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彷徨与坚守_风闻

执笔：刀贱笑  

1948年8月12日，作家朱自清在北大附属医院去世。

再过仨月，他就50岁了。北平文艺界年初就开始筹备茶话会，想在11月22日那天给他祝寿，顺便纪念他30年来的创作成就。不想6月起他就胃病复发卧床不起，8月初手术后又并发尿毒症，没能再多熬些时日。

在他身后，悼念如潮。教育界、文艺界很多人写文章，夸他是好教授、好作家、好的青年导师。但也有余冠英、叶圣陶等少数挚友，在回忆他憔悴清瘦的“背影”之余，提起他去世前几年精神上沉重忧郁，“常想到死”。

搅动晚年朱自清心境的，不是对死的恐惧。

钱理群在《1948：天地寻黄》中描述朱自清去世前的心境，说他对死亡很认真：想在死神降临前，思考他和同类知识分子，还能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做点什么。

在变动的大时代里，知识分子有何责任、作何选择，这是朱自清一生都在思索的问题。

纠结

1948年7月23日，在吴晗邀请下，朱自清出席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举行的“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座谈会，那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政治活动。

在从北院家里去会场时，他走一会停一会，断断续续对吴晗说：“你们是对的，道路走对了。不过，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大习惯，要教育我们，得慢慢来。这样就跟上你们了。”

这样的表态与反思，对朱自清来说实在不易。

1940年代开始，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方向变得清晰。闻一多、吴晗等大批人文知识分子“左”转，但朱自清被认为转得不够纯粹。

吴晗谈朱自清，说他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曾是自由主义者。这道出了朱自清一生的思想纠结。

1898年，朱自清出生在清末江浙一个地方小官家庭，从小读私塾；20岁时进北大读哲学，一度很喜欢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唯心主义思想。罗素来中国讲学，大谈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鼓吹调和，朱自清据说是拥趸之一。

这样的阶层出身和文化教养，变成朱自清沉重的负担。

他不是不爱国。北大期间，朱自清读书用功，3年就学完哲学四年课程，提前毕业。但在五四期间，他却频繁请假甚至旷课。

他参与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工作，活跃在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向社会宣讲新思想。更重要的，他一个学哲学的，竟也拿起文学的笔，化身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旗手。

北大期间，朱自清结识了共产党人邓中夏。但较之邓中夏等人的激进，朱自清性格上温和，立场上软弱，没能走上革命道路。

朱自清后来自我剖析，他说自己在情调、嗜好、思想伦理和行为方式上，“都是小资产阶级的”，说自己是不配革命的人，这“小半由于我的性格, 大半由于我的素养。”

1920年北大毕业后，朱自清回江浙老家教书，他想继续写自己的诗文，继续五四的启蒙。

但五四运动退潮后，社会思潮迅速分野，一部分知识分子倾向于俄国式的共产主义革命，另部分人则偏向自由，投向国民党和西方怀抱。

这时候，朱自清变成了一个夹在中间的人。

1925年，经好友俞平伯推荐，朱自清回到北平，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那时候，清华、北大、燕京等学府，已经变成自由主义大本营，大批教授都是留洋归来，很容易形成自由主义的思想氛围。

这种氛围，是朱自清本来就倍感亲切的。他虽是“土教授”，也还是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但同时，前几年在江浙教书时，他又结识了叶圣陶、郑振铎等一些进步作家，他们的思想和价值倾向，与徐志摩、陈西滢等那些喝“洋墨水”的教授们截然不同。

正当朱自清在“中间状态”犹疑时，1925年—1927年大革命血的现实，第一次震撼了他。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他还在浙江宜人的白马湖畔教书。听说上海南京路上血流成河，朱自清一反温和之态，奋笔写下著名的《血歌》，控诉帝国主义英国的巡捕射杀中国工人。

回北京没多久，就发生了“三一八”惨案。那天朱自清跟着清华学生队伍去执政府情愿，万没想到，等着他们的是冷飕飕的子弹。

那是朱自清第一次听到枪声。事后他回忆说，自己被溅了一身血，马褂上手背上都是，屠杀已在进行，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在陈西滢、徐志摩等一些人为段祺瑞执政府开罪，不赞成激怒帝国主义，甚至污蔑群众是受人利用时，朱自清截然相反，清楚表达了他的态度。

