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六次书写《临江仙》_风闻

【 作者为丁玲生前秘书 王增如】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行军途中

很多人都知道毛泽东书写的《临江仙》，是唯一题赠作家的诗词，但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在不同时期曾经多次书写过这首词。笔者以前只看到过四幅毛泽东书写的《临江仙 》手迹复印件，3年前听说他在晚年的1973年还亲手默写这首词，开始寻找，想亲眼看看这幅真迹，但终未如愿。

2017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吴正裕主编，李捷、陈晋副主编的《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增订本）》，吴正裕在《临江仙·给丁玲同志》这首词的“考辨”里写道：“此词作者留存的手迹，现在所见有五件。

词中‘今日武将军’句，有三件作‘今日女将军’。其中有一件手迹，从字迹辨认，可判定用铅笔写于1973年下半年，所署写作时间为‘一九五二年’，显系笔误。值得指出的是，当时丁玲的冤案尚未平反，作者书写此词，并让为他做医护工作的吴旭君用毛笔抄清保存，说明作者此时依旧记挂着丁玲。”2018年3月此书第二次印刷时，又在这后面加了一句话：“并意味着就他个人内心而言，已经为丁玲昭雪了。”其实，毛泽东书写这首《临江仙》词至少应该有六次，只不过首次书写后用电报发出，没有留下手迹。

为了解这些手迹的书写年代，2016年11月29日和2018年5月3日，我专程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向吴先生请教，获益多多。吴正裕是研究毛泽东诗词的专家，他说毛泽东诗词的书法很有特点，行、草、楷书在各个时期有不同体现。

经过他的点拨和指引，并参照有关资料，我对现存毛泽东几次书写《临江仙 》的时间，有了大致了解，初步判定为：1937年春天，1945年前后，1950年代初期和1973年冬季，另有一幅年代不详。我想尝试着梳理一下毛泽东这几次书写的轨迹。

1936年年末，只见电报，未见墨宝

1936年11月初，丁玲经过党组织的周密安排，终于逃离被国民党反动派软禁3年的南京，来到陕北保安。中央宣传部在一间大窑洞里举行欢迎会，丁玲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头发很长，刚刮过脸，披着棉大衣”。张闻天夫人刘英和他打招呼，说毛主席刮过脸了，今天漂亮了。毛泽东说：是的，因为今天欢迎丁玲同志，我刮了脸，不过没有理发。

毛泽东简单问了丁玲路上怎么样，走得顺利不顺利。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致欢迎辞，几位中央首长也讲话，欢迎丁玲来到陕北。丁玲看着一张张亲切的笑脸，感觉回到了家中，她也讲了话。邓颖超和李克农还在土炕上表演了一段京剧，反串《武家坡》，邓颖超演薛平贵，李克农演王宝钏。然后大家围坐在三张大桌子旁会餐。丁玲在晚年回忆说：“这个会应该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

欢迎会第二天，丁玲去看毛主席，他问：听说你认识杨开慧，你们是同学？丁玲曾经与杨开慧同学，她1921年夏天离开长沙周南女子中学，为备考新学校，参加了一个暑期补习班，同学里有来自福湘女中的杨开慧，她已经在前一年冬天与毛泽东结婚。

补习班设在船山学社，当时毛泽东就住在那里，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曾有消息说他要来补习班讲课，却没有来。丁玲秋天转入岳云中学，与杨开慧、许文煊、周毓明等分在同一个班。毛泽东1921年9月28日致萧子升信里提到：“文煊、开慧、毓明三女士，前无学校可入，现在插入岳云，男女共学，亦一新生面也。”此外，那时丁玲常爱去文化书社翻阅新文学图书，买过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毛泽东是文化书社发起人之一，并为书社起草了组织大纲。

所以丁玲虽没见过毛泽东，却与他有些渊源。这样，毛泽东与丁玲的谈话从叙旧开始，越说越近，丁玲在长沙周南女中的老师陈书农，丁玲母亲的同学向警予、陶毅，都是他们共同的熟人。有时晚上，毛泽东随身带个警卫员到外交部来访丁玲。朱正明也是从上海到陕北的进步青年，他记述道：“外边和街上非常的黑暗，室中只有洋蜡烛光燃漾着。

