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大国之间该如何协调？_风闻

文|佩里·安德森

译|张瀚天译

校|海裔

【编者按】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开启了建立新格局的序幕；而19世纪“维也纳体系”的余音并未消失，当今世界五强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印度似乎在重演当年的大国协调模式，冲突与动荡也依然存在。

与19世纪的世界体系相比，21世纪的全球局势已开始呈现更加复杂、多元的发展趋势。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凸显于21世纪特殊的世界政治版图；崛起中的中国、笼罩在苏联覆灭阴影中的俄罗斯、内部隐患四伏的印度都在加速着当今世界的变革。

在这篇文章中，佩里•安德森试图就上述问题为我们解读21世纪尚未成型的世界新体系，并指出建构新体系的潜在危机及多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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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维也纳体系”在一战中的全面崩溃，世界政治格局也迎来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世界上主要政治体之间的角力在20世纪经历了三种不同的秩序：1918年到1945年，乱世当道，各大国与众小国各自为营，世界局势在阵营之间的相互敌对中逐步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其后近半个世纪，世界局势从根本上呈现以美国与苏联两极开启并领导的冷战格局，争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控制或影响。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独占鳌头。

以21世纪世界体系出发，今天，我将就“与19世纪世界体系相比，21世纪的世界体系有何异同”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21世纪“维也纳体系”？

从相似之处说起，正如维也纳会议过后的世界一样，当今世界的主要大国也会举行定期会议：七国集团首脑会议（G7 Summit），八国集团（Group of Eight），20国集团（G20），与过去的会议体系（Congress system）并无二致——所有参会国家都是联合国（UN,United Nations）的维护者，在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中也绝少有分歧，遵循“大国一致原则”。它们也同样都是世贸组织成员（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形形色色的条约和国际组织大量涌现。

人权话语提供了19世纪“文明标准”（standard of civilization）的后现代版本。以人权为名，军事与政治干涉激增，或宣称自己采取不干涉政策。和过去一样，冠冕堂皇的说法是，今天的国际体制是为了谋求人类的普遍利益，但在实践中，亦如过去一样，大国（Great Powers）凭特权凌驾于体制之上，其中一项特权就是拥有核武器的权利。以上这些，都让我们联想到维也纳会议之后的国际政治图景。

图/Peter Schrank

许多人都同意，如19世纪前期一样，当代存在美国、欧盟、俄国、中国和印度五个明显的大国地位人选。而当今世界的五大国——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他们能否组成新的五强统治（Pentarchy）？在社会结构、政治体系、法定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这五国比起构建维也纳协定的五国来说，内部差异更为复杂。

欧盟拥有最庞大的国民生产总值（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但仍是一个并不完善的国家联盟，许多成员国仍保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整个联盟缺乏中央政府；

俄罗斯虽然失去了苏联一半的领土，但依然是世界上陆地面积最大的国家，拥有世界第二大核武储备，由一个选举产生的独裁政权所统治。

即将成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印度，是一个有四亿赤贫人口的种姓社会，也是一个在自由民主政体框架内的中央集权而又拥有多元文化的联邦制国家。

而美国，生活水平超过任何其他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金融行业和最强的军事力量，是一个包裹在一部18世纪宪法外衣之下的、不受束缚的资本主义社会（unfettered capitalism），仅有一半人口参与投票。

中国是一个在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国家，这一政权管治着战后最富活力的市场经济。

与滑铁卢战役（Battle of Waterloo）之后的几大老君主国相比，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这一大国集群内部的差异，是否更为极端，会不会因此成为它们之间逐步形成一种协调关系的阻碍呢？

当然，即便确有形成协调关系的迹象，这一过程也远比1815年的过程更为缓慢和坎坷，因为它所形成的前提条件，并不是出于彻底地击败共同敌人的目的——比如拿破仑（Napoleon），尽管他背叛了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但仍然被君主们视为恐怖的革命后果之一；它的前提条件也不来自退回全面战争的危险，维也纳会议恐惧这种全面战争，视之为革命的伴生物。

当今世界，核恐怖平衡早就已经消除了大国之间军事冲突的传统演算方式：其他形式的适度敌对可能会重现，但决战沙场的情形，已大为减少。另外，随着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与苏联的解体，曾长时间存在的全球遍布意识形态传播与反叛中心的图景，已不会重新出现。

