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丁事件”和庄则栋政治浮沉_风闻

【作者 钱江   《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

庄则栋撞上“二丁事件

 1974年2月中旬，庄则栋结束在“中央读书班”的学习回到国家体委，才过了十来天就碰上了“二丁事件”。

 回顾刚刚过去的1973年，是庄则栋政治生涯的“次高点”。他在这年担任了国家体委党的核心小组（以下简称党组）副书记，是相当于副部长的高级职务。此前的60年代，他领略乒坛赛场无限风光，以独特的中近台两面快攻打法横睨群雄，将全国三连冠、世界锦标赛三连冠均收入囊中。从1961年到1971年，以庄则栋为主力的中国乒乓球男队四夺世锦赛男团冠军。1973年秋天，国际乒联永久性授予他一座复制的男单奖杯“圣·勃莱德”。有这个奖杯，他称得上毫无遗憾地向运动员生涯告别了。

在国际乒联主席伊万斯到北京授予庄则栋复制的“圣·勃莱德”杯之前几天，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庄则栋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运动员中当选的第一个中央委员，党内地位超过了在职的体委主任。中国体育系统中，庄则栋亦是唯一的中央委员，一颗政治新星就要冉冉升起。

20世纪60年代初的庄则栋

担任党组领导职务不久，他参加了于1973年10月６日至1974年２月11日，在北京举办的第二期“中央读书班”，编入“地方班”。支部书记由来自天津的孙健担任，班里还有两位来自上海、当时很有些知名度的“造反”人物祝家耀和金祖敏。见到这两个人，庄则栋有些惶恐，因为学习班里像他们这样的几位“学员”靠“造反”起家，对“文革”颇有贡献。而庄则栋本人，“文革”开始的时候还是出名的“保皇派”。偏偏是，来自上海的造反派头头年龄和庄则栋接近，彼此间说话多一些，还喜欢和庄则栋在课后挥拍打几下乒乓球。

这期学习班开班第一课，就是学习毛泽东决心发起“文革”时从韶山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一封信。领袖对夫人的信任，给33岁的庄则栋留下深刻印象。

 1974年1月初，读书班即将结业时，突然发生三件大事；一是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为此要求学员安排几天时间学习、讨论毛泽东在对调会上的讲话；二是王洪文提出要增加“文化大革命再教育”的课程，学员也增加了讨论；三是江青突然召集万人大会，进行“批林批孔运动”动员，“中央读书班”学员们也要专题讨论。２月８日，王洪文到读书班接见学员作结业告别，要求学员回去后直接写信向他反映本单位“批林批孔”的情况。

庄则栋参加这期学习班，以及学习班结束时“批林批孔运动”的掀起，为他种下了悲剧的种子，波诡云谲的政治生涯向庄则栋招手了。

 “文革”开始后的1968年5月12日，国家体委系统由解放军总参军训部实行军管，军管会主任是军训部长曹诚。1971年7月，国家体委结束军管，曹诚回部队任职，原任第38军政委、此时已担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王猛调任国家体委主任。

王猛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从部队调来的，原国家体委军管会属于总参谋长黄永胜指挥序列，王猛就任后，体委重归国务院领导。

从1971年7月29日起到年底，江青先后6次参与体育界活动或讲话。从8月31日起，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也拉了进来，或一同讲话，或一起观看表演。此中深意，如江青的多次表白：他们到体委看“表演”，是看“政治球”，或曰看“体育政治”的。从1971年夏天到1973年底，江青对体委主任王猛极力拉拢，不是要王猛陪同参观或看“表演”，就是要王猛陪她看电影，乃至席间要和王猛掰手腕角力等，弄得王猛直生闷气。

王猛到体委后迅速熟悉工作，大批解放被打压“靠边站”的干部，让他们重新投入工作，实际上否定了“文革”肇始大批干部和著名选手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做法，引起了江青的不满。王猛初到体委时对江青很尊重，这其中自然包含对领袖的忠诚。但到后来，王猛越来越觉得江青的行为不得体，而且对江青总是和周恩来闹别扭很有意见，他开始有意无意地躲避江青。

