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庆：真理标准讨论的三个层次_风闻

真理标准讨论的三个层次

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拉开了那场由一个不读书的人主导的、以“不争论”为口号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今年，距离这场讨论恰好过去40年。此时，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梳理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可以从政治、科学和哲学三个层次展开讨论。

一、   政治层次

始于1978年的那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没有什么学术意义。“失败乃成功之母”，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环境中，这一讨论确实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政治作用。当时，“唯一标准”是作为“两个凡是”的对立面提出的。与“两个凡是”相比较，“唯一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松动教条主义的作用，值得肯定。

在政治层次，这一命题面临两个主要的难题：

1.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真理？是否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是否存在被实践证伪的可能性？二战之后，东德西德，东欧西欧。南韩北韩、大陆香港台湾，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这些“实践”能否证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这一命题？十月革命以后的几十年中，在苏联和中国，许多无辜平民在和平时期死于政治清洗、政治破害和鸡荒。这些“实践”能否证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这一命题？

2、真理是否具有阶级性？对于十月革命，对于中国革命，对于土地改革，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农业合作化……对于这些“实践”，不同的人会做出非常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些实践支持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有人认为这些实践未能支持“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于是，一些人提出“真理具有阶级性”，提出“用无产阶级的真理反对资产阶级的真理”。那么，这种具有阶级性的真理，是否属于“客观真理”？

那些主张“唯一标准”的人，需要对这两个难题做出回应。迄今，我尚未看到有人对这两个难题做出有说服力的回应。

二、   科学层次

从2013年开始，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的陈平教授[1]与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先生[2]之间进行了一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讨论[3]。陈平提出“实验是检验真理的主要标准”，茅于轼则提出“逻辑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陈禹教授[4] 和孙绦教授[5] 也参与了讨论.再后来，许多人参与了讨论，从发言看，其中不乏重量级的学者，如寒竹[6]、姚洋[7]等。这场讨论至少持续到2016年。或许，这场讨论还会继续。

陈、茅等的这场讨论，与1978年曾进行的那场讨论，完全不在同一层次。这场讨论已经属于学术领域的讨论，虽然基本局限于物理学和经济学的学科范围之内，但已经属于科学层面的讨论。

陈平曾多年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关于检验理论的标准问题，他更倾向于从物理学的角度考虑问题。他认为，形式逻辑假设事物概念可分，分界清晰。但是，实际问题却复杂得多。基于不同的视角，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不同的时空尺度，存在着不同的逻辑，例如，经典力学的逻辑是连续的，量子力学的逻辑是离散的。宇宙和生命世界没有统一的逻辑。选择哪种逻辑，最终还是要经受实验的检验。今天，挑战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理论很多，有十几种，迄今，最能够经受实验检验的还是爱因斯坦的理论。物理学理论，最终还是要接受实验的检验。伴随实验条件的改善，伴随实验精度的提高，不能排除未来爱因斯坦的理论被其他模型取代的可能性。

陈平认为，检验一个理论的标准有6条：

（1）  实践标准，即实验与理论预测的比较；

（2）  逻辑标准，需要理论自洽，即茅于轼所强调的一点；

（3）  美学标准。几个模型对观察事实具有同样的解释力，选择最简单或最优美的一个。广义相对论不简单，但是优美。非牛顿引力模型简单，但是不优美。新古典认为线性模型简单又优美，其他一些人则认为新古典简单但是不优美，他们认为曲线比直线优美；

（4）  普适性标准；

（5）  道德标准；

（6）  主流价值标准。

茅于轼认为“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逻辑才是唯一的标准”。 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逻辑推导出来的。从物理学的惯性定理，到热力学的第二定理，再到相对论。几何学的欧氏几何和非欧几何，都是逻辑的结果。有一些经验性的规律，如虎克定理（应力和应变成正比）不能算真理。规则而已。

