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以保护青少年为由抵制漫画，其实在日本也发生过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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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把动漫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日本，也曾出现过“动漫有害论”的风潮，并且不断变换着新的形式持续到今天。

文/palomar

编辑/居北

就在《风语咒》口碑票房走势良好的当下，昨天有网友发现，在B站、爱奇艺、优酷等多个视频网站上，《画江湖》系列多部动画被下架，据ACGx报道，“若森数字相关人员表示，将会对下架的系列动画进行内容方面的整改。”

纵观近期的各种整治下架事件，我们不难发现有关部门对“二次元”的监管正在收紧。

上周，相关部门对包括动漫之家、腾讯动漫、网易漫画、有妖气、哔哩哔哩等27家网站进行了集中执法检查；而早在7月27日，在各大视频网站上，就有包括《十万个冷笑话》、《中国惊奇先生》等多部作品疑似下架整改；哔哩哔哩更是在7月20日被央视点名批评，随后B站App也从各个应用商城下架。

面对二次元文化与“健康网络环境”的冲撞，不少网友一边戏谑“重回网盘时代”，一边愤懑不平：“你看看人家日本的动漫市场”。

作为动画大国的日本，在动漫产业上一直都给我们留下一种“开放”的印象，好像除了严格把控不同类型动漫的放送时间之外，在动漫的题材上总是放任自由。比如在国内被视为违禁的“里番”，在日本已有86年的历史。

实际上，即便是在把动漫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日本，也曾出现过“动漫有害论”的风潮，并且不断变换着新的形式持续到今天，其中争议最为激烈的，当属50年代末的“驱逐坏书运动”（悪書追放運動）。

“驱逐坏书运动”并非是一个针对漫画新名词，早在战前的昭和时代，因与日益加强的军国主义思想格格不入，法学者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和马克思《资本论》就已成为了被日本政府禁止的对象。发展至最严重的时候，仅仅持有这些书籍便会被特高警逮捕。

到了战后，随着美国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革，出于政治立场对书籍的禁令渐渐消除。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各类品质低劣的文化产品渐渐充斥市场。在当时，最流行的儿童漫画是在杂志上连载的「赤本漫画」，在那个战后物资贫乏的时代，赤本漫画以拼凑抄袭节省成本而带来的低价，和吸引眼球的暴力与色情内容吸引了大量读者。

但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抵制也随之而来，出于对给青少年带来不良教育的担忧，和专职漫画家与大型出版社对盗版的抵制，**日本警视厅成立「防止犯罪协助委员会」。粗制滥造的赤本漫画自此得到整顿。**1948年至1950年，赤本漫画的销量达到巅峰后，紧接着便很快销声匿迹了。

赤本漫画

随着之后日本经济的逐渐好转，漫画市场也逐渐趋于正规，职业漫画家和大型出版社成了漫画市场的中坚力量。但是，色情，暴力，“不劳而获”思想永远是吸引读者的不二法宝，即使是大型出版社，也往往在漫画内容上大打擦边球。

漫画的供不应求使得许多水平不佳的漫画家进入市场，当时还没有漫画家助手制度，赶不上交稿期限请人代笔的事件时有发生。剽窃事件同样层出不穷，连载在在《周刊少年Magazine》的一部漫画，被指出大范围地抄袭手冢治虫的《失去的世界》。

**数量优先，无视质量的状况使得50年代的漫画市场开始重复赤本漫画的老路。**杀人和暴力场面，色情怪诞的刺激描写与粗俗的语言招来了大量批评。对不良书籍的抵制在民间开展起来，其中尤以家长们对不良漫画的非议最为激烈。

1955年，日本各地的「父母-教师联盟」（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日本儿童守护会」和「母亲联合会」等民间组织发起了抵制低俗漫画的焚书运动，在教室收缴孩子们的漫画，并集中在操场焚烧殆尽。紧接着，随着大众传媒的介入，驱逐坏书运动成为了全国瞩目的重大事件。

《日本读书报》发表了名为“儿童杂志的真实情况”的四次特辑，第一辑发表了战争漫画的残酷描写，第二辑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少女漫画上，第三辑报道了漫画附录过多的问题，最后一辑记录了教师们对儿童的指导。一连串的报道使驱逐坏书成了全国性的话题，《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主流报纸也进行了长篇专题报道。

**事情很快变得难以控制，原本针对低俗漫画的抵制活动蔓延到热门的儿童漫画领域。**除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山川惣治的《少年肯尼亚》以外，手冢治虫的《铁臂阿童木》，《缎带骑士》，杉浦茂的《猿飞佐助》和武内纲义《赤胴铃之助》也都先后成了驱逐坏书运动的对象。当时有报道甚至声称，《铁臂阿童木》导致了儿童跳河自杀事件。

