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七日立秋，“多余的话”纪念瞿秋白同志_风闻

八月七日，立秋，节气上来讲，基本上要和夏天说再见了。

   这个日子还有些别的意义。九十一年前，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1927年这一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而且这一年是20世纪上半页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水岭和前哨灯。

八七会议召开前不到三个月，因国民党的“清党”运动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已经数以万计，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在“宁汉分裂”的小气候下，武汉国民政府在汪精卫的领导下曾发布通电斥责蒋之分裂行为，武汉三镇一度是中国共产党为数不多的和平区和保护区。

然而在八月初形势急转直下，汪亦宣布“分共”，从宁汉分裂到宁汉合流，八七会议就在这种极为严酷的国内环境下，是党中央转入地下后召开的第一次重大会议。

中学历史课本上，第一次出现了瞿秋白的名字，他主持了这次会议。

瞿当时是政治局常委，而且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中学历史课本附有一张他的插图，书生模样，文气甚重。

瞿秋白

之后很快他成了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不得不说，带着浓郁书卷味道的瞿和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个称号，看起来确实有相当程度的违和感，儒生的英气和党务工作的复杂、险恶，这种非现实感赋予了瞿的人生以悲剧般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被命运的洪流裹挟着，用他牺牲前自己的话说，“阴差阳错”。

当时像瞿这样的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但有着沁人的诗人气质的人物或许只有瞿一个。他在党内高级干部中还有两个突出特点：身体最文弱，有一步三喘的病象（肺部一直不好）；眼镜的近视度数极高。他在临终前曾有这样的独白：

可笑的很，我做過所謂「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的領袖？可是，我確是一個最懦怯的「婆婆媽媽」的書生，殺一隻老鼠都不會的，不敢的。

笔者后来读过一些瞿的相关传记，开篇几乎必说他在1899年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破落地主阶级家庭中，而且要重笔说他的家庭背景是如何中落的，以凸显他投身革命的“阶级背叛性”。

他的父亲瞿世玮才华横溢，没事听听音乐搞搞绘画，活的是一种散淡的隐士风，不治家业。母亲金璇也是大家闺秀出身，精于诗词。

生长在这样一种家庭，瞿秋白肯定遗传了父母在智识层面的优秀基因，如果不是恰逢乱世，瞿或许成为一个寄情山水，洒意诗画的风流才子品行。

然而在父亲去世后，家庭虽曾被伯父一度接济，但窘迫程度之快之深还是超过了他的想象。印象最深的是他和妈妈有过一次对话：“咱家都穷成这样了，为什么还要养着一个仆人？辞掉她，或许我们还能多一口饭吃。”他妈妈这样回答：“仆人是咱们家的体面，是一定要有的。”

自那时起，自尊和体面成了瞿秋白一生挥之不去的心理阿基里斯之踵——母亲最终受不了不再体面的生活，丧失了养尊处优的生存环境，她宁可不活——服毒自杀。

年仅17岁就丧父丧母的瞿秋白，比同龄人更加深刻体会到了“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的悲怆感。

所以，当五四运动的激流冲刷着华夏大地的时候，在众多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中，瞿秋白表现得却相当异类，他的字典里更多的是生死参悟而非革命民主，这种奇异的精神气质一直伴随着他，无论在上海，在武汉还是在莫斯科，以及在他人生中的最后一站福建长汀。

    二十八岁就成为党内一号人物，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明星，他内心却有别样的味道。从二十二岁起，他就未曾远离政治的血腥和残酷，对处在青春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人畜无害的瞿秋白成了派系纷争和利益交换的缓冲垫，尤其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需要俄语极佳的中间人。

他对路线之争的消极态度反而在很多时候是他的“保护伞”，能让他以代理人身份游走在上海、莫斯科和中央苏区之间。

1929年瞿秋白与夫人杨之华，女儿瞿独伊在莫斯科

他曾说，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便是在莫斯科和被斥责为“托洛茨基同伙”的那个小组成员一起，晚饭后谈诗论艺，抚琴唱和，尽管当时的莫斯科也并非路线斗争的飞地，但短暂的蓬头突鬓，曼胡之缨的文人豪气，在逼仄的政治苦闷下的短暂释放，能让他猎取稍许的闲暇。旅居莫斯科时，或许是极少数他在入睡后不会梦到母亲自杀的惊怖景象的时候。

然而，中共在上海的中央机关被彻底破坏之后，莫斯科的雾凇沆砀，沪上的余舟一芥，都被国民党围困着的中央苏区取代。

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与反围剿，愈加严酷的军事斗争的热浪蒸发掉最后一丝的诗意。新人胜旧人，本不负责军事调配的瞿秋白被新任的共产国际的皂隸们视为鸡肋和异端型人物，他被排除在党内核心决策层之外也是顺理成章的。

作为中央苏区留守突进的党内一脉，没有参加长征，这个命运的裁决最大限度地成全了他的悲剧性人格。闽西的丛林中月色苍凉，东方将白，瞿秋白即将走向人生的终点。

与党内同僚的峨冠盛筵，和文友诗朋的楼船箫鼓，一起化成了那篇人生的诀别书《多余的话》，开篇即言：

話既然是多餘的，又何必說呢？已經是走到了生命的盡期，餘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來算，甚至不能按星期來算了。就是有話，也是可說可不說的了。

与瞿秋白同志前后脚牺牲的还有另一位党的高级领导人方志敏。福建长汀一生枪响，两个月之后，方志敏在南昌亦英勇就义。按照古典戏曲的演绎模式，瞿与方应该会被改编为“双星归位”的一出历史剧。

如果说方践行的是共产主义之几乎毫无瑕疵的超圣品格，瞿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即凡而圣”：“霧裡看花的隔膜的感覺，使人覺得異常地苦悶、寂寞和孤獨，很想仔細地親切地嘗試一下實際生活的味道。”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牺牲前

直到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他仍没有放弃对革命意义的思索，对自身所谓“消极颓废”的自我解剖是一种别样的殉道：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了！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瞿选择了一种诗意般肉体和世界诀别的方式，用俄语高唱着国际歌，他的灵魂在那一刻肯定不再苦闷、寂寞和孤独：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秋白不休，亦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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