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岸的白色恐怖：从游戏《返校》看1960年的台湾_风闻

《返校Detention》是一款2017年发布的2D横向式恐怖冒险解谜游戏，由姚舜庭于2014年开始独立制作。它以1960年戒严时期的台湾省为背景，讲述了这样一个校园故事：

女主角方芮欣原本是学校里活跃的优等生，她在校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家庭生活也算幸福。然而好景不长，母亲身为家庭主妇，性格软弱，做公务员的父亲酗酒的毛病愈发严重，时常夜不归宿，即使回家也很少言语。甚至发展到后来，他还在外面找了别的女人。

父母间争吵不断，矛盾愈演愈烈。可某天方芮欣回家，她发现家里凌乱无比。后来得知母亲举报了父亲贪污，父亲被抓走了。可她在母亲那里丝毫感觉不到悲伤，甚至还有些许笑意：“只是手脚不干净而已，死不了的。”

家里的一系列变故让方芮欣恐惧不已，原本学校里的注目也都变成了她不想面对的眼光。原本开朗的她日渐消沉，成绩一落千丈。方芮欣的变化引起了学校的关注，张明辉成为了她的心理辅导老师。失去家庭依靠的方芮欣渐渐对张老师产生情愫，张老师也开始欣赏方芮欣的才华，二人情投意合，有了所谓“师生恋”。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师生恋”都是一个相对不为大多数人赞同的话题，两人恋爱本就见不得光。更何况张明辉还有一个身份：学校地下读书会的负责人。

1949年以后，国民党为了确保自己在台湾的政权稳固，防止共产党再次渗入，当时严禁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学习外来思想，他们还有“宁抓错，不放过”的口号。所以读书会的另一名成员，女老师殷翠涵劝说张老师“别走钢丝”，远离方芮欣。不巧对话被方芮欣听见，再加上那段时间张老师本就因担心方芮欣安危，对她冷淡，方芮欣更加确信张老师已经变心。

这时候，感觉失去了家庭和爱情双重依靠的方芮欣，回想起了当时父亲贪污被抓走，母亲一句轻描淡写的“死不了的”。邪恶的念头逐渐侵染了方芮欣的心灵，她觉得这个不伤及人命的方法可以小小地报复下张明辉和殷翠涵。

于是她接近在读书会的学弟魏仲廷，拜托他帮忙弄到读书会的读书清单。暗恋方芮欣的魏仲廷不假思索，很快把清单给了方芮欣，方芮欣又把书单交给了影子校长白教官。

其实白教官这里还是个彩蛋耶。

计划完美地进行着，可方芮欣却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调查部门很快介入，彻查读书会事件。学校里发生了严重的严刑拷打，最后，事件牵连了很多人。身为读书会的组织者，张明辉被判枪决。而殷翠涵身为校长千金，在第一时间逃到了海外。因为上了海关的黑名单，直到殷翠涵肺癌去世客死异乡，都没再能回家。最惨的是魏仲廷，因为被当成告密者，他在学校受到各种欺凌，被人四处排挤，最终他选择了自首，被判处十五年。

虽然方芮欣一直用“这是爱国行为”来安慰自己，但这一切都早已超出了她的承受范围。她没想到自己会害了这么多人。她忘不了殷翠涵、忘不了张明辉、忘不了魏仲廷，也无法原谅双手已经沾满鲜血的自己。最终，她选择用自杀来逃避这一切，变成了一个“上不得入天堂，下不得入地狱”的孤魂野鬼。

剧情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人心。《返校》的故事只是当时台湾“戒严时期”的一隅缩影，真实的历史比游戏还要有厚重感。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从1949年5月20日至1991年5月22日为止，长达数十年。先是台湾颁布《台湾省戒严令》，宣告在台湾全境实施戒严，同年通过《惩治叛乱条例》，为针对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情况而实施。实际上，此“特别刑法”成了巩固极权主义领导中心的工具，不仅仅是共产党，批评或反对政府者、持不同政见者都会受到迫害。后为吓阻台湾人民不得反抗政府，于1950年又通过《动员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