毛泽东坐在她们睡的炕上同丁玲等闲谈，背靠在墙上，一只脚就跨在炕沿上，不断的吸着香烟，上天下地的乱扯，这情形就好像是一家人吃了晚饭闲谈消遣，而毛泽东就是一个家长。炕下面是可以生火的，当火生好了的时候，毛泽东竟挨近火炕门，在泥地上坐了下去，两膝就Λ形的撑在地上。”“从我个人的眼光看来，毛泽东似乎就是丁玲的父亲，而丁玲也就是他的一个喜欢的大女儿。”（朱正明：《丁玲在陕北》，载《女战士丁玲》，每日译报出版社1938年12月。）后来他又写过：丁玲到保安后，“毛主席就很重视她，丁玲也经常到毛主席那里去，她当时非常兴奋愉快，整天笑嘻嘻的”。（朱正明：《关于〈长征记〉和毛主席赠丁玲词的情况》，《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丁玲在保安主持筹备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并被选为协会主任。之后，她要求上前线，去参加打击胡宗南的战斗。毛泽东批准了。一路上紧张艰苦的行军生活，对丁玲实在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每天天不亮，口笛便吹响了，丁玲赶紧起来忙乱地收拾铺盖和零星物品，赶在队伍集合之前在大路上等着，晚上“一到了宿营地，就只想怎么快点洗脚吃饭，因为要睡得很呵”！

有时到了宿营地，没有她的铺位和干粮。她很快就明白了“上前线看打仗”不是想象中那样浪漫，她要努力改变自己，适应军旅生活，尽快融入红军之中。她咬紧牙关，紧紧跟着队伍，一天走六七十里，一直走了8天没有掉队。12月中旬，丁玲跟随部队到了定边前线，结识了彭德怀、萧克、贺龙、陈赓、王震、杨得志、黄克诚等一批红军将领。王震说：“我们这里都是武的，需要一个文的。”

丁玲每天都在观察和记录，搜寻写作素材，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总政委任弼时对她都很好，彭德怀给了她一双粗毛线袜子，她的鞋子小，穿不下，把袜子退还了。彭德怀说，你看不起我的袜子，过一段你就晓得这是个好东西了，你还要不到了呢！丁玲写了一篇《速写彭德怀》，还画了一张彭德怀的头像速写，刊登在《新中华副刊》上。红军指战员影响着她，粗犷豪迈的生活磨砺着她，丁玲努力融入这支队伍中，迈开了她在陕北的第一步。

西安事变之后，形势发生变化，12月20日，彭德怀、任弼时率红军主力南下支援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严防亲日派对他们发动袭击，12月26日到达甘肃庆阳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交给丁玲一封电报。这是毛泽东写给她的《临江仙》：“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是毛泽东首次书写《临江仙》，可惜未留下手迹。

1938年初丁玲与康克清（中）靳明（左）在山西

1937年春天，毛泽东在延安为丁玲书写《临江仙》

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

1937年上半年，是丁玲与毛泽东关系最好，来往最密切的时期。当时，国共两党初步达成合作抗日共识，抗日战争尚未全面打响，国内的政治军事斗争相对和缓。在这样的环境里，毛泽东读了一些中外哲学著作，总结十年内战经验，并写了提纲，每周去抗大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每次讲课都让警卫员通知丁玲去听。他常常引用《红楼梦》中的故事作例子，通俗生动，对中国革命经验作深刻系统的哲学总结，丁玲听得入迷。

她去看毛泽东，主要话题常常是古代文学。她后来回忆：“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我很钦佩他的旧学渊博。他常常带着非常欣赏的情趣谈李白，谈李商隐，谈韩愈，谈宋诗，谈小说则是《红楼梦》。”当时延安知识分子很少，文化底蕴深厚的毛泽东难求知音，敏感的史沫特莱就感觉到他有“一种精神上的卓尔不群”，“他的精神内向，使他落落寡合”（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这样，丁玲便成为一个较为理想的谈话对手。但她“常常感到自己的旧文学底子太薄，不足为他谈话的对手，因此多半是我听，他讲，我以能作为他的听众而感到高兴”。（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1982年3月，《丁玲全集》第10卷。）