日趋复杂的协作基础

假如今日的大国既不恐惧战争，也不担心革命，它们之间的稳定协作还能建立于怎样的基础之上呢？毫无疑问，一定是更为庸常（prosaic）、也更为复杂的基础。

能促使当今的大国达成协议以领导世界的，并不是源于相关国家间战争状态或底层社会革命的危险，而是他们经济上的相互依赖（economic interdependence），这种依赖使他们必须捆绑在一起。不仅在于今日商品市场跨国联系程度之深远超往日，更在于自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以来，资本和货币市场超越国界之间的互联互通，已经达到了即便是在古典自由主义高峰的美好年代（Belle Epoque）也难以想象的程度，而仅仅几十年之前，连哈耶克（Hayek）这样的新自由主义先锋仍抱以怀旧的姿态回眸那个美好年代。

因此目前对世界政治稳定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军事冲突或激进暴动，而是来自经济失调的连锁反应——正如我们自2008年以来所目睹的那种情形，以及生态危机的到来——如生物圈的持续变暖。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过去会议体系的当代形态才被创制出来，这一产物并不是为了平息王朝冲突或领土争端而召开的外交峰会，而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们的集会，旨在熨平各方在贸易、利率、币值和碳排放目标等实质利害关系上的分歧。

显然，矛盾与冲突依旧存在。每个大国都有自己的经济和生态议程，加之各方的领土关切或主张，国与国之间的政策规划并没有必然的兼容性。但正如19世纪欧洲的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一样，这些矛盾点已经在实践中被解决或压制了——尽管这一过程多多少少伴随着摩擦。

主要原因在于，各国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诸原则，均抱有一致的务实的支持态度。虽然它们为了在体系中获取相对优势而玩弄手段，但全球化不仅统一了所谓“国际社会”的统治者们的深层客观利益，也整合了它们各自主观看法的核心基础。

由此来看，21世纪早期的世界，与两次大战之间以及二战之后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世界，有着天壤之别。但是，有效共识的前提条件也与19世纪截然不同。经济的不稳定，以及影响更深远的生态危机，都是当今统治秩序不得不面对的威胁，这是因为各个大国的政权合法性都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后者发展速度的快慢系于各国预期和客观条件。任何持续的经济衰退甚至崩溃，即便没有引起直接的选举或社会反弹，仍有可能造成与今日的统治秩序相抵触的局面。正是对这一危险的共同忧虑，让国际秩序的顶层集团紧紧地整合在一起。

在这个被平定（pacified）的秩序中，如1815年之后一样，依旧存在区域性失衡，即存在与秩序原则相矛盾的战乱地区。令人惊异的是，这样的失衡与1815年情况相当类似。19世纪被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占领的欧洲地区造成了类似的区域动乱，并最终导致维也纳体系的崩盘。到了21世纪，昔日奥斯曼帝国的中东（Middle Eastern）属地及其在穆斯林（Muslim）世界的外围地带，爆发了同样的地区骚乱。

当地时间2016年7月16日德国柏林，多国民众手举土耳其国旗，

高举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肖像和支持土耳其政府的标语牌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抗议土耳其军事政变。（图/东方IC）

在我们交谈的当下，正有七场战争在这一区域发生或持续扩大：从利比亚（Libya）到索马里（Somalia），遍及也门（Yemen）、叙利亚（Syria）和伊拉克（Iraq），一直延伸到阿富汗（Afghanistan）和巴基斯坦（Pakistan）。甚至在欧洲，如前南斯拉夫（the former Yugoslavia）的命运所昭示的那样，奥斯曼统治遗留的冲突和混乱，至今仍未完全消失；在阿拉伯（Arab）世界内外，欧洲殖民主义（European colonialism）和西方世界对石油的需索，延续并激化了这些奥斯曼历史遗留问题，以至于稳定已成为这一地区遥不可及的夙愿。

独一无二的霸主：美国

到底是谁在挑起这些地区的战争？正如其前任一样，当代大国秩序并不是平等者之间的联合体，等级制度始终暗藏其中。然而，不同于复辟时代的欧洲（Restoration Europe），现有秩序内部不存在两个霸权力量。