庄则栋从第二期“中央读书班”学习归来不过十来天的时候，发生了内蒙古乒乓球队的“二丁事件”。 “二丁”是一对丁姓兄妹，哥哥丁立春、妹妹丁桂荣都是内蒙古乒乓球队选手，分别出生于1946年和1948年，当时年龄27岁和25岁，就要退役了，丁立春希望留队当教练，但球队主教练李岩毅认为教练员位置上已经有人，此事需仔细商量。丁立春留队心切，抓住了球队的一次差错，和妹妹联名写信给国家体委领导。

原来，在年前的全国少年比赛报名时，内蒙古队希望争得好名次，报上了两个稍有超龄的队员，结果被比赛组委会发现予以制止，内蒙古队马上按照要求改了过来。按说此事已经解决，但丁立春认为事情解决得不彻底，教练员对自己有意见，为此还和队员有肢体冲突厮打。发现自己最初上告没有反应，丁立春和妹妹再次联名写信称内蒙古体委领导搞“锦标主义”，对自己“打击报复”，这就是“二丁事件”。

1972年4月，庄则栋（中）与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

王猛对“二丁事件”的处理

此事本来是球队成员之间的小纠纷，但在“文革”中，两位年轻人把事情上纲上线了，他们写信给刚复刊的《体育报》。1974年2月，报社有人将此事写成内参，呈报“中央文革”领导。（2017年9月26日在呼和浩特访问原内蒙古乒乓球队教练李岩毅的记录。）

江青正在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想找机会整一整王猛苦于没有把柄，看到内参和信件如获至宝，即于1974年2月21日写了一段批示：“应该责成王猛同志妥善处理。赔礼道歉，医治欧（殴）伤。揭开体育系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

江青的批示前半段还算就事论事，后半段就很离谱了。她还就此事串通了当时担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造反派”大头子王洪文于次日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请转王猛同志即办。”

这两个批示于2月23日送到了王猛手里。看到两位中央领导人的批示，王猛很重视，随即召开党组会议传达。王猛当时还不知道“二丁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责成体委办公厅副主任郭连刚组成调查小组，立即赶往呼和浩特，先将情况了解清楚，然后再行处理。

 郭连刚是一位“三八式”老革命，山西沁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入党，1942年进入延安抗大学习。学习结业后到晋冀鲁豫根据地，后来随二野大军进入西南，再后来由重庆调入国家体委，1966年“文革”爆发前担任办公厅副主任，负责行政和经费事务，结果成了办公厅中唯一没有被“打倒”始终在工作状态的领导。

他被指定为前往内蒙古调查“二丁事件”小组的负责人，小组还有4人是：《体育报》副总编辑王舜华、编辑曹炎（女）、李明光，还有体委宣传司负责记者联系事务的李秉达。

行前，王猛将郭连刚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要他阅读此事的内参报告和江青、王洪文的批示，然后交给郭连刚一封手书信件，要他先读一遍，到呼和浩特面交内蒙古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尤太忠。

郭连刚的记忆很清晰，还记得信的大意是：老尤同志，内蒙古体委对问题虽然已经处理，但有人反映他们对二丁进行打击报复。请老尤同志支持我们的调查组工作。

王猛在信中称尤太忠为“老尤”，可见他们彼此熟悉。郭连刚领命之后就乘火车前往呼和浩特。（2017年12月15日对郭连刚的访问记录。）

了解事情经过需要一个过程。当时从北京到呼市乘火车要将近一整天，再快的调查，加上路途往返，起码五六天时间，何况是江青、王洪文批下的东西，调查组哪里敢马虎。没想到王洪文等不及了，派秘书廖祖康于2月26日来到体委，先是找到体委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询问，王洪文、江青的批示已经4天过去了，“王猛扣住中央首长的批示不向群众传达，不贯彻落实，这是什么问题？这里一定有鬼”。

体委的造反派自王猛上任以后，眼看着老干部一个个恢复工作，运动员恢复训练，“文革”的地盘一步步被侵削，正心里着急，得到王洪文大秘书发出的信息，自以为得风气之先，立即鼓动起来，纷纷贴出大字报责问王猛，说他扣押中央领导批示是何居心？为什么不向群众传达？鬼在哪里？

