的大难题就好了。讨论应该对不同的见解和提议保持开放，牢记我们的目标是秉持建设的精神，为反全球化的不结盟运动的复兴作出贡献。

庆祝万隆会议六十周年的会议

以下提议当然没有涵盖所有的问题，而只是有选择地涉及其中的一些大问题。

       在另类实践世界论坛（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和第三世界论坛（ThirdWorld Forum）的框架中达成的网络将在10月底组织三次圆桌会议，每次圆桌会议将邀请五位发言人（发言人依其能力以“主题发言人”或“受邀发言人”的身份被邀请）。我们应在适当的时候选出这些发言人。除了参加我们的圆桌会议之外，当然也欢迎这些发言人应邀参加在印尼组织的其他讨论。

       讨论的问题应考虑对万隆时期的相关回叙，并从过去吸取经验教训。尽管如此，讨论的焦点应集中在当前的挑战和有助于前进的可能回应上。我们应把注意力集中到近期的不结盟运动会议所表达的立场上，尤其是2014年5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会议。尽管每次圆桌会议所提议题的具体内容仍有待确定，我们将在下面提供一些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提议。这里只是提出问题，并不试图将它们纳入一个整体的行动计划。此类演练可以为期待中即将到来的丰富讨论所得到的结论做一个预估。

圆桌1：建构亚非拉和加勒比国家、民族和人民之间的政治团结

1) NAM的历史已经证明，（全球）南方国家展开的政治团结是有成果的。（如今，在这些国家）在万隆会议上遭到谴责的殖民遗产已经被清除了——巴勒斯坦除外。因此，重建与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展现的努力，是必需的。

2)

今日的重大挑战，来自于美国/北约/日本以确立起对全球的军事控制为目标的战略部署——为此它们不惜进行军事的威胁和干涉，并通过事实上仅限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所谓的“国际社会”，来给这些干涉以虚假的“合法性”。在对这些（在各处）导致整个社会的毁灭之结果（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是这些结果的悲惨的例子）的干涉的分析之外，我们还应在讨论中评估三大陆国家共同体对此核心挑战的回应（或回应的缺失）。挫败（帝国主义）全球军事控制计划是一种替代性的，对世界政治体系的重组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这个新的体系将确保各个民族国家有权利自由地选择它们自己的发展道路，并确保它们之间的和平共存。许多与这个核心问题相关的问题，比如为废除美国军事基地而进行的斗争，对所谓“反恐斗争”之含义的评估，国家恐怖主义等等都是可讨论的议题。

3)NAM和G77加中国已经成功地使联合国纳入了表述人民之权利以及发展之权利的章程。在这里我们也欢迎提出旨在强化贯彻那些权利所需的方式与手段的倡议。

4)NAM和G77加中国应该考虑展开系统的努力，以重建联合国作为国际共同体之代表的合法性。

5)NAM，G77加中国，CELAC（拉美与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和非盟应该协力。我们欢迎使它们的合作制度化的（共同的秘书处？特别工作组？）提议。

6)我们也不应忽视三大陆国家之间在陆海边界上的冲突。也许，我们的讨论应该聚焦于创造为清理这些冲突和避免其为意图破坏我们之间的团结的帝国主义列强操纵这个目的提供方法与手段的制度框架。

圆桌2：推进三个大陆的主权、民众和民主的另类计划的建设

1)我们应该从从NAM国家试图建设内向的国/民经济——就像这个文件的A部分中提到的那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开始。所有这些经验（以及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经验）中的一个大的缺陷在于，它们忽视了发明确保更高级的民主（后者反过来又是经济和政治领域一切有意义的有效管理的前提条件）之进步发展的方式的基本重要性。这个缺陷滋长了去政治化的倾向，而后者又为种种构成我们所需要的，基于一个更新了的“主权计划”的，适应我们当代世界之挑战的替代性方案的障碍的，怀旧主义的幻想所吞没。

2）“主权计划”这个概念本身就必然是一个讨论的主题。考虑到跨国投资对所有国家各部门的渗透程度，我们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即，这里所说的是何种主权？

为获取利用自然资源之机会(access

to)而进行的全球斗争，是当代资本主义之动力机制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全球）北方在各种资源上的依赖，以及中国日益增长的要求构成了对南美、非洲和中东那些资源禀赋特别丰富，而历史上又经常遭到掠夺的国家的挑战。我们能够在这些领域发展出像开始将有利于所有人的，对资源的理性、公平的全球管理那样的国家与区域政策么？我们能够在中国和（全球）南方各国之间发展出与此视角一致，把中国获取这些资源的机会，与对相关国家的工业化的支持（这是OECD的所谓“捐赠者/施主们”拒绝做的）关联起来的关系么？

一个独立的国家政策依然是脆弱不堪的，如果它没有得到真正的民族与人民的支持的话，而后者又要求这样的政策建立在确保各阶级人民都受益于“发展”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这就是抵制帝国主义计划在政治上造成的去-稳定化（即动荡）影响的主权计划取得成功所需的社会稳定性条件。因此我们必须考察现存的或潜在的主权计划与权力系统的社会基础之间的关系的本质：它是一个民族的、民主的和人民的计划，还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虚妄的计划。