美国依然享有“后冷战时期”（post-Cold War）无可撼动的独尊地位，享有诸多众所周知的战略优势——巨额财富、优质教育资源、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军备力量、国际储备货币等等，但最常引发质疑的就是美国的债务问题。当美国要依靠对手的资助来维系自己的贸易国地位时，它要寄望于何种方式主宰一切呢？

对这一点，其辩护者指出，虽然美国如今持有的公共债务数量几近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九十六，但仍低于1945年的相对值，也同样低于现在的日本，相比英国在战胜拿破仑次日近百分之二百七十的峰值，更是九牛一毛——彼时英国即将迎来扩张成为世界帝国的黄金时代。

当然，与1820年代的英国债务和1990年代的日本债务不同的是，美国的持债者多来自海外，接近于历史上典型的半殖民地国家债务形式，而非帝国主义国家债务形式。但是这些债务支撑起美国的庞大进口额——主要是中国和日本，作为美国债务的持有方，他们也需要通过对美出口以维持自身的经济增长——加之其所拥有的债务量已经十分巨大，如果债权国抛售债权，将会引发所持债券价格灾难性的下跌。

由此可见，债务国和债权国互相绑架了对方。辩证地看，大国间结构性冲突最大的潜在爆发点，正是其经济利益上互相依存的最有力确证，而任何新的大国统治也必须建立在这一依存性的基础之上。

美国的霸权地位虽处于外部赤字的阴影之下，但尚未受到实质影响，其得益于两个方面。

其一，在意识形态上，大国之中，唯有美国致力于输出自由市场与自由选举的资本主义自由（the capitalist liberty of free markets and free elections）信条，原则上这一信条可以适用到任何地方。

其他大国的官方立场都是特定国内环境的产物，他们既没有能力实现类似水平的普世化，亦不以此相标榜。中国的情况即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中国拒绝任何将自己塑造为他国的模范的主张，更不必说更加力所不及的俄罗斯和印度了。欧盟也同样如此，在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它几乎都和美国一样，就是多了那么一点装腔作势，但作为一个异于他者的超国家政治体，置身于这样几乎全由民族国家构成且由最古老、最强大的国家领头的世界格局中，它缺乏广泛的号召力。

另一个支撑起美国霸权地位的条件，自然是它独一无二的地缘优势：美国独据大西洋与太平洋两个天然屏障，使之能与对手在地理位置上隔绝开来；而其他大国都与潜在或事实上的对手接壤，如欧盟与俄罗斯，俄国与欧盟、中国，中国与印度、俄罗斯，印度与中国、巴基斯坦。

并且出于各自的国内原因，这些国家从根本上保持了内向性，对它们而言，外部问题往往受制于内部局势——这也是它们常常迎合美国霸权的原因。在这个辐辏结构中，各方与华盛顿的关系总是比另外四方内部的相互关系更为重要。而霸主美国恰恰相反，它是当前大国体系中唯一真正外向的国家，美国领导人在国际问题上的关注经常比在国内问题上更持久其行动也更为果断。

因此，美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突出地位，即便在原来的大国协调秩序中亦无能出其右者。正如我先前所述，一度共同掌握欧洲霸权的英国与俄国，在当时的世界舞台上也互为竞争对手，因此这一霸权自身更为松散，也易为当时“五大国”的另外三国——奥地利（Austria）、普鲁士（Prussia）和法国所容忍，因为英俄两国占据了欧洲大陆的双翼，在另外三国所处的欧洲大陆中心并无直接存在。

相较之下，美国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霸主，此种霸权连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都未曾达到：美国在五大洲都设有军事基地，能在二十四小时内向世界任意地区投送大量精锐部队。这就意味着，不同于19世纪英国或俄国的地位，美国能够任意干预其他大国所处的区域环境，而其他国家在美国所处的西半球区域都无法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美国实际上能以拒绝或命令的方式公开指示其他大国，告诉它们能主张哪些领土：禁止中国与俄罗斯收复其历史上曾拥有的台湾与克里米亚(Crimea)，同时命令欧洲吸收土耳其（Turkey）入盟。

