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辰宇：转基因的“叫魂”，争论背后的意蕴（同附反方文章）_风闻

2018年6月9日，在群学书院-半城读书举办的“医学、生命科学与人类健康”高峰论坛系列公益讲座第二讲上，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辰宇围绕从基因到转基因，以及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之争背后的意蕴做了精彩讲演。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周晓虹做了点评。

演讲现场

转基因：现状与争论背后的意蕴

讲演人 | 张辰宇

点评人 | 周晓虹

整理人 | 董方杰

摄影 | 刘青

今天我讲的东西，得从非常基础的概念开始，我也并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来之前已经对转基因食品有了或好或不好的想法，我来之前比较担心有观众会因为转基因食品砸我的场子。非常有意思的是，转基因食品在国外仅仅是一个科技问题，核心是利益之争，但是来到了中国以后，却逐渐演变为一个社会问题，背后的意蕴值得我们深思。

一、了解转基因食品的前提

基因：是带有遗传讯息的DNA（A、G、T、C），它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等过程的全部信息。

中心法则：是指遗传信息从DNA传递给RNA，再从RNA传递给蛋白质，即完成遗传信息的转录和翻译的过程。也可以从DNA传递给DNA，即完成DNA的复制过程。这是所有有细胞结构的生物所遵循的法则。在某些病毒中的RNA自我复制（如烟草花叶病毒等）和在某些病毒中能以RNA为模板逆转录成DNA的过程（某些致癌病毒）是对中心法则的补充。

哺乳动物的营养与吸收机制：哺乳动物主要依靠小肠。胃只吸收少量的水和无机盐，并进行初步分解其他物质。小肠彻底分解营养物质并进行吸收包括糖类（单糖）蛋白质（氨基酸）脂肪（甘油+脂肪酸），以及大量的水和无机盐。大肠则只吸收少量水和无机盐。

二、转基因与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技术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进化论衍生来的分子生物学。基因片段的来源可以是提取特定生物体基因组中所需要的目的基因，也可以是人工合成指定序列的DNA片段。DNA片段被转入特定生物中，与其本身的基因组进行重组，再从重组体中进行数代的人工选育，从而获得具有稳定表现特定的遗传性状的个体。该技术可以使重组生物增加人们所期望的新性状，培育出新品种。

转基因过程按照途径可分为人工转基因和自然转基因，按照对象可分为植物转基因技术、动物转基因技术和微生物基因重组技术，其中以微生物基因重组技术应用最为宽泛和常见。

转基因食品，即利用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性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不自然和谐，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

根据转基因食品来源的不同可分为植物性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酵母疫苗、转基因工程菌抗生素、动物性转基因食品和微生物性转基因食品。延熟保鲜番茄（Calgene公司1993年生产）开创了转基因植物商业应用的先例。发展到了现在，转基因食品已经有近7000种。其中，国内市场上卖的95%以上的木瓜都是转基因，国内转基因棉花种植比例高达71.5%，此外还有大豆、玉米、菜籽等等。

张辰宇教授

三、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争论的焦点

当一种功能基因被移入另一机体中，这种基因的功能是否会有过敏、中毒、抗性等副作用的存在，也就是说这种改变会不会朝着并不期望的方向发展，在提高目的产物的同时降低了其它营养成分的含量，或者提高一种新营养成分表达的同时也提高了某些有毒物质的表达。

再比如，由于外源基因的来源、导入位点的不同和随机性，极有可能产生基因缺失、错码等突变，使所表达的终产物的性状、数量及部位与期望不符，这类新生食物是否会破坏生态平衡，是否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等等，这些都是让政府、科学界和消费者非常担忧的问题。目前，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争论的焦点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过敏性

2、毒性反应

3、营养组份是否发生改变

4、抗营养因子对转基因食品营养效价的影响

5、环境安全性

现在主流的观点是：转基因食品不比非转基因食品更不安全。

大致有如下证据：

1、转基因食品在人体内经过消化，其中的转入基因及其表达产物会分解成为一些小的片段或小分子物质（氨基酸及核苷酸等），因此不存在所谓的毒性。

2、转基因中的DNA在进入有微生物存在侧小肠下段、盲肠及结肠之前就已经被降解为小片段甚至核苷酸，因此整合进入人体微生物遗传物质的概率微乎其微。即使未被完全分解且仍保留一部分遗传物质的功能，也很难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程进入微生物细胞并与其遗产物质整合。

3、目前尚无直接的证据证明基因的多效性的产物对人体是有害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1993年OECD提出的实质等同性原则，即如果某个新食品或食品成分与现有的食品或食品成分大体相同，那么他们是同等安全的。

