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办社会”何错之有？_风闻

近日，一则“北大专硕自行解决住宿”的新闻引发广泛关注。据称，北大今年专业硕士研究生住宿资源发生重大变动，45%的专硕新生将面临自行解决住宿的难题。为此部分学生向学校致信请求解决住宿问题，学校则回应称，招生简章明确规定学校不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安排宿舍，但考虑到学生实际困难，学校将协调住宿资源，帮助其余新生解决住宿问题。

此事成为舆论热点后，便有人顺杆往上爬。教育界著名公知熊丙奇先生在《北大研究生住宿紧张：与其“学校办社会”，不如改变寄宿制》一文中认为，高校为学生提供宿舍是“学校办社会”思维的体现，应当转变“由高校保障学生住宿”的思路，对于研究生可不再由学校提供住宿，而由学生自己到校外租房，从而剥离“不该由大学承担的责任”。他还进一步建议，可以继续让本科生在校园里寄宿，但应该“按照市场模式由学生选择不同条件的宿舍”，以便“提高学生对宿舍的满意度，也减少集体宿舍同学间摩擦”。

不知道熊先生是不是科幻小说的忠实粉丝，其实他的方案就是《北京折叠》和《北大折叠》中的“社会空间分层”。照此办理，很快北大就可以分为三级空间，第一空间高卧湖塔之侧，可以“眼底未名水”，第二空间毗邻生活区的烟火，只能“胸中黄河月”，第三空间僻处蜗居，去哪就使劲骑小黄车吧，顺便锻炼了身体。对了，没房住的研究生，跳出三界外，自去吃土。

不过，虽然科幻小说可以给未来学提供灵感，作为学者，熊先生还是要给自己找点理论依据的，于是他立了一块“学校办社会”的靶子，果不其然，又是个一句顶万句的”市场万能”论的原教旨主义教条。所谓“学校办社会”的观点，是熊先生从“企业办社会”衍生出的一种修辞，意在指责高校如同传统国有企业一样大包大揽各类社会功能，供给企业员工乃至周边居民所需。对“企业办社会”的指责，主要认为这一模式让企业承担了过多本应由社会提供的职能，由此产生的资金及管理负担降低了企业经营效率。

首先要指出，改变“企业办社会”、剥离企业社会功能并不是“一剥就灵”。一方面，很多地方财政收入有限，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不足，难以有效承接被剥离社会职能后的企业员工医疗、教育等社会需求，利益切身受损，引发的人心浮动和人员流动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影响更大，造成的负担更重；另一方面，被剥离的职能移交引发利益分配问题，过高的交易成本使得政策执行落实进展缓慢。

其次，吊诡的是，在国企剥离“办社会”职能的改革如火如荼开展的同时，诸如滴滴、京东、华为等民营企业反而通过自办幼儿园、医院，提供职工宿舍等“办社会”的方式降低员工生活负担，提升员工的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这种用以吸引人才、留住员工、增加企业的竞争力的方式在民营企业中颇受青睐。可见，即使对于企业来讲，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能也并非一无是处，完全剥离企业社会职能不一定能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第三，对于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企业，要求“轻装上阵”尚有几分道理可言，但移花接木来指责“学校办社会”，就充满了乱点鸳鸯谱的荒诞感。说白了，就是要把市场化的逻辑套在高校身上，要求高校向企业看齐，凡事多想想是否有利可图，再多想想能不能让别的市场主体有利可图。大家一起发财，凯不美哉?

观念先行，论据不难找。熊文历数学校宿舍寄宿制管理方式的种种“问题”，如“学校宿舍的住宿条件、统一管理模式让学生不满”“高校本科弹性学制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与学校提供住宿的方式直接冲突”、“对于延期毕业的学生，学校要不要提供宿舍”，等等。其实，各地大学生对宿舍不知有多少吐槽，集合成一本控诉万恶寄宿制的巨著也是没问题的。

​然而，这些多属学校宿舍管理中常见的技术性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完善宿舍管理规则、优化具体操作乃至加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来解决。至于某些结构性问题，那也是和相应的积极意义关联在一起的，并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方案。熊文对高校寄宿制的利弊并没有全面而中允的分析，便扣上一顶“寄宿制管理方式已明显不适应高校的改革和发展”的大帽子。抓住细枝末节的问题，展开整体上的否定，颇有“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气势，这背后当然是一个成竹在胸、急欲兜售的替代性整体方案。