其他诸国的角色

通过以上几种方式，美国超过了19世纪欧洲协调体系中两位联合霸主的地位。如果我们以其他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合作程度为指标，来评判21世纪大国协调体系出现的可能性，那么当今其他大国的角色较之当年又如何呢？

如果以2000年前后若干年为基准，这种合作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足以让人相信新的世界体系正在形成。毕竟在21世纪初，美国已能够在俄、印的援助以及中国的默许下入侵并占领阿富汗；它还能够获得安理会的支持和协助，占领伊拉克；同时在其他大国的配合下对伊朗实施经济封锁；那时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欧盟和北约（NATO，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势力毫无阻碍地就扩张至俄罗斯的边境；印度成为美国的核伙伴。海湾战争（Gulf War）之后，老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总统宣告在主要大国共识基础上建立“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当时无人提出反对主张，而十年之后的情况看来是对他的确证。

今天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首先是国际体系的显著变化，动摇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

回望拿破仑战败后的欧洲协调体系，成员国包含四个战胜了拿破仑的国家：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也包括完败的法国——拿破仑曾经统治的国家。在维也纳会议重组欧洲势力版图时，战胜国出于谨慎并没有怠慢法国——不剥夺其原有领土，不将其排除于协调体系之外，也不以其他方式对其进行严厉惩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敏锐地意识到，它们在法国扶植的波旁（Bourbon）复辟王朝缺乏民众支持和民族的合法性（national legitimacy），这些战胜国担心，把一个过于屈辱的和平协定强加于法国，只怕会侵蚀这个王朝的政治基础，最终酿成他们最恐惧的另一场法国大革命。反革命的审慎态度促使他们对战败国法国采取了温和的处理方式。

苏联的覆灭意味着西方世界最终成为冷战的赢家，与当年反法同盟（War of the Fourth Coalition）击败拿破仑一样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再次重演，然而此时西方世界已不必像反法同盟对法国所做的一样，从外部强加任何复辟政权。

叶利钦（Boris Yeltsin）时代的精英们在后苏维埃（post-Soviet）时代心甘情愿地投入资本主义阵营，其热忱甚至远超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s），与此同时他们满腔热情地接受了美国在经济和外交上的领导。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对当时的俄国外长科济列夫（Andrei Kozyrev）有句著名的评价，形容他更像是美国驻莫斯科领事。

戈尔巴乔夫（资料图）

苏联解体使俄罗斯失去了原属沙俄（czarist empire）的大片地区，包括18世纪甚至更早就已划入俄国领土的斯拉夫地区（the Slav lands of Ukraine and Belorussia）。叶利钦为了谋权放弃了这些领土，加上大规模的腐败和政府经济管理上的无能，所有这些都极其不得人心。为了使经济重回正轨，普京（Vladimir Putin）在上台之际，也极力迎合美国。但是，得到欧盟支持的华盛顿不顾本国强硬派冷战人士的警告，公开蔑视俄罗斯，违背老布什的承诺，把北约扩张到了俄罗斯边境，企图直插俄罗斯的后院——高加索地区（Caucasus），还试图在乌克兰（Ukraine）扶植亲美政府，以达到对俄罗斯的合围。此举招致俄罗斯的反击，俄政府收回克里米亚作为报复。此后美国和欧盟对俄实施经济制裁，时至今日俄罗斯仍深受其苦。

换言之，西方遵循了一条与维也纳体系战胜国完全相反的道路，一改当时在处理法国时的谨慎，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压制。导致十二年前热衷参与美国所界定的“国际社会”的俄罗斯走上修正主义之路，它拒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现状，并志在扭转这一格局。

然而俄罗斯所谋求的改变是极其有限的，其主要诉求是，尽管人口和领土大大减少，俄国仍应被承认为一个值得尊敬的大国。为了重获这一地位，俄罗斯在中东积极部署军事力量，以挫败美国和欧洲国家意在推翻叙利亚政府的行动——俄罗斯这一行动本质上是解除制裁的谈判筹码。这些行动不会对美国主导的金融和商业体系构成威胁，相反，俄国的精英们仍试图融入这一体系。知晓这一情况的美国精英们也寄望于此，所以他们对俄国的经济压迫至今还没有放松的迹象。只要这样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想要回到使完整的大国协调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其前景阴云密布。