总之，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全世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虽然目前尚未发现转基因食品危害人类健康的确切证据，但并不表示将来也不会发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具有累积性和潜伏性，需要长期监测才能对其安全性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周晓虹 教授 点评演讲

四、说我反对转基因是完全失实的

2011年，“自然”杂志在线推荐介绍了我们的论文。我们的研究展示了一项令人惊讶的发现——植物的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可以通过日常食物摄取的方式进入人体血液和组织器官。并且，一旦进入体内，它们将通过调控人体内靶基因表达的方式影响人体的生理功能，进而发挥生物学作用，这揭示了非编码小RNA可以跨物种、跨代际稳定存在并在不同物种间、代际间跨界调控基因表达。

尽管我们并没有把实验结果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联系起来，但依然有评论者将我们的这项重大发现与转基因作物问题相联系，认为这项研究“对于转基因专家声称的Bt蛋白会在肠道内分解，不会造成人体危害说法产生了明显的挑战”。

因为我的这项研究，网上有很多人将我列入了“反对转基因”的阵营，也有研究者指责我的研究并未被国外实验室重复，因此该项研究时夸张且失实的。

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发现已经有太多的人重复出来了，越来越清晰地做出来跨界调控，食物中的microRNA能被哺乳动物的肠道吸收，且2万余次引用大部分是正面的。

**最让我觉得意外的是，许多人竟然将我列入了“反转”的阵营。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我们讲求的是证据与逻辑，科学家对于事物的认识是有清晰的边界的。**对于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其判定应交由生物专家与医学专家经过科学实验作出，但对于转基因技术，说我反对它是完全不对的。

但是，我确实不喜欢孟山都这家公司。因为作为一家垄断公司，它为了自身利益公然阻挠科学发现。我到布鲁塞尔去的时候，碰到了孟山都的首席科学家，他说我的发现在当时已经影响了他们的市场，而且使他们产生额外的成本大概是每年1.2亿美金左右，就是用来查这些microRNA是否对人体有影响。1.2亿美金啊，那他肯定要反对我了。

五、争论背后的意蕴

我虽然是一名科学工作者，但是我也经常阅读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我发现，国内对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论，与1768年那场席卷中国12个省的“叫魂事件”颇有相似之处。

1768年，中国还沉浸在乾隆盛世的繁华景象里，当年是弘历这个十全皇帝执政的第33个年头，西方的工业革命刚刚开始，中国人却似乎觉得天下已无事可做了，而商业的活力、人口的增长、弘历的好运气加上与太平岁月相匹配的好大喜功，使社会面貌显得生气勃勃又相当稳定。但是在1768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被我们自己忽略了，这件事或许能为近代中国的悲剧性命运提供一些预兆。

美国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孔飞力注意到了这件事情：“叫魂”。“叫魂”影响到当时中国12个大省的社会生活，人们普遍歇斯底里地感到不安，从乡下农夫的茅房到北京的紫禁城都受到波及。这是在黑色妖术掩饰下发出的非如此便不能为大家所感知的关于帝国前景的警告吗？这是某种预示性的惊颤吗？也许，构成未来世代图像的许多注脚已存在于社会运行的周围，只是神秘的预言家所发出的那些晦涩信息好像被加了重重密码，我们虽身在其间却难以破解。

“叫魂”足以让1768年的中国人产生大恐慌，有着它丰富的背景。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拥有魂魄，在某种条件下，人的魂能够同拥有魂的躯体相分离，一个人若掌握了另外一个人的魂，便可以利用它的力量去控制别人或为自己谋利，而通过某种妖术则可以摄取别人的魂。妖术的方式包括剪去受害者的发辫；或将写有名字的纸条放在木桩底下，在打桩时施咒。和尚、道士、工匠，这些游走在社会边缘、漂泊不定的特殊阶层，历来被民间认为是能施展这种不祥妖术的群体。在1768年，我们的祖先对危害健康的大多数疾病及自然现象缺乏足够了解，因而很容易对“叫魂”产生极大恐惧。

而到了现代，转基因食品也似乎呈现1768年“叫魂”事件的征兆。

在这场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大争论中，“挺转”与“反转”双方各执一词。以“挺转”的方舟子与“反转”的崔永元为代表，我发现**“挺转”的主力都不是转基因领域的大牛，在这个领域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但却认为自己掌握着科学的真理，盲目发声，认为转基因食品是绝对安全的，无害的，甚至对质疑的人说出“你们都不懂，你们是傻缺”的话语。但是事实上，科学没有绝对的，都是逐步发现的，小RNA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现有转基因领域的大牛们并没有对于这个问题像方舟子这样摇旗呐喊啊。**