**以手冢治虫的作品为代表，这些后世看来无疑质量上乘的作品成为批判对象，可以看出驱逐漫画运动已经逐渐脱离了单纯的“低俗漫画抵制活动”。**战后经济的迅速增长所带来的混乱状况，政治体制与法制化的不完善，青少年犯罪现象的日益严重，使得漫画成了保守父母们的发泄目标。青少年们喜爱的漫画，无疑成为了种种社会现象的替罪羊。

面对这种状况，漫画编辑们开始积极地商讨对策。同年，“日本儿童杂志编辑会”成立，编辑们积极发行报刊，表达漫画家和编剧们自己的立场，山川惣治和手冢治虫等人也组织起“东京儿童漫画会”，对社会上的批判进行反驳。

手冢治虫在自传《我是漫画家》（ぼくはマンガ家）中回忆自己与“驱逐坏书运动”做斗争的经历时回忆道：

“**驱逐坏书”本来是针对青年向的三流杂志的，但渐渐地，矛头对准了儿童向漫画。**当时PTA检查一部漫画的方法，简直是鸡蛋里挑骨头，甚至会一页一页地统计漫画中出现几次手枪。

“文字几乎没有，全是咚咚的拟声词和悲惨的喊声，这对读书教育是完全有害无益的。”

“绘画低俗，颜色全是红色，把这些东西给孩子们看，无疑会使他们艺术感觉麻痹，荒废情操。”

这就是他们认定一部漫画是不良漫画的理由。冈山的PTA将漫画书籍和色情杂志一起烧掉，就像“巫女审判”那样，全国对于儿童漫画的批判也越演愈烈。后来，儿漫长屋（手冢治虫所属的漫画创作团体）召开集会商讨对策，但是即使决定说“以后只能画好的漫画了”，也拿不出具体的方法。

说到最后，好的漫画就是什么呢？是对父亲和兄长们来说是好漫画的漫画吗？那它们对孩子来说是好的漫画吗？换句话说，长辈和教育者们真的有决定一部漫画好坏的权力吗？

 很多主妇认定《赤胴铃之助》是好的漫画，仅仅因为她们认为其中宣扬了对长辈的孝行。漫画可完全不能这样简单地分类啊，再仔细询问这些主妇们，她们对《赤胴铃之助》以外的漫画基本一无所知，甚至《赤胴铃之助》都并非是通过漫画，而是通过广播才了解的。

有时，长辈，教育者或者评论家们将他们认为好的漫画向孩子们推荐，结果根本没有人愿意去读，退回的漫画堆积成山，出版社也不会再版了。

回头看来，**50年代末期的“驱逐坏书运动”，与其说是对危害儿童身心的低俗漫画的一次净化运动，不如说最后已经发展成了对儿童漫画这一事务本身的抵制。**无论漫画自身的质量如何，价值观是好是坏，只要被打上使儿童“玩物丧志”的标签，就会被一棒子打死，成为和色情漫画一视同仁的“坏书”。

最终，这次的“驱逐坏书运动”，在手冢治虫等人的抗议中逐渐偃旗息鼓，随着日本经济矛盾的逐渐缓解，和漫画分级制度的确立，对于漫画是否会对儿童造成不良影响的问题也逐渐少有人关注了。直到1989年的“宫崎勤事件”，色情漫画才再次成为众矢之的。

最近，动漫作品需不需要“三观正”，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文艺作品需不需要承担读者和观众们的道德教养责任，是一个长年累月被争论的问题。在现代文学理论中，文艺作品自成一体，三观和道德上的评价仅仅是读者解读的一种可能性，并不能作为批判作品的理由。

然而与严肃文学不同，**动画与漫画作品是直接以观众和读者为导向的商业作品，在画家创作漫画的时候，读者的接受问题是不得不考虑的。**于是，在打色情暴力擦边球，以吸引读者促进销量的同时，道德上的克制也必然是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时，管理者与儿童监护者们对漫画和动画的评价，也应该摆脱单纯的“数手枪出现次数”的粗暴评定方式，以更加清晰有说服力的标准来实施。“一刀切”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在利益与责任，监管和滥用权力的对立之中，动画漫画创作者与家长和监管者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止过。不过，如何在不断的争吵中确立动画漫画作品应有的底线，如何使得整个行业朝着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是远比展开骂战更有价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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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竹内オサム：『戦後マンガ50年史』　筑摩書房　1995

手塚治虫：『ぼくはマンガ家』　毎日新聞社　1969

NHKスペシャル　ラストメッセージ第１集　「こどもたちへ　漫画家・手塚治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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