庄则栋承担责任说清楚，突然变卦

面对乱局，王猛于3月5日召开党组会议商量。他向与会者说明，中央首长的批示是批给我的，当然由我马上来处理，首先是调查事件的来龙去脉，现在郭连刚率领调查组已经去了呼市。事情真相没有弄清楚之前，没有必要开大会传达，所以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扣押”。但是现在有些人不相信，认为这里有鬼，闹了起来，怎么办？

党组成员在讨论中认为，既然群众已经闹了起来，又有上面来人催问，那就开大会向大家讲清楚，这样比较稳妥。

王猛接受大家的意见，说好，那就在明天开会，我来把事情经过说一下。但是，他只能把派出调查组去内蒙古的事情说一下，因为调查组多方取证调查，已经缠在呼市了。

原来，调查组一到呼市火车站，就见到站台上有人打着一个招牌迎接，那牌子上写着：接江青同志派来的调查组。

郭连刚下车以后就对举牌子的人说，对不起啊，我们不是江青同志派来的，我们是国家体委王猛同志派来的，调查内蒙体委的情况。

随后，郭连刚面见主持内蒙古工作的尤太忠，送交了王猛的信。

尤太忠看了王猛的亲笔信以后，没有任何包庇内蒙古体委的意思。他说，我知道了，反映问题是好的，有问题，处理也是应该的，而且要严肃处理。我支持你们去认真调查。

看到内蒙古一把手这样重视，调查组的行动更加谨慎，连续不断地找当事人谈话，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就不能向王猛详细汇报，只告诉他已经面交了给尤太忠的信。

因此，王猛要召开国家体委干部大会传达有关“二丁事件”的情况，也只能是概略的，点到调查部署而已，内容有限。

党组会议开到这时，在座的党组副组长庄则栋主动说，为两个乒乓球选手的事情，主任要出面说一下当然好，我觉得还不如由我来出面向大家讲一讲更好。因为我不是当事人，却是乒乓球队里出来的，我来讲这件事大家更容易接受。

王猛一听很受感动，欣然接受。党组成员也一致认为由新任中央委员庄则栋出面讲话效果更好。当时在一边作会议记录的党组秘书王鼎华听了也在心里叫好，觉得：“小庄真棒，危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敢于承担，果然是大大进步了。”原来，王鼎华自1960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就到北京《体育报》当记者，经常采访中国乒乓球队，对庄则栋的成长过程很熟悉，和庄则栋也很谈得来。

1973年4月，王猛（前排左二）在无锡，左三王鼎华

当时的庄则栋确实支持王猛工作，会议结束时表示自己要赶紧回办公室准备一下明天上午的讲话内容。

第二天早晨，王鼎华拿着笔记本早早来到国家体委体育科研所4楼报告厅，到早晨8：30，报告厅里已经坐满。王猛主持开会，告诉大家，注意到各单位对中央领导批示的反应，所以开这个会。本来嘛，应该等到调查小组从呼市回来，把情况弄明白了再开会更合适，现在因为大家迫切想知道，体委是怎么落实领导批示的，所以今天就开会把情况告诉大家。

王猛宣布，现在就请庄则栋同志代表党组，传达落实中央领导批示的情况。于是，庄则栋上台发言了。

谁也没有想到，庄则栋语出惊人，他说：“王猛，这4天的情况，是你的事，应该由你来讲。江青同志、洪文同志的批示是给你的，你必须向群众做出交代，用不着我来讲。”当时王鼎华就坐在第一排，正和庄则栋面对面，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身为党组秘书，昨天庄则栋的发言，他记录得清清楚楚，怎么一夜就变了？而且，平日里庄则栋对王猛非常尊重，一口一个“主任”，姓氏都不称，如今大庭广众之间直呼其名，气势汹汹，一副对立的样子。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把他弄糊涂了。（2017年10月在北京对王鼎华的访问记录）