**而“反转”的主力基本都不是科学界的，用我们东北人的话讲，都是“社会人”，大量传播着毫无科学依据的东西，甚至谣言，**我觉得有损双方的对话，也不利于民众真正了解转基因食品。

事实上，我比较赞同早期崔永元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观点，即民众需要有知情权，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不是没有疑议的，中国存在监管不力。但是后来崔永元被拱到了那个位置，原有理性的声音也变得非理性了。

“方舟子们”与“崔永元们”争论的过程中语言、思维和行为方式极其不理性，粗鲁粗暴，缺乏基本的相互尊重，甚至将不同观点转化为私人恩怨，将原有的讨论变成了争论，甚至演变为骂战，经过互联网的发酵之后，双方的鸿沟进一步拓宽，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

演讲现场

最后，我再说明一下我的主要观点：

1、我不反对转基因技术，但我讨厌孟山都这些垄断公司，压制与阻扰科学发现。

2、我的研究不针对转基因的安全性问题，我只研究出小RNA能被人体吸收，但是这种吸收的结果是怎样的，我并不涉及，因此把我归入”反转“是不对的。对于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也不应该由转基因专家来判断，应该由医学专家经过科学实验来证明。

3、转基因的争论在西方是一个“利益”问题，在中国是一个社会问题，“挺”“反”双方的讨论极其不理性、不专业，民众的科学不养不高，政府的公信力不足让民众幸福。

4、如果你还继续问我，到底转基因食品安不安全，科学家回答问题是有明确的边界的，我只能说：现有主流的观点认为转基因食品不比非转基因食品更不安全。

5、现有许多从美国进口到中国的转基因食品，是经过FDA检验与证明的。

附录一：

1768年的叫魂案

（全文太长因故省略，有兴趣可以自行搜索）

到了10月底，历时三个月的除妖行动已经让所有官员疲惫，乾隆也是一样。虽然乾隆勒令各地不允许懈怠但是大家心理都很怀疑是否可以抓到主犯。看出皇帝心思的军机大臣建议停止这场闹剧，但是为给皇帝一个台阶下就把没有抓到主犯的原因归结到各地官员玩忽职守上。到了11月初，朝廷叫停了除妖运动但是仍旧要求各省官员保持高度警惕。

到此为止整个叫魂事件告一段落，其实这场闹剧是谣言引起社会骚动，但是有人利用骚动做一些不法之事谋取利益，但是大众的不安心理和乾隆的政治敏感引起了蝴蝶效应才引发了这个社会的动荡。

翻页查看附录二：方舟子博客对此演讲的回应

附录二：

方舟子博客对张辰宇教授演讲回应：

答南京大学张辰宇教授：不要对转基因“盲目发声”

​方舟子 生物研究院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为分子遗传学，科普作家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辰宇6月9日在群学书院-半城读书举办的“医学、生命科学与人类健康”高峰论坛系列公益讲座第二讲上做了题为《转基因：现状与争论背后的意蕴》，以专业人士自居，对关于“转基因食品”争论的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以下为摘录引用演讲原文）：

在这场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大争论中，“挺转”与“反转”双方各执一词。以“挺转”的方舟子与“反转”的崔永元为代表，我发现“挺转”的主力都不是转基因领域的大牛，在这个领域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但却认为自己掌握着科学的真理，盲目发声，认为转基因食品是绝对安全的，无害的，甚至对质疑的人说出“你们都不懂，你们是傻缺”的话语。但是事实上，科学没有绝对的，都是逐步发现的，小RNA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现有转基因领域的大牛们并没有对于这个问题像方舟子这样摇旗呐喊啊。

而“反转”的主力基本都不是科学界的，用我们东北人的话讲，都是“社会人”，大量传播着毫无科学依据的东西，甚至谣言，我觉得有损双方的对话，也不利于民众真正了解转基因食品。

事实上，我比较赞同早期崔永元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观点，即民众需要有知情权，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不是没有疑议的，中国存在监管不力。但是后来崔永元被拱到了那个位置，原有理性的声音也变得非理性了。

“方舟子们”与“崔永元们”争论的过程中语言、思维和行为方式极其不理性，粗鲁粗暴，缺乏基本的相互尊重，甚至将不同观点转化为私人恩怨，将原有的讨论变成了争论，甚至演变为骂战，经过互联网的发酵之后，双方的鸿沟进一步拓宽，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