虽然哥德尔定理认为逻辑也可能出问题，但是，哥德尔定理不是从实践得出的，还是从逻辑得出的。哥德尔并没有用实践来否定逻辑。

实验失败的原因很多，不一定是理论错误，可能是实验误差，也可能是实验条件尚不具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从逻辑推出来的。大家用实验去检验。如果实验结果不支持逻辑推导结果，不一定能够证伪理论，可能存在实验误差。但是，如果发现了相对论中的逻辑错误，就一定可以推倒这个理论。

茅于轼特别以“惯性定律”的发现来说明“实践”和“真理”的关系。在伽利略和牛顿的时代，大量的观察经验是“运动物体不受外力作用就趋于静止”，而不是“运动物体不受外力作用保持运动状态不变”，而不是“动者恒动，静者恒静”。 惯性定理不是来自于观察，而是来自于思考，来自于对观察结果的逻辑推理。

陈禹认为，“实践”和“逻辑”都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都不是“唯一”标准。探索科学的方法有两种：演绎和归纳。演绎靠逻辑，归纳靠实践。它们是人类知识进步的两条腿，缺一不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法经不住推敲。一个人吃了香灰，病就痊愈了，这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香灰可以治病吗”？与这种说法相比，卡尔·波普尔的“证伪理论”更有道理。一个肯定的实验无法保证一个论点的正确，你举出了一百个成功的案例，并不能保证第101个案例还是成功的。这是归纳法的根本性质决定的。

逻辑只能是标准之一，不是唯一标准。就形式逻辑而言，哥德尔定理已经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关于逻辑，最致命的质问是：你的逻辑推导的起点如何保证是可靠的？

陈禹教授赞成比波普尔更极端的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1923-1994）的看法。关于“实验检验”的局限性，费耶阿本德、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和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1974）都曾指出，实验既不能证实一个理论，也并非像波普尔所说那样一次否定性实验即可证伪一个理论，否定性实验结果也并不足以证伪一个科学理论。事实上，哥白尼的日心说和牛顿的“惯性定律”，都曾经无数次地被实验证伪。

孙绦教授认为，就经济学所处理的“真理”的性质（利益如何分配的学说）而言，是既不能靠逻辑亦难以通过实验来证明（证实）的。

在这个科学层面的讨论中，陈平认为“实践”是主要标准；茅于轼认为“逻辑”是唯一标准；陈禹认为“实践”和“逻辑”都不是唯一标准，需要二者共同来检验；孙绦则认为二者都不足以证明或证伪一种经济学学说。

霍金是一位天才的科学家，是现代宇宙学研究领域中的重量级人物。他2010年出版了《大设计》一书，2011年湖南科技出报社出版了此书的中译本。在这本书中，霍金提出了检验一个科学理论的四条标准（中文版第42页）：

1.  是优雅的（is elegant）；

2.  包含很少任意或可调整的因素；

3.  与全部已有观测一致并能解释之；

4.  对将来的观测做详细的预言。如果观测不成立，就可以证伪理论。

霍金提出的检验科学理论的第一条标准是“优雅”，第二条标准是“简单”。他在提出这4条标准后继续写道：“上列标准显然是主观的（above criteria are obviously subjective）。例如，优雅就不是容易测量的东西，但科学家非常重视它，因为自然定律是意味着把许多特殊情况经济地压缩成一个简单公式。优雅是指理论的形式，但它与较少的可任意调整元素紧密相关，一个充满了修补因素的理论不很优雅。可以转述爱因斯坦的话，一个理论应该尽可能简单。”

三、   哲学层次

陈平、茅于轼等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基本尚未进入哲学层面的讨论。在参加讨论的学者中，许多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哲学意义。例如，孙绦教授指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中，除了形容词“唯一”之外，包括“实践”、“检验”、“ 真理”和“标准”在内的其他几个概念，都存在歧义和争议。孙绦的这个评论非常精辟，提示我们关于这一问题尚需要进行更深哲学层次的讨论。