按照熊先生的观点，大学只要给学生提供教学“服务”就行了，为学生提供宿舍属于“不该由大学承担的责任”。中关村周边房源紧俏，房租高昂且年年上涨，怎么办？对不起，那是北大的研究生们理应承受的，毕竟你们已经得到了在中国最好的大学接受教育的机会，多少人羡慕嫉妒恨呢。

如果以为熊文费心费力，只是帮着北大周边（以及全国高校周边）的房东们吆喝两声，那可是小看了以中国教育改革为己任的熊先生。能用“高校办社会”的罪名否定寄宿制，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否定高校为师生员工这个小社会提供的其他保障。熊文多数时候努力保持着“教育界人士”“为人师表”的儒雅，不过到最后图穷匕见：“对于不应该由大学承担的责任，该剥离的迟早要剥离。”——就差没说，胆敢螳臂当车者，必将被历史进步的车轮碾得粉碎……

熊先生的市场教条之下含威不露之言，我们帮他继续扩充下去：比起寄宿制，高校的附属幼儿园、附小、附中乃至食堂、校医院更是“高校办社会”的体现，更是“该剥离的”。而比起尚未工作的大学生，高校教师总体上无疑具有更强的消费和支付能力，更能承担“市场定价”。教育改革的伟大事业，教育工作者当然应该竭诚尽心，前仆后继啦！

对于那些一直盯着高校师生荷包、一门心思推动高校市场化的人，我们想问的是：

如果高校师生失去了学校提供的有限的社会保障，平均收入并不高的教师群体，尤其是已经焦头烂额的“青椒”群体，势必面临更加沉重的压力，如何安心治学？低收入甚至无收入的学生在沉重的课业压力下还要承担住宿费用，以至于不得不外出兼职，又如何能安心学习？最终又如何产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培养高质量人才？高校节省的那点社会服务运营费用，能弥补这些方面的长远损失么？

如此下去，大学就真成企业了，而且会是最没社会责任感、最不能建立员工认同的企业。上下交征利，办得比企业还要非人性化、盘剥化，高校会成为什么样?教授不像教授，学生不像学生，全是在急功近利、忙着赚钱。

最后，笔者再提供韩国的一点经验教训（正好是熊先生们视为样板的“发达国家”之一）供大家审视。作为韩国三所顶尖大学之一的高丽大学，在今年4月12日爆发了由学生总会组织的“栖身之地”游行，学生要求学校提供更多宿舍以供居住。韩国大学在校生中只有约20.1%居住于学校宿舍，在高丽大学这个数字更是只有惨不忍睹的10.3%。根据高丽大学学生总会之前的调查结果，在校生中有47%需要每天通勤2小时以上，有49%的学生希望住在学校宿舍中。学校周边的住房一般较为狭窄，单人住房普遍只有10平米上下，而租金动辄高达50万韩元（约合3000元人民币），还经常伴随着高达1000万韩元（约合6万元人民币）的押金。对于很多一边支付着每年近1000万韩元的高额学费，一边靠食堂提供的廉价方便面度日的贫困在校生而言，如此高昂的房租无疑是巨大的经济负担。

高丽大学

早在2013年，高丽大学就曾试图修建新的学生宿舍，然而在附近居民的极力阻挠下最终作罢。居民反对修建宿舍的理由主要就是担心建设宿舍会导致学校周边房租下降。无独有偶，去年11月，韩国总神大学（총신대하교，基督教学校，“崇信大学”为误译）向地方政府申请建设学生宿舍得到许可后因当地居民的反对而暂时搁置；去年12月，韩国汉阳大学修建学生宿舍的尝试也在附近居民的抗议下被迫中止，学生和当地居民甚至一度发生对峙。

面对着韩国高等教育社会化办学和社会贫富差距明显的现状，即将步入社会创造韩国未来的大学生们只能在房东资本和学校资本的夹缝中寻找自己的“栖身之地”。与学校和周边居民“共同富裕”相对应的，是大批高校学生在学业负担和生活重压下的苦苦挣扎、借酒浇愁以致酗酒成风。我们很难想象，食唯泡面、时时酩酊的大学生，能够以饱满的身心和过硬的能力去担负国家的未来；我们也很难想象，这一幕如果发生在中国，结局又会有什么根本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