有时毛泽东一边谈话，一边用毛笔抄几首他自己填的词或者他喜欢的词，有几首就给了丁玲，其中有1925年作的《沁园春·长沙》，1927年的《菩萨蛮·黄鹤楼》，1935年的《念奴娇·昆仑》和《清平乐·六盘山》，1936年的《沁园春·雪》等，都写在毛边纸上。笔者见过丁玲收藏的毛泽东诗词手迹的复印件，与官方正式发表的权威版本稍有不同。丁玲请毛泽东抄写了《临江仙》，工整的行书字体，横写竖排，上下两阙，无词牌名，无日期和落款。抗战爆发后，她为防失落，把毛泽东这些手书全部寄给重庆的胡风代为保管。胡风1939年7月3日收到，1980年完整地交还丁玲。《新观察》1980年第7期首次发表毛泽东给丁玲写的这首词，加标题为《临江仙——给丁玲同志》，此为现在留存的第一件手迹。

1944年7月1日毛主席写给丁玲、欧阳山的信

  第二次书写，1945年“七大”前后，毛泽东为知识分子鼓劲

这一幅《临江仙》与上一幅字体有较大变化，吴正裕先生说：“毛主席在延安，四十年代书法有变化，写一种草体楷书，斜体楷书，这幅《临江仙》并非斜体，但楷书的笔法较多，应该是在延安写的，估计是1945年前后。”

在“整风”和审干运动中，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和杂文《三八节有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她被捕后在南京3年的软禁生活也受到怀疑，她曾一度不知所措，情绪低迷。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她指明方向，她决心脱胎换骨，深入到群众里面，为工农兵写作。1944年6月30日，她写的靖边县新城区五乡民办合作社主任《田保霖》和欧阳山的一篇文章刊登在《解放日报》上，毛泽东看到后，立即给他们写信鼓励说：“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并且邀请他们到枣园做客。

7月1日下午，丁玲和欧阳山一起去看毛主席。毛主席问了些情况，留他们吃了晚饭，还喝了酒，直到天黑他们才策马离去。38年之后，丁玲在1982年5月深情回忆起那个晚上：“延安枣园里的黄昏，一钩新月，夏夜的风送来枣花的余香，那样的散步，那样的笑语，那样雍容大方，那样温和典雅的仪态，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越是高尚的人，越能虚怀若谷，越是浅薄的人便越发装腔作势。”（丁玲：《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丁玲全集》第10卷。）她明白，毛泽东实际上是为了鼓励她，让她振作起来，为她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绿灯”。丁玲说：“他是为我今后写文、作人，为文艺工作，给我们铺一条平坦，宽广的路……毛主席当时是如何地了解人、体贴人，为工作着想，为他人着想，为他人帮忙呵……毛主席写这封信和在大会上的一些讲话，我想都是为了我们，至少是为我个人在群众中恢复声誉。对此我是佩服的，也是感激的。”（丁玲：《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从此丁玲走出阴影，风顺帆扬，重新活跃起来，进入了又一个创作的高产期。

笔者以为，毛泽东再次书写《临江仙》，应该就在这个时期，这既是对丁玲的一种鼓励和赞扬，还可以看作是为在延安整风、审干扩大化中受到伤害影响的广大知识分子鼓劲。陈晋在《毛泽东文艺生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中写道：“这一点，毛泽东很快就意识到了，所以便出现了令许多文化人至今难以忘怀的一幕：毛泽东在大会上向知识分子举手敬礼，以示道歉，还说：‘你们如果不原谅，我的手就放不下来。’结果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这一幅手迹有“临江仙”的词牌名，从右至左，竖写竖排，一气呵成。还有一点不同的是，把末句“今日武将军”改为“今日女将军”。

毛泽东《临江仙》手迹，1945年“七大”前后第二次书写

第三次书写，大约在1950年代初期，欢快飞动的心情跃然纸上

毛泽东曾对书法家舒同讲过：“进北京城以后，全国人民兴高采烈，我的书法也就欢快飞动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陶永祥，研究毛泽东草书艺术成就很有心得，他说，“与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相比，新中国成立后，环境安定了，心情舒畅了，因而毛泽东腕底毫尖的挥运也欢快飞动起来，草书便成为他挥毫泼墨的最佳选择。”留存的毛泽东第三幅《临江仙》手迹，正是呈现了这种欢快飞动。这幅字无词牌名，无落款无日期，从右至左竖写竖排，末句为“今日武将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丁玲，很受党的信任与重用，1950年春天担任全国文协常务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7月中央任命她为文协党组组长，1951年春天出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此外她还是《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副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