哲学教师出身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寒竹先生说：“今天当人们在谈论二十世纪的哲学时，没有一位哲学家会提到（中国70年代末出现的）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的确是这样。

据我所知，历史上，至少有老子、庄子、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笛卡尔、莱布尼茨、贝克莱主教、休谟、康德、马赫等人曾就此问题进行过哲学层面的讨论，近代以来，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卡尔•波普尔、托马斯•库恩、斯特芬•图尔敏等学者也曾进行过哲学层面的讨论。

老子、庄子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真理，“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老、庄的真理观与印度传入的佛教相融合，形成了禅宗的真理观：“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开口便错”；“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老庄、禅宗的真理观被传教士带到欧洲，深深地影响了西方近现代的思想家。例如，维特根斯坦生前正式出版的唯一一本书是《逻辑哲学论》。全书共7章，作为结论的第7章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对于不可说的东西，保持沉默（What we cannot speak about we must pass over in silence）”。他在这部书中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可以展示的东西，不能用语言表达（What can be shown, cannot be said）”。（4.1212节，即第4章1212节）又如，哈耶克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是他一生最后出版的一本书，出版时他已经89岁，反映了他一生思考的结果。这本书第七章的标题是“我们毒化的语言（OUR POISONED LANGUAGE）”。这一章集中讨论了语言的局限性和语言对思想的扭曲。

从哲学层面讨论真理标准，首先要回答“何谓真理”。在“维基百科（中文）”的“真理”词条中写道：“许多哲学家都自诩代表真理，然而彼此之间可能毫无共同之处，甚至针锋相对。日常生活中，不少人也自称自己的观点是真理。真理通常被定义为与事实或实在相一致。然而，并没有任何一个真理的定义被学者普遍接受。许多不同的真理定义一直被广泛争论。许多与真理定义相关的主题同样无法获得共识。”

根据我有限的阅读，我了解到，关于“何谓真理”的回答主要有以下6种：

（1）符合论，命题符合对象；

（2）融贯（Coherence）论，命题与系统中其他命题不冲突；

（3）共识轮，命题在多数人之间形成共识；

（4）实用论（效用论），命题获得实效的支持；

（5）紧缩（冗余）论，真理概念基本属于不必要的冗余，应予以压缩；

（6）天启论，真理来自诸神的启示。

其中，历史悠久、影响面很广的真理理论之一是“符合论”。早在18世纪上半叶，“符合论”就受到休谟的有力挑战。其后，18世纪下半叶，康德曾在《逻辑学讲义》（Jasche整理）中这样评论真理符合论：“真理被认为在于知识与客体的一致之中。按照这一定义，那么，我的知识，如果为真，就必须与客体相一致。为此，我需要比较客体与我的知识，如果二者一致，我的知识便得到证实。但是，这远远不够。客体外在于我，知识在我之中，我只能判断我对客体的知识是否与我对客体的知识相一致。这样一个解释的循环被古代学者称为Diallelon。怀疑论者批评这种对真理的说明就像一个上法庭的人为支持他的陈述而诉诸无人认识的证人，但该证人声称自己可信的理由却是：请他来作证的人是可敬的”。（《导论》第IIV节）

继休谟、康德之后，许多哲学家指出，虽然“符合论”非常贴近人的直觉和常识，但经受不住逻辑的检验，也无法为决策提供支持，无法成为选择的依据。例如，维特根斯坦曾说：“只要我们检验什么东西，我们就已经预先设定了某种不受检验的东西。（For whenever we test anything, we are already presupposing something that is not tested.）”。[8]

康德虽然指出了“符合论”的局限，但未能明确回答“何谓真理”。今天的哲学家们给康德贴上了各种标签，包括符合论、融贯论、共识轮、实用论，等等。各种标签，都可以在康德的言论中找到依据，都不能说全无道理。今天贴在康德身上的各种关于真理理论的标签，也显示了真理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性。

从哲学层面讨论真理标准，还需要回答：是否存在完全独立于人的意识（观念、理论）的“客观世界”？或者说，什么是“实在（reality）”？这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是古今中外智者曾广泛深入讨论的问题。