转基因的争论在西方是一个“利益”问题，在中国是一个社会问题，“挺”“反”双方的讨论极其不理性、不专业，民众的科学素养不高，政府的公信力不足让民众幸福。

张教授批评“挺”“反”双方的讨论极其不理性、不专业，当然是认为自己非常理性、专业的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张教授自己理性、专业到什么程度。

张教授说“‘挺转’的主力都不是转基因领域的大牛，在这个领域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挺转的主力中当然有转基因领域的大牛，包括中国做转基因的几名院士，例如范云六、戴景瑞、朱作言、张启发，牛肯定比张教授还大。张教授也许认为他们不算挺转的主力，我才算吧。我当然不是转基因领域的大牛，但不是转基因领域的大牛不等于就“在这个领域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更不等于就不能科普转基因，否则张教授本人也不从事转基因的科研（原来是研究糖尿病的，后来突然研究起了植物微小RNA），更不是大牛，怎么也做起转基因的科普呢？要掌握转基因的知识，并不需要本人做转基因的科研，有生物学教育背景并掌握相关的资料即可。张教授生物学教育背景是有的（虽然不怎么样），但是相关的资料没有认真去掌握。

张教授批评我说：“认为自己掌握着科学的真理，盲目发声，认为转基因食品是绝对安全的，无害的，甚至对质疑的人说出‘你们都不懂，你们是傻缺’的话语。”

我当然认为自己在转基因问题上掌握着科学的真理，否则我还做什么科普，应该去接受科普才对。张教授本人如果不认为自己掌握着科学的真理，怎么好意思批评别人“极其不理性、不专业”“科学素养不高”呢？

所以认为自己掌握着科学的真理不是问题，“盲目发声”才是问题。**我受过系统的生物学训练（比张教授受的训练还强点），写过两本科普转基因的书（正在编辑第三本）和上百篇转基因科普文章，都是尽量根据科学文献和权威资料，自信对转基因技术和有关争议的了解远不是明显是为了做演讲才临时胡乱找了点资料的张教授可比。**张教授说我“盲目发声”，就请他具体地指出来我的书中、文章中哪一点是“盲目发声”，否则他就是在造谣。

张教授还说我：**“认为转基因食品是绝对安全的，无害的，甚至对质疑的人说出‘你们都不懂，你们是傻缺’的话语。”这也完全是造谣。我多次说过，绝对安全的食品是不存在的，反转控要求转基因食品证明绝对安全、无害是漫天要价。**只要证明了转基因食品和同类非转基因食品一样安全甚至更安全，就可以放心，而被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是证明过的，都可放心食用。我从来没有对质疑的人说出“你们都不懂，你们是傻缺”的话语，否则我写那么多文章苦口婆心去科普转基因干什么？

张教授说：“事实上，我比较赞同早期崔永元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观点，即民众需要有知情权，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不是没有疑议的，中国存在监管不力。”事实上，**崔永元早期就一直在造谣转基因食品不安全，例如造谣说转基因食品含有“不明病原体”，难道张教授也比较赞同？**张教授还赞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不是没有疑议的”，“虽然目前尚未发现转基因食品危害人类健康的确切证据，但并不表示将来也不会发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具有累积性和潜伏性，需要长期监测才能对其安全性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凭这点就该把张教授划为“反转派”，他怎么又声称自己不反对转基因呢？一种食品的安全性有疑议还能上市吗？还能放心地吃吗？各个国际权威机构、各国监管部门都认为目前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价是充分、恰当的，张教授凭什么说“需要长期监测才能对其安全性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就因为他极其“专业”地发现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具有累积性和潜伏性”？身为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对转基因的认识如此糊涂，却偏要举着“专业”的大棒砸人，要砸南京大学的牌子？

张教授说：“‘方舟子们’与‘崔永元们’争论的过程中语言、思维和行为方式极其不理性，粗鲁粗暴，缺乏基本的相互尊重，甚至将不同观点转化为私人恩怨，将原有的讨论变成了争论，甚至演变为骂战”，张教授说这种话大概觉得自己很客观公正中立，**然而任何不带偏见的人如果真的对比过双方的言论，都不会说出如此混淆视听的话，居然认为“方舟子们”与“崔永元们”是同一类人。**所以善意地说，张教授在这里是“盲目发声”，不客气地说，则是因为张教授和我有“私人恩怨”故意颠倒黑白。

在张教授的研究（他自称“重大发现”，并因此开创了“南京学派”）被反转控利用时，我评论过他的研究的实质，让他至今耿耿于怀，在讲座前面这么说：“因为我的这项研究，网上有很多人将我列入了‘反对转基因’的阵营，也有研究者指责我的研究并未被国外实验室重复，因此该项研究时夸张且失实的。”这里说的“有研究者”指的就是我。我在《笑话百出的“小崔考察转基因”》这么说：