​1951年夏天，毛泽东去游颐和园，还专程去看望在云松巢写文章的丁玲。那天很热，毛主席的衬衫都湿透了，大家边吃西瓜边谈话。丁玲后来回忆，毛主席“问我最近的工作，我向主席汇报了萧也牧的小说和开展批评的情况，也汇报了李定中是冯雪峰的化名。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萧也牧丑化他的劳动人民的妻子，是为了美化他这个知识分子自己。主席还即兴畅谈了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这次谈话时间不长，有人来报告说游船已安排好，毛主席便和丁玲握别，坐了不到半个小时。

1952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1951度苏联的斯大林文艺奖。毛泽东写于1950年代初期的《临江仙》，不知是否写于1952年？但1973年毛泽东最后一次书写的《临江仙》，落笔日期竟误写为“一九五二年”。

毛泽东《临江仙》手迹，约在1950年代初期第三次书写

第四次书写，时间不详，看一个人要看几十年

这幅《临江仙》的手迹到底是哪年写的？专家尚无定论，但我个人倾向是在1964年前后书写。根据书法研究专家的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书法转向草书，至1960年代进入大草乃至狂草。第四次书写的《临江仙》也是草书，但还不能说是大草或狂草。这幅词与第一次书写的样式相同，横写竖排，仍然无词牌名，无落款和日期。末句为“今日女将军”。

笔者之所以认为是在1964年前后书写，有几点考虑。一个是1963年和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写诗词最多的年份。陈晋说：“如果一定要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找出几个特别关注文艺运动，谈论文学最多的年份，我想应该是1942年、1958年和1964年了。

这三个年份，对现代和当代文艺运动史来说，无疑都是令人难忘、让人回味的。”（《毛泽东文艺生涯》2014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另一个是1963年秋天丁玲从北大荒回到北京看病，周扬与她见面谈话时，表示可以调她回北京。有人认为丁玲被划为“右派”，是上面“钦定”的，我想，周扬敢于表态调她回京，应该也是“钦定”吧。再有就是“武将军”的“军”字，是用简体字书写。

1949年后毛泽东一向支持文字改革和简化字方案，而简化字总表的公布时间是1964年3月，其中明确繁体字“軍”为简体字“军”。试想毛泽东率先垂范，在书写《临江仙》时用了这个简体字也未可知。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丁玲受到打击迫害，被划为“右派”，她决心从零做起，主动要求去北大荒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她的表现得到基层干部群众的认可，提出为她摘掉右派帽子。可是从1959年到1964年，中央先后五批给右派分子摘掉帽子，都没有丁玲。   

笔者认为，丁玲在北大荒的表现会上报到党中央，毛泽东书写《临江仙》，是否又回想起保安的丁玲、延安的丁玲，还有西柏坡的丁玲。1948年5月，丁玲在参加解放区妇女代表团出国前来到西柏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在谈话中，三次向丁玲重复说：“历史是几十年来看的，不是几年来看的，要几十年才能看出一个人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是好，是坏。”笔者以为他希望丁玲经受住考验，仍然能成为“今日女将军”。

第五次书写，在1973年冬季，末句为“今日女将军”

1973年，“文革”已经搞了六七年，毛泽东接见外宾时，马里总统特拉奧雷问“文革”何时结束？毛说“还有一点尾巴”。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这一年发生了几件大事：3月邓小平恢复了党籍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宣布解放一大批老干部；8月召开中共十大，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等当选中央委员；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全体成员，同朱德、邓小平、许世友、聂荣臻、徐向前等同志一一握手问候，说今天一晚没睡觉，想看看同志们。

这一年，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多次谈到自己的身体不好，要到阎王爷那里去喝烧酒了。8月2日会见美籍华人李振翩和夫人时说：“我这个人不行了，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耳朵还可以。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比如对你们吧，大致看得清楚，细部我就看不清了。”酷爱读书的毛泽东多次让人把要读的古文用大字本印出。