《动员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14条规定，因匪谍案没收之财产，承办人员可得百分之三十五之奖金。因此，当时通行的标语就是“匪谍就在你身边”、“消灭共产党”等。告密者到处都是，只要是共产党、匪谍、嫌疑犯、曾经去过延安者、亲共者、思念大陆家乡者、或有异见者、异言者，均可不经审判，或由简易的军事法庭加以逮捕，当场执行枪决，或拉去刑场枪决，少数行为较轻者则判刑入狱。因为酬金诱惑，以及蒋介石高喊的“不能放过一个”的口号，冤假错案比比皆是。

同年7月9日，台湾开始全面实行省政府员工的连坐保证制度，未有保证人者不予雇用。从公务人员开始，该制度逐步扩及到台湾几乎所有公私机构单位，成为戒严时期遍及台湾绝大多数人口的基本政治审查制度之一。

文化界遭到的冲击和破坏不可忽视。台湾当局还颁布了五项禁令。禁令如下：

       禁止发表反攻无望论；

       禁止出版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籍和言论；

       禁止任何报道中国大陆的进步实况；

       禁止批评蒋介石和蒋经国的言论；

       禁止统一中国的言论。

禁令一出，能写能说的知识分子从此不能执笔仗言，噤若寒蝉。

为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控制，台湾各学校还从1953年开始，全面设立“训导处”和“军训教官室”。学校里的教官不仅教授军事知识，组织军事训练，还负担着为国民党发展青年党员、监视校内言论、查证内部思潮等任务，并以此在学校秘密发展特务组织，安插特务学生。1960年7月1日，“行政院”明令学校军训移归“教育部”主管，“教育部”下设学生军训处，军训便成为教育体系一环，教官成为学校的必备岗位，其身份地位堪称“影子校长”，甚至比校长都要厉害。这个在返校中也有体现，如方芮欣去告密的白教官，在第二章的结尾将他意向成一个怪兽。相信在当时，恐慌的学生内心深处已经早将白教官视作敌人，唯恐他盯上自己。

返校的真实故事，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基隆中学案”，又称“光明报事件”。

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无法忍受当时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思想日益左倾，受吴克泰之邀加入中国共产党，组训学生自治会与读书会，并于1947年7月秘密成立中国共产党基隆中学支部。他还秘密发行地下刊物《光明报》，任用从国外归国或文笔良好的教师作为刊物的主笔。

戒严以后，台湾“国防部保密局”接获密报，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学生林荣勋、孙居清等人有散发“反动传单”、“为匪张目”等情事，借此判断《光明报》发刊地极有可能设于台大内部。经过长期追踪后查知王明德（王世坚的父亲）多次邮寄《光明报》给自己女友，并表明其共产党员身份。8月15日，国名党特务进入吉隆中学，逮捕钟浩东等四十余人。

该事件犹如一条导火线，“吉隆中学支部“、成功中学支部”、“台大法学院支部”、“基隆市工委支部”陆续遭到曝光，多人直接被判处死刑。此后，“情报局”特务谷正文利用部分证词，推断更高级的“共谍组织”，陆续捕获陈泽民、吴石、张志忠、蔡志乾等人。蔡孝乾的落网，直接宣布了整个台湾中国共产党谍报组织的第一次瓦解。多名各校师生被捕，以“情资协助匪谍”的罪名枪毙和流放绿岛。

范荣枝：

“1949年开始，在台湾的地下党接到指示。姚老师提醒我们的任务方向是：“为了迎接大陆的解放，你们几个年轻人现在要做是大量培养群众，用各种方式协助整体社会做好准备。等到解放台湾的时候，要尽量防止国民党破坏工厂、学校、机关。”

“我们是到1951年初才自动要求加入组织。“好，你写一个报告来。”姚老师同意了，但他私下跟我说所谓的报告就是自传。但是他叫我不要说成是自传。我们三个人交出报告没多久之后，姚老师提供了党纲和更进一步的内部文件，要我们看完再补一些心得，写在报告里头。”