1972年4月，庄则栋率团来到美国，在机场见到了日本相识的美国乒乓选手科恩

原来江青和庄则栋直接连线了

两年半之后，“四人帮”倒台，一损俱损，庄则栋即被隔离审查，这才真相大白。

据国家体委原政策法规司司长王鼎华先生描述：原来，3月5日白天的事务散去，庄则栋回到自己的小宿舍——运动员大楼411室，正要准备明天的“说明白”讲话，突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两位体委“造反派”头头，一人姓李，一人姓张。正是他们直接从王洪文秘书廖祖康处获得了江青、王洪文的批示内容，是廖祖康煽风点火的对象。眼下他们听说明天小庄要出面“说清楚”，于是上门向庄则栋点拨不要上当，斗争形势很复杂，不要出来替王猛讲话，既然是江青同志作的批示，应该直接请示江青同志。

庄则栋一听，觉得有道理，因为他没有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明白。好在现在已经可以动用国家体委的“红机子”直通枢密了，他立即拨通了江青办公室的电话，得到答复说请马上到钓鱼台来。此时已是3月6日凌晨，庄则栋跳上小轿车驶进了钓鱼台，只见王洪文也在江青处等待。江青对庄则栋说：小庄，你刚才给我打电话，我正准备吃安眠药睡觉。听说你有急事，我推迟了睡觉时间。今后你什么时候来找我，我就什么时候见你。庄则栋一听，马上把体委党组会议上的事情一说。江青明确答复：你别上他的当，王猛是想把你推向第一线，是很狡猾的。

江青指示庄则栋下一步的行动：今天上午的会你去参加，你跟他（王猛）说：“这是一位副主席、一位政治局委员批给你的，对这4天的问题，你向群众交代，我不管。”把皮球给踢回去。江青还对庄则栋说，王猛在十次路线斗争中是有问题的。他和林彪的关系不清，屁股不干净，有些言行他没有交代。这个人太可恶了，你要发动群众大揭大批。王洪文也说，现在你赶紧回去，我们支持你，以后有什么事就来找我们。

于是庄则栋匆匆赶回体委。人之生涯，高尚和猥琐、黎明和黑暗之间，有时只有一线之隔，这在庄则栋的政治生涯中即有真切反映。当庄则栋在3月6日凌晨离开钓鱼台的时候，他和几个小时之前的庄则栋，已经判若两人。

​

接着就发生了在3月6日体委大会上他对王猛主任的当面斥责。

1984年6月，胡耀邦接见王猛（前右一）等广州军区领导

王猛临危不惧，小庄再次低头

面对庄则栋突然反水，会场上惊倒一片。54岁的王猛面对突然袭击，表现出久经战阵的将军气度，沉稳地站出来将事情原委说了一遍，强调说明，就此事已经派出调查组，现在他们正在呼市调查，还没有报告结果。一番话说完，台下没有了声音。

显然是为了打破僵局，庄则栋又突然发话：“王猛，你跟林彪是什么关系？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出来？”这几句，都是江青教的。王猛不动声色地回答，我和林彪没有什么关系，过去并不认识。到了这时，庄则栋没词儿了，会议也就结束了。王猛非常生气，但他知道这个变故后面必有文章，否则庄则栋不会这样做。庄则栋则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好。他心里明白，在大会上突然反水袭击，肯定已经和王猛完全对立，没有回旋余地了。

江青和王洪文预知这个结果，于十多小时后的3月7日凌晨召见庄则栋。这回，江青不再文绉绉说话了，当着庄则栋的面大骂：“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王猛你猛不了了，天马行空，独往不能独来。”“毒蛇是先咬人的，你咬了我一口，我一定要咬你。”庄则栋请示：“王猛态度很硬。我们攻他什么呢？”

其实江青并不掌握什么材料，她只是鼓励乒乓球冠军：“你不要怕嘛，我给你提供炮弹。”她指示庄则栋，“让别人出面，问他给林彪送了什么礼？”江青说：王猛去（体委）不得力，他后面的人也不好。庄则栋说，王猛来体委是周总理亲自点的名，从38军调来的。江青马上说：“王猛一点也不懂体育，这样的干部也能调到体委去？”