霍金是现代宇宙学研究领域中的重量级人物。他1988年出版了《时间简史》一书，2002年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中译本。此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人择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人择原理”是说，人类只能看到人类可能看到的东西。霍金2010年出版的《大设计》一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依赖模型（dependent model）”。霍金在书中阐述了自己的“依赖实在观”。他说：“本书非常重要的结论：不存在与图像或理论无关的实在概念。（加重字体是原书的——谢小庆注） 相反地，我们将要采用的将其称为依赖模型的实在论观点：一个物理理论和世界图象是一个模型（通常具有数学性质）以及一组将这个模型的元素和观测连接的规则的思想。这提供了一个用以解释现代科学的框架。”（中文版第34页）

所谓“依赖模型”，就是实在依赖于观察者，依赖于理论。霍金写道：“两个非常不同的理论精确地描述同样的现象的情形，和依赖模型的实在论相一致。每个理论能描述和解释某些性质，但没有一个理论能说比其他的理论更好或更真实。考虑制约宇宙的定律，我们所能说的是：似乎不存在一个单独的数学模型或理论能够描述宇宙的方方面面。……尽管这种情形未实现传统物理学家的单独统一理论之梦，然而在依赖模型的实在论的框架中是可被接受的。”（中文版第48页）

数学家、物理学家彭罗斯（Roger Penrose）爵士是霍金的主要合作伙伴和对话对手。2004年，彭罗斯出版了《通往实在之路：一个宇宙法则的完全指南（The road to reality：A Complete Guide to the Laws of the Universe）》，2008年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中译本。此书英文版1094页，中译本800页，108万汉字。在这部巨著中，彭罗斯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实在”的看法。最后，彭罗斯写道：“到底什么是物理实在？这是一个追问了几千年的问题，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给出过各种答案。今天我们回头去看看，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说，当今的认识要更为清醒得多。大多数当代科学家不是试图正面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是避开这种问题，他们辩解道，这个问题提法上就是错的：我们不该问实在是什么，而只能问它是如何作为的。‘如何’的确是个值得我们考虑的基本问题，也是本书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如何来描述那些支配宇宙及其运行规律的法则？但毫无疑问，许多读者会认为这是个有点令人失望的答案一一是一种‘逃避’”。（ what is physical reality? This is a question that has been pos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philosophers throughout the ages have attempted various kinds of answer. Today we look back, from our vantage poi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claim to take a more sober position. Rather than attempting to answer the ‘what’ question, most modern scientists would try to evade it. They would try argue that the question has been wrongly posed: we should not try to ask what reality is; merely, how does it behave. ‘How?’ is, indeed, a fundamental question that we may consider to have been one of the main concerns of this book: how do we describe the laws that govern our universe and its contents? Yet, many readers will no doubt feel that this is a somewhat disappointing answer—a ‘cop-out’, no less.）（英文版第1028页，中文版第732页）

从霍金和彭罗斯关于“何谓实在”的讨论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今天，关于“实在”，人们还存在非常不同的看法。

从哲学层面讨论真理标准，还需要回答：世界是否可以被二分为“主观”和“客观”？ 世界是否可以被二分为“物质”和“精神”？对于这些问题，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同样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从政治、科学和哲学层面的讨论中不难看出，真理检验标准问题数千年来困扰着人类一代又一代最杰出的智者。随着人们对这一问题思考得越深入，似乎离答案越遥远。在当代的科学家中，使用“真理”概念的人是越来越少，科学哲学家们往往回避“真理”概念而谈论“科学理论”。 在宗教领域中，真理概念是有意义的。在科学领域中，真理概念完全没有意义。在科学领域中，即使接受真理概念，也不可能存在什么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可能是约定假设后多种标准的互相验证。从事科学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们大多非常清楚，符合观测事实、理论自洽、逻辑简单等，都是评价一种科学理论的标准，并不存在什么“唯一标准”。