“没有多久，义民中学再度受到很大的威胁。姚老师告诉我，他已经被特务盯上了，“你们最好少来，要嘛，你一个人来就好，他们不要来。”又过了一个多月，他说情势很不好，要我们暂时不要去找他”

“当天，趁着夜深人静全家熟睡之时，警察包围了家里外围道路。当时没有大马路，由派出所一位姓张的警察带了5、6个人用步行的方式进来逮捕我。当局逮捕的理由千篇一律，他们为了怕事情传开，就故意说：“他没有事，只是为了学校的事情，过两天就回来了。”其实我事先已经跟爸爸提过可能会被抓。那天大姊也刚好来家里，她还伸手来拉我。拉不回的这双手，一别就是十年啊！”

“逮捕后被带到杨梅拘留所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坐火车到新竹少年监狱，那边是内政部调查局临时的调查站。一路上我没有被铐，有两个人看管我，他们故意把手枪放在小袋子里用威胁的口气说：“你不要跑哦!”押送时，与堂哥在车上巧遇，但不敢跟他说什么，连多看一眼都不敢，就怕牵连其他人。”

 “抵达新竹看守所的时候是早上，我和樊智育以及同样是湖口人的温胜万，3个人关在一块。到了快要吃中饭的时候，姚师母在走廊上照顾丁老师的两个孩子;一个是4岁的贝贝，一个刚满周岁。她抱着孩子过来我的房间外面，靠在特务用来查看房间内部的小洞说：“范荣枝，范荣枝，姚老师要跟你讲话。”我一听到马上就趴下来。关在斜对面的姚老师也趴在地上，利用房门下方用来送饭的小洞，透过姚师母传话。姚老师说“你的东西被拿到了，你要承认。”完蛋了!姚老师这句话让我突然像被雷打到一样。原本以为没有东西落在他们手上，打算硬拼，听到这件事就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回去了。”

“姚老师、黄老师、刘鄹昱都在第二区，他们比较有机会讲到话。我这区和我同案的是邱兴生、徐代德。邱兴生是小学教员，我们原本不认识他。后来知道邱兴生吸收了两个人、徐代锡吸收一个人。我忘了徐代锡吸收那个人的名字，那个人后来跑掉了没有被抓到。”

“我们8月被抓，隔年6月先判。姚老师是6月17号被拉出去，18号被枪毙。”

“拉出去的前4、5天，开了一个庭，为了重审丁老师跟黄老师的事情。因为姚老师是主犯，开他的庭也会顺便把我们，包括我、徐代德、邱兴生给叫出去。那天大概3、4点突然叫我们开庭。听到开庭还以为要宣判，让我们很紧张，谁也无法保证不会被枪毙。惯例上，如果是宪兵进来带走的人，百分之百是等着隔天被枪毙的。但我们出去时，奇怪!大门居然没有宪兵。”

“看到第二区那边的人出来了，我立刻跑到姚老师旁边，刚好看守拿了手铐过来，我就自己凑过去，趁机跟姚老师铐在一块。从看守所到法庭的10几分钟，是与他最后的谈话。“我这几天要走啦。”姚老师说。姚老师是有思想准备的人，对于离开处之泰然。”““我对你有一点内疚。”当姚老师说这句话时，我回想起自己的世界观从来不是被谁强行灌注，而是在启蒙过程中自觉形成的，对于此刻的处境当然无怨无悔，就坚定地告诉他：“没关系啦，我们自愿的。”““你们好好地在外面，还要保重身体，台湾应该也不会久。”他认为台湾很快就会解放。唯一挂念的是在台湾举目无亲的姚师母，要我想办法接济他。”

“要枪毙前一天晚上，几个人被送到外面的独房，虽然说是独房，但从遗书看起来，好像有几个人是关在一块的。包括邱兴生在内，大部份人的遗书，都是那晚在那个环境下写的，看得出潦草。黄贤忠老师知道自己一定会被枪毙，所以事先分了好几天写下遗书，甚至请同房的石玉峰帮他画了画像。石玉峰也以徐代锡的老婆寄来的明信片画下徐代锡的儿子。”