那年冬天，他请护士长吴旭君把自己的诗词用毛笔誊抄了一遍，亲自校改，第一遍抄的不满意，又抄第二遍。据吴正裕先生说，那首《临江仙》，他用粗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又重新写了一遍，有“临江仙”词牌名，字迹歪歪扭扭，有点变形，主席的笔力已经不济，眼睛也不好，患有白内障，日期写成“一九五二年”，写在白纸的天头，显然是笔误，这幅词末句也是写的“女将军”。

丁玲1973年还关在秦城监狱。吴正裕先生说：“值得指出的是，当时丁玲的冤案尚未平反，作者书写此词，并让为他做医护工作的吴旭君用毛笔抄清保存，说明作者此时依旧记挂着丁玲，并意味着就他个人内心而言，已经为丁玲昭雪了。”

笔者以为，这最后一次书写的《临江仙》，不只是对丁玲的个人感情，还饱含了毛泽东对初到保安的一种美好回忆，对许多老战友的怀念。那一年毛泽东已经80岁，有时他会怀念故人，1月3日复信斯诺夫人海伦：“你的信和你写的《革命生涯》一书都已收到。

信写得很好，我在很久以前看过这本书。非常感谢。”1937年海伦访问延安，采访了许多人，包括毛泽东、朱德以及丁玲等，1938年在上海出版了一本描写延安的书《中国红区内情》，之后又写了几本书，在美国不能出版，直到“尼克松访华后，这些书都再版重印了”。在她寄给毛泽东的《革命生涯》这本书里，毛泽东又看到了延安的老朋友老战友。

《临江仙》是唯一题赠作家的诗词，但不仅限于给丁玲一个人

吴正裕先生说，毛主席在诗词中称赞过的人很少，第一个是黄公略，后来还有彭德怀、罗荣桓、丁玲等。写给彭德怀的那一首，后来主席说不记得是他写的，也找不到原迹。彭德怀1935年10月在吴起镇打马家军，切尾巴，毛主席给他写了这首诗，彭德怀改了最后一句，把“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1947年毛主席在沙家店战役之后，很称赞彭德怀，又把这首诗写出来，王震见到过。1948年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战友报》发表过，是六言诗。

毛泽东为什么在不同时期多次书写《临江仙》？我感觉，除了对于丁玲的关心和鼓励，另一个是这首词的意境好，再一个体现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

这首《临江仙》的意境主要体现在上半阕：“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这首词是长征结束一年后，毛泽东在苏区保安写成的。红军刚刚有了陕北根据地，还很弱小，保安还只是一座红色“孤城”，但毛泽东相信保安这座孤城的“星星之火”一定可以“燎原”，因为它吸引了一大批“新人”，而在这座简陋的窑洞里召开的欢迎会，著名作家丁玲的到来，更会吸引大批有志青年。下半阕：“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不仅是对丁玲的个人评价，也是对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的欣赏和期望。如果这首词只是给丁玲个人的，完全可以等到丁玲从前线回来，直接抄写送给她本人，可是毛泽东却用军队电报发到前方，扩大影响。当时红军初到陕北，按王震的话说：“我们这里都是武的，需要一个文的。”

此时苏区很需要“文人”，需要知识分子。毛泽东以宏图大略的眼光，明白“一支笔”抵得上“三千毛瑟精兵”的威力，因而他不但要鼓励已经来到陕北的知识分子，更要呼唤更多国统区的知识分子，而毛泽东后来在不同时期书写《临江仙》，也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关注和思考。毛泽东“一辈子都在做着使用和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这给他的事业带来了空前的成功”（陈晋《毛泽东文艺生涯》）。

还有，在留存的五件《临江仙》手迹中，有三件都写了“女将军”，特别是1973年毛泽东最后一次定稿的《临江仙》仍然是“女将军”，说明作者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最近看到张闻天夫人刘英生前口述，讲到在她去莫斯科治病之前，毛泽东专门托付她帮助贺子珍，说：“贺子珍同你一起去苏联，我放心。希望你多帮助她。如果她能学习，就在那里学两年。……我要她工作，让她学习蔡（畅）大姐、康（克清）大姐和你。女同志不能老靠男人嘛。”毛泽东很欣赏自强自立的女性，他从丁玲1936年到陕北后的表现，看到了一个从上海亭子间走出的“文小姐”，如何一步步成长为“女将军”。

（原载《世纪》杂志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