只可惜，悲愤没能让朱自清再往前走一步，却让他感到虚无：文化启蒙和教育救国，在血的事实面前幻灭了。他的价值立场，也没能在政治形势剧变下发生转变。

1927年 “四一二”，蒋介石背叛大革命后，强烈的挫败感让朱自清陷入了痛苦的泥潭。

1928年，他写下《那里走》一文，倾诉内心彷徨。“那里走”实为“哪里走”，他舍不下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不想革本阶级的命，但同时又不愿迎合反动势力，“挺身与无产阶级斗争。”

不能革命, 也不妥协, 最后他选择躲入书斋，“消磨一生”。

“左”转

1928年经历了“哪里走”的思考后，朱自清细心地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他拒绝加入任何党派，也不再参与任何带有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团体。

只是这动荡的时代和脚下灾难深重的土地，依然不停叩击他的内心，让他无处遁世。

到了抗战时期，无论在心理上还是现实中，他的“逃避所”都被打碎了。

1935年12月，北平学生游行，反对晋察政务委员成立，结果与国民政府军警冲突，朱自清当时就跟在队伍后面。

1936年3月，警察搜查清华宿舍，逮捕爱国进步学生，当时有6名学生躲在他家。

这时的朱自清，已无法忽视全民抗战的热情，他的爱国情感冲破了自设的逃避所，逐渐显示出了政治态度。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他在现实中的逃避所也没了，清华大学被日军占领，他和其他一种教授学生西迁昆明，1946年才回北平。

1940年代后期的动荡，让朱自清不得不再次直面现实。20年前“哪里去”的问题，也再次被提出来。

抗战刚一胜利，国民党在国统区的威望达到顶点，但随后的内战、独裁和腐败、无能，很快让它积累起来的政治信用消蚀散尽。这个民族，包括大量知识分子，开始向“左”倾斜。

清华大学虽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但它的教授们也开始分化，出现了闻一多等左翼。闻一多是爱国的，一直是朱自清政治态度的重要参照。

正因如此，当1946年闻一多遭暗杀时，他表现出极大的愤怒，不顾国民党特务的迫害，三次出席追悼老友的集会。他还写了《挽一多先生》的诗，把闻一多喻为“照澈了深渊、照见了魔鬼”的一团火。

这时的朱自清，已经丢掉过去的犹疑和幻想，也不再保守自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他开始写《论气节》这样的文章，给出“哪里去”问题的答案。

1948年5月，美国政府公布“特赖伯计划”，实质是要减少日本的战争赔偿，扶持日本财阀。面对中国学生的“反美扶日”抗议，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竟威胁说，这会“对中美间传统睦谊有严重损害。”

在北平百余名大学教授联署的拒领美国面粉的声明上，已经病重的朱自清一丝不苟地签上了名字。

吴晗说，这时的朱自清态度已经改变，他反对内战、讨厌国民党，对共产党态度也改变了。

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在衰病的晚年，“终于有了明确的立场。”

答案

客观说，朱自清最终向“左”转，不是共产党对他进行了什么思想改造，不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有了多么深刻的认识。

闻一多、吴晗、朱自清等五四运动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见惯甚至兼收了各种主义，但主义从来不是目的，救国才是目的。

朱自清曾是自由主义者，后来变成了左翼，在这种转变过程中，他孜孜探求和思索的，始终还是民族和国家如何能好起来。

早在1925年，他就以反讽的笔调写下《白种人，上帝的娇子》一文，痛陈国人地位低下，在自己国家都会遭到外国人的蔑视和侮辱。

在朱自清身上，浸透着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家国忧虑，是对他人民的关怀。

谁又能让中国好起来？到了1940年代，答案不言自明。

1949年8月，毛主席发表《别了，司徒雷登》，9月又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讲话，两篇文字都是对朱自清们的求索做出肯定回答：是共产党。

虽然没能看到解放，但在病重和弥留的那几年，朱自清已经找到了答案。

70年后，我们再来纪念朱自清，也更明白了一个知识分子，哪怕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究竟该如何对待他自己的内心，如何对待他的国家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