我个人认为，体现当代“真理标准”问题思考最新成果的是斯特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1922-2009），他用“主张（claim）”扬弃了“真理（truth）”，用“论证（argument）”扬弃了“检验（testing）”，用理据（warrant）扬弃了“证据（evidence）”和“标准（criterion）”。

​图尔敏1958年出版了《论证的使用（Uses of Argument）》一书，对亚里士多德以来以“三段论”为代表的传统逻辑体系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不同于形式逻辑（formal logic）的非形式（informal）逻辑，图尔敏将之称为“工作（working）逻辑”、 “实践（practical）逻辑”或“实质（substantial）逻辑”。图尔敏指出，在科学、法律、经济和医学等许多专业领域，基于传统形式逻辑的论证意义很有限，实际上真正大量使用的是“实质论证（substantive argument）”。他指出，在传统的论证研究领域人们常常将注意力聚焦于“怎样论证才合乎逻辑”，却常常忽视“人们实际上如何论证”。在论证中，人们常常采用静态的“解剖学”方法，而不是采用动态的“生理学”方法。

在图尔敏提出的论证模型中，论证不再是简单地收集证据或事实，而是一个持续的、层层深化的过程。在图尔敏的论证模型中包含资料（datum，D）、支撑（backing，B）、理据（warrant，W）、限定（qualifer，Q）、反驳（rebuttal，R）和主张（claim，C）等6个基本要素。论证的基本过程是：资料（D）和支撑（B）共同构成了理据（W），在接受了反驳（R）之后，经过限定（Q），使主张（C）得以成立。

图尔敏指出，仅仅事实（D）不足以成为支持一个命题（C）的理据（W），还需要一些必要前提的支撑（B）。一个有效论证只能基于一定的前提约定之上。根据同样的事实，基于不同的前提约定，可能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9]

根据图尔敏的论证模型，论证所追求的不是声称自己拥有“真理”，不是“正确（right or correct）”，不是合理（rational or reasonable），而是为决策提供支持，而是为选择提供依据，而是使自己的主张更有力（powerful），更具有说服力（persuasive）。

在快速变化的21世纪，已往的“实践”无助于我们应付不断出现的“黑天鹅”；他国、他地、他人的“实践”，并不能保证他国、他地、他人的“橘”不会在此国、此地、此人成为“枳”。面对这些艰难的选择，图尔敏模型可以帮助我们梳理思路，帮助我们做出选择。这种根据图尔敏论证模型做出的选择，不是“真理”，不是“正确的”选择，不是“合理的”选择，而是普乐好的（plausible）选择。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告诫人们：“尊敬那些真理的追求者，警惕那些真理的拥有者。”[10] 伏尔泰的话，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参考文献

[1] 陈平，自号“眉山剑客”，别号“寂寞求错”，是今日中国的重量级学者。他1968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1987年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获物理学博士。他多年参与普利高津（1977年获诺贝尔化学奖、曾提出“耗散结构”理论）团队的复杂系统研究。现任职于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从事复杂系统和经济学研究。

[2] 茅于轼是一个学工程出身的经济学者，长期致力于经济学研究，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他的一个著名观点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3]  http://www.guancha.cn/ZhenLiBiaoZhunZaiTaoLun

[4] 陈禹，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前院长、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

[5] 孙绦，1988年于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商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1997年曾担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信息管理系系主任。

[6]  寒竹，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7]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8] WITTGENSTEIN L.：ON CERTAINTY，BASIL BLACKWELL OXFORD，1969，第163节，第24页。

[9] 图尔敏：论证的使用，谢小庆、王丽译，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6

[10] 转引自英国哲学家A. C. Grayling 接受澳大利亚杂志《The Age》采访时谈话，2010-3-13, The Age, Section: Insight, “The God botherer-ENCOUNTER WITH A. C. GRAYLING” by Barney Zwartz , Quote Page 10, Melbourne, Austral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