“我们当时是最后一批、最严厉的时候，所以大家都抱着一定要死的决心。因为有这样的决心，5、6个月期间里看到有人被拖出去枪毙、隔天又是谁先走一步，对这些事情是痲痹的。”

在一封信中，一名被监禁者写给他的母亲：“事至今日也无言再提，千言万语请您不用伤心，要欢欢喜喜才是。该为时代牺牲的孩儿而骄傲。”

据环球时报报导，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共派出1500余名特工进入台湾，被台湾“军事法庭”公审处决的有1100余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联络部于2013年12月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设无名英雄广场来纪念这些遇害特工。

那个时代，不仅是个让人恐慌的年代，也是个让人丧失道德的年代。

1954年发生“台南市委会邮电支部案”，以吴丽水为案首，故又称“吴丽水案”。承办吴丽水案的“保安司令部”人员，为增加奖金，对吴丽水施加重刑，诱导她扩大诛连无辜的人。吴丽水受不了刑罚，供出并非共产党的丁窈窕是“同谋”。当时已身怀六甲的丁窈窕因“知匪不报”被判刑。她进入监狱后不久临盆，生下一女。

丁窈窕在绿岛监狱的缝衣工厂工作，当时也有许多其他女性政治犯被捕，如同丁窈窕一样，连其年幼的孩子也一起带进来坐牢。她女儿长于女子监狱，因而每次监狱官唱名“某某某，出来”时，该小女孩就知道什麽叫做“枪毙”。

1954年7月24日，丁窈窕正在监狱工厂做衣服，她的女儿和其他小孩子在一旁嬉戏。一个女性狱官来找丁窈窕：“你有特别接见。”丁窈窕以为有人来访，就抱起女儿走向大厅。一到门口，狱方就把丁窈窕双手反绑并上手铐，她女儿抱住妈妈，回头对所有在场的受刑人说：“我妈妈不是坏人，你们不要枪毙她。”狱方要把丁窈窕带走的时候，小女孩跳上妈妈的背上紧紧抱住。狱方于是就把小女孩的脚往外一折、往后一拉，抓头强行拉开，连小女孩部分头发，都被扯下来，丁窈窕终究被拖出去枪决。年仅29岁。

编剧家赵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学生

国共两党内战后，国民党节节败退，山东流亡学生一万多人奔到广州，山东省政府主席秦德纯出面交涉，把这些青年交给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收容。当时约定，让十六岁以下的孩子继续读书，十七岁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天下有事投入战场，天下无事升班升学。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在台湾澎湖当家作主的陈诚都批准这样安排。此批人便为山东流亡学生

他去世后，编剧家张文祥写文章悼念，谈到当年在澎湖被迫入伍，常有同学半夜失踪，「早晨起床时只见鞋子」，那些都是强迫入伍后不甘心认命的学生，班长半夜把他装进麻袋丢进大海。

虽然“台湾政府”宣告自1987年7月15日起解严，“名义上”白色恐怖已经结束，台湾平民不再受到严厉的军法审判，但是《惩治叛乱条例》以及《中华民国刑法第一百条》仍然持续镇压与政府持不同政见者。1991年5月9日，法务部调查局干员未知会国立清华大学校方，于清晨五时许进入清大学生宿舍拘提历史研究所硕士生廖­伟程，引发台湾社会与大学校园剧烈反弹。5月9日，清大学生到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静坐抗议。5月12日，抗议的教授及学生于中正纪念堂静坐，二十多名教授遭到镇暴警察以棍棒殴打。5月15日，上千名台湾各大学学生发动罢课并占领台北车站大厅静坐六天五夜，要求“废除惩治叛乱条例、反对政治迫害”。5月17日，立法院通过废除《惩治叛乱条例》，5月22日正式宣告废止。

根据台湾“法务部”公开资料，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军事法庭受理政治案件近30,000件，无辜受难者约140,000人。受害者可能远远不止这个数字，早期许多只身来台的外省人成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但他们可能没有亲人替他们追求平反。许多人的案情也由于世事变迁、人事不存，受难的讯息不能流通，长辈不敢告诉晚辈真相，至今已经消失于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