崔永元介绍说，“2011年南京大学张辰宇发现植物中的微小RNA能够进入血液，这表明人们在吃转基因食品的时候，可以摄入食物的遗传信息片段。”张辰宇的实验结果国外几个实验室都重复不出来，可能不是真实结果。即使是真实的，也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无关。转基因作物并不改变植物中的微小RNA，转基因食品中的微小RNA是原来就有的，所以人们在吃转基因食品的时候，和吃同类非转基因食品一样，即使能摄入微小RNA，摄入的也是原有的微小RNA。如果担心摄入微小RNA会影响人体，那么首先要担心的是非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吃普通大米就要担心被里面的微小RNA影响了人体，吃转基因大米并不增加这种风险。

其实我当时说得太客气了，不够“专业”。更“专业”地说吧，国外很多家实验室不仅到最近都没能重复出张教授的实验结果，还怀疑张教授的实验结果是污染所致，是假象，有一个还讽刺说这可能是“只在一个实验室特殊技术或条件下才能做出的结果”（见文献）。当然这不妨碍张教授自称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我的发现已经有太多的人重复出来了”，还有声有色地描述孟山都如何害怕他这个发现：

我确实不喜欢孟山都这家公司。因为作为一家垄断公司，它为了自身利益公然阻挠科学发现。我到布鲁塞尔去的时候，碰到了孟山都的首席科学家，他说我的发现在当时已经影响了他们的市场，而且使他们产生额外的成本大概是每年1.2亿美金左右，就是用来查这些microRNA是否对人体有影响。1.2亿美金啊，那他肯定要反对我了。

不知道他碰到了哪个孟山都的哪个首席科学家，会这么害怕一个没有获得公认的“重大发现”，每年花那么多钱去查没有哪个监管部门要求查的“这些microRNA是否对人体有影响”。哪个孟山都傻到这种程度，别是蒙山都吧？

看这次讲座的现场照片发现，江苏省还为张教授建了一个“江苏省小核糖核酸工程研究中心”。为一篇别人重复不出来的论文就建一个中心，正如河北省为韩春雨的一篇别人同样重复不出来的论文建了一个“基因编辑研究中心”一样，都是因为现在中国的“重大发现”太多了，钱也太多了。

2018.6.21

文献：

1. Witwer KW. Alternative miRNAs? Human sequences misidentified as plant miRNAs in plant studies and in human plasma. F1000Res. 2018 Feb 28;7:244. 

2. Huang H, Davis CD, Wang TTY. Extensive Degradation and Low Bioavailability of Orally Consumed Corn miRNAs in Mice. Nutrients. 2018 Feb 15;10(2).

4. Kang W, Bang-Berthelsen CH, Holm A, Houben AJ, Müller AH, Thymann T, Pociot F, Estivill X, Friedlander MR. Survey of 800+ data sets from human tissue and body fluid reveals xenomiRs are likely artifacts. RNA. 2017 Apr;23(4):433-445. 

5. Masood M, Everett CP, Chan SY, Snow JW. Negligible uptake and transfer of diet-derived pollen microRNAs in adult honey bees. RNA Biol. 2016;13(1):109-18. 

6. Tosar JP, Rovira C, Naya H, Cayota A. Mining of public sequencing databases supports a non-dietary origin for putative foreign miRNAs: underestimated effects of contamination in NGS. RNA. 2014 Jun;20(6):754-7. 

7. Witwer KW, Hirschi KD. Transfer and functional consequences of dietary microRNAs in vertebrates: concepts in search of corroboration: negative results challenge the hypothesis that dietary xenomiRs cross the gut and regulate genes in ingesting vertebrates, but important questions persist. Bioessays. 2014 Apr;36(4):394-406.

8. Witwer KW, McAlexander MA, Queen SE, Adams RJ.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and droplet digital PCR for plant miRNAs in mammalian blood provide little evidence for general uptake of dietary miRNAs: limited evidence for general uptake of dietary plant xenomiRs. RNA Biol. 2013 Jul;10(7):1080-6.

9. Snow JW, Hale AE, Isaacs SK, Baggish AL, Chan SY. Ineffective delivery of diet-derived microRNAs to recipient animal organisms. RNA Biol. 2013 Jul;10(7):1107-16.

10. Dickinson B, Zhang Y, Petrick JS, Heck G, Ivashuta S, Marshall WS. Lack of detectable oral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microRNAs after feeding in mice. Nat Biotechnol. 2013 Nov;31(11):9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