非-大陆国家能发展主权计划么？它们的局限是什么？何种形式的区域联合有利于这样的进步？

3)为未来——即便很遥远——所作的准备，始于今天。我们想要的社会模型是什么？基于什么原则？是个体之间的毁灭性的竞争，还是对团结的好处的肯定？我们要的是给不平等以合法性的自由还是与平等关联的自由？是对全球资源进行罔顾未来的掠夺，还是把全球生命条件之再生产所需的那些确切措施也纳入考虑？未来必须被看作对普世人类文明更高阶段的实现，而不仅仅是我们所认识的一种更加“公平”或更加“有效”的文明模型（“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为避免停留在一厢情愿的境地，为避免重走十九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老路，我们应该确保在以下主题上做出回答：1）今天，询问在过去中表述的“乌托邦”的是什么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科学知识？2）什么是我们关于全球生命之再生产条件的新的科学知识？

4)总而言之：这个目标及得上今天的富裕社会，比如说美国（这是中国的目标）、德国、日本甚或欧洲的富裕小国（其他国家的目标）（这个目标）么？这样的目标是可欲且可能的么？还是说这目标更具野心：为我们三大陆的社会对人类文明更高阶段之发明做贡献创造条件？

​圆桌3：回归农业问题；应对日益增长的土地获取不平等所提出的挑战

1)我们认为，必须给亚非拉的农业问题以特别的关注。理由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大举进攻三大陆的小农农业（众所周知的“土地攫取”的过程）。对当前全球化的这个主要成分的遵从只会导致三大陆数亿人的大规模贫穷化/（被）排除/赤贫化。并因此而终结我们社会在全球民族国家社会中上升的一切尝试。因此，任何有意义的替代性的发展模式必须基于相反的原则，即，尽可能地平等（或至少尽可能地不那么不平等）地给所有农民利用土地的机会(access to)，把这当作建设一个连贯的，结合工业生产与食品主权的，现代主权生产体系（之计划）的一部分。

2)以富有的家庭农业和/或农业公司为代表的现代的资本主义农业，现在正意图对第三世界的农民生产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在北美、欧洲、拉美南锥体和澳洲的，受限于资本收益原则的资本主义农业，只雇佣几千万农夫，但它们的生产力却达到了全球层面的最高纪录。另一方面，人类中的近一半——也就是说，三十亿——人却依然采用农作体制(peasant-farming

system)。要是“农业与食物生产”被当作服从放开监管的市场中的竞争法则的另一种形式的生产来对待的话，会发生什么？这些原则会促进生产么？确实我们可以想象：五千万额外的，新的现代农民，（当然能）生产（出）当前三百万农民在确保他们自己的（可怜的）生存外，在市场上所能提供的一切。但这样一种替代性方案取得成功的条件，将使好地向新的农业从业者（我们不得不从当下的农民社会中夺取这些土地）的转移，开放市场（以购买设别）和开放消费者市场成为必然。这样的农业从业者确实能够与当前的数百万农民“竞争”。但对那些农民来说，有会发生什么呢？成百万上千万的“非-竞争”的生产者将在短短数十年内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用于给替代性的“竞争”学说以合法性的主要论证是，这样的发展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确实发生了，而且它最终也带来了现代的富裕的城市-工业-后工业社会和能够养活国民甚至还有出口余力的现代农业。为什么当代第三世界国家就不能重复这个模式呢？这一论证没有考虑到以下两个使那种模式的生产在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变得几乎不可能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欧洲的模型是在一个半世纪里，与劳动密集的工业技术一起发展起来的。现代的技术则远非如此。因此，如果第三世界的后来者要使他们的工业出口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话，他们就不得不采纳那些技术（注：即现代的非劳动密集型的技术）。第二个因素是，欧洲在大过渡期间，受益于那种可能性：即，他们的“剩余”人口可以大规模地向美洲移民。

我们能够想象其他基于使所有农民能够获得土地这一原则的其他替代性方案么？那个框架暗示着，在维持农民农业(peasant

agriculture)的同时，也要参与一个持续的技术/社会变革与进步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这将允许在逐渐建设一个连贯的现代工业生产体系的同时，逐渐向非农业雇佣的转变。

这样的战略目标也意味着我们要采取保护农民食品生产不受现代化的农业从业者——国内外的农工联合企业——的不平等竞争的危害。它对工业-城市发展模式提出质疑，认为后者不应过多地优先考虑出口，以出口为导向——这本身就在利用低工资的优势（低工资反过来又意味着食品的低价格）——而应该更专注于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平衡的，对国内市场的拓张。同时，这样一种对原则的选择，也利于在整体方案中整合确保民族食品主权的政策模式，后者是一国成为全球共同体之成员、享有必不可少的自主与谈判能力的必要条件。

3)

在这方面，万隆时期的记录提供了一幅混合的图景。中国和越南秉持这种精神，给所有农民以获得土地的权利。但在其他地方则不是这样。一些更加激进的民族/人民经验确实进行了限制摧毁农民农业体系进程的土地改革。但总的来说，以及更特别地，就拉美而言，这个令人悲哀的进程（注：即摧毁农民农业体系的那个进程）还是继续下去了。

2014年7月1日

本文首发于亚际书院微信公号，本文系完整版，原载高士明、贺照田主编：《人间思想 第六辑：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人间出版社，2017年。感谢亚际书院和译者王立秋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