1987年11月，王猛（前排右三）在广州出席第6届全运会开幕式

这时庄则栋突然想起，近日周恩来总理对王猛将出访西德有个批示，而且就在他的文件包里，他马上拿出来给江青看了。原来，这是3月5日国家体委和外交部会签的《关于王猛同志应邀回访西德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同意王猛出国，批示：“请王猛同志在国家体委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采取积极提倡和欢迎群众批判自己的认真、严格、热情的态度，才可把体委的运动发动起来。”周恩来并不知道“二丁事件”，他的批语是要和江青推动的“批林批孔”相呼应一下。

江青不肯让王猛此时出国，立即让王洪文要通周恩来的电话，明确要求周恩来改写批示。江青叮嘱王洪文：“你问问他准备怎么写？写好了我们还要看一看。”王洪文放下电话不一会儿，江青处的电话又响了，秘书报告是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到这里找庄则栋，显然是已经打电话到体委找过了。

庄则栋要接电话，被江青制止。她对王洪文说：“告诉他，庄则栋没有来过我们这里，打电话到体委去找。”她扭头又对庄则栋说：“快回去，别说你到过我们这里。你接到总理的电话，把他对你说的话记下来，一个字也不要漏，然后打电话告诉我们。”

结果，庄则栋马上回到体委去，和周恩来通了电话，说眼下王猛不宜出国访问。庄则栋是得到江青、王洪文授意的，否则哪里敢打这个电话。周恩来一听就明白了。在这个背景下，已经抱病在身的周恩来退让了，当即亲笔给王猛、庄则栋写了一封信：

王猛、庄则栋同志：

听说体委动员批林批孔的大会正在开，如果王猛同志今晨将我在一个要出国的文件上，写给你们几句希望的话念给大家听，大家会问，下文如何？我就请你们代答，如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揭大批、批深批透，批得王猛同志来不及出国，那也不要紧，可换别人去。我方才把这几句话的内容从电话中告诉了庄则栋同志，现在以书面补告。

即致

    敬礼！

周恩来

1974年3月6日4时

实际上，这个短信是3月7日写的，取代前一个批示。即便是让步，周恩来的信也写得婉转周全，不露破绽。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庄则栋铸下大错。他不仅被江青、王洪文指挥得团团转，对王猛背信弃义地横加指责，而且对周恩来总理撒了谎。正因为他对周恩来撒了谎，隐瞒了他在江青和王洪文处的活动，后来他在家中无意间说起此事，引起妻子鲍蕙荞极大不满，两人之间产生隔阂。后来，这个隔阂演化为感情的冰河，两人最终劳燕分飞。

郭连刚小组的调查，在尤太忠直接帮助下进行。尤太忠本人也来到调查座谈现场，听取乒乓球队领队、教练，涉事选手的陈述。他们弄清了事情原委，认为是队内成员间的小纠纷，与“阶级斗争”无关。但为了应付“批示”，调查组责令当事教练检讨，然后调离教练岗位。即便是“调离”，也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加以保护的结果。时任区党委副书记的王铎在“调查”进入尾声时亲自打电话给李岩毅说：“对调查你不要再说什么，先离开球队躲一躲。”

两位丁姓兄妹，因为到龄就退役了。实际上，正是这样的措施保护了“二丁”和主教练。两年后“文革”结束，李岩毅重回教练岗位，“二丁”兄妹逐渐以教授乒乓球为业，过着可称宽裕的生活，和教练重归于好。

郭连刚在呼市调查和处理“二丁事件”，整整花了3个多月时间，待他们回到北京，王猛已经“靠边站”了，不久调离体委回军队工作。

国家体委主任则由庄则栋取代，这正是庄则栋悲剧之所在。他政治生命的跌宕悲剧，就是在1974年3月5日至7日的两天里拉开序幕的。这位乒乓球世界冠军的自负和冲动、对极左思想的追随和推行，使他在悲剧道路上渐行渐远。

注：本文作者采访了前任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司长王鼎华先生，采用了他提供的历史资料；还采访了郭连刚、李岩毅先生，采用了他们回忆口述资料，在此衷心感谢！

（原文载于《世纪》杂志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