那么，在潜在的21世纪五强统治之中，另外三个大国又如何呢？

欧盟面临着英国迫在眉睫的脱离，也面临着紧缩政策和移民涌入所导致的民怨，更不必说欧盟内部南北国家群体之间以及东西国家群体之间与日俱增的政治分歧。在此境况中，欧盟已经不再自命为照亮人类未来的光明灯塔。深陷于不断加剧的内部问题中，欧盟在国际舞台上早已不是一个自主行动者。虽然实际付出了远高于美国的代价，它仍顺从地执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并遵守美国对中国的设备贸易禁令，协助美国在北非（North Africa）和中东的军事行动。它的自主空间仅限于与华盛顿的财政、商贸争端问题上。

印度虽然经济发展迅速，且也在寻求与美、日建立亲密战略伙伴关系，但它受到一系列因素牵制：东北部和西北部的维稳压力，与巴基斯坦的持续冲突，加上国民教育水平和基础建设方面的滞后，使其无法在国际上扮演与其人口规模相称的角色。

最后，中国又怎么样呢？从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访华到克林顿（Bill Clinton）的第二个任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大约三十倍，在此期间，中国在安理会只行使了一次否决权；而在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四倍，2011年到2014年的三年间，又增长了四倍。中国上一次独立行使否决权还是在1999年。自那时起，中国的所有投票都和俄罗斯一致，而后者运用自己的否决权更为任意，虽然不如美国那么频繁——美国在这方面一直是冠军。

而中国在行使否决权上态度的变化，其意义不言而喻：在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在财富和力量上的伟大崛起，伴随着对美国霸权一贯的外交迎合，这遵循了中国六朝时代的格言：“韬光养晦”，即“隐藏实力，等待时机”。甚至在遭遇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Belgrade）使馆时，这一纲领也未曾改变。近年来，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韬光养晦”开始让位于“有所作为”。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中美两国关系在许多方面继续保持着合作：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往来，对全球变暖的共同关切，多形式的文化交流等。

但是，只要对美国决策者及其智囊们的文献有浮光掠影的了解，就能看出两国建立更深层合作关系道路上的重重阻碍——两国的战略目标互不相容，透过表象来看，二者都不是安于现状的大国。

从长远来看，中国不会任由远隔万里的美国在其家门口的东海以及西太平洋沿线实施海洋霸权，这是一种公然的对本地区的帝国主义干涉。如其他大国一样，中国会努力掌控自己的海域。在这方面，美国当下并不仅限于遏制中国。

作为美国最杰出的中国研究专家之一，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eedberg）明确指出：“脱去外交辞令的外衣，美国战略的终极目标，就是促进一场革命——哪怕是一场和平的革命——来推翻中国的一党威权国家，并以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取代之”。换言之，美国的目标不仅是要维护它在太平洋的控制权，而且是政权更替。这些目标之间的冲突仍然被掩盖着，但要是认为冲突会轻易消失，那不过是幻觉。弗里德伯格指出，两国都认为，时间站在自己这一边。

“全球化”与大国协调

这一现状在哪些方面偏离了本世纪大国协调的前景呢？

资产负债表至今仍然隐晦不明。一方面，这样一个体系的物质基础毫无疑问是存在的，这就是流行语“全球化”的真意，即对后现代资本主义实践与原则的共同拥护，在这一资本主义形态中，金融市场将世界上各个国家和经济体结成日益紧密的互联网络，在这一网络中，对单个国家的危险变成了对全体的危险，正如2008年的危机以及整个世界迄今尚未摆脱的漫长余波所证明的那样。

在这个物质基础之上，出现了一个广泛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上层建筑，体现为世界领导者们之间的持续会晤与商讨，以及关于“国际社会”的一套修辞：这一社会由全体国家组成，并致力于解决共同问题。对这一叙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版本，但核心主题是相同的。笼罩在这个国际社会之上的，是超级大国的安全框架。

如果这就是国际图景的全貌，那么合作性的大国协调早已蓄势待发。但是，存在着一个潜在的全面阻碍力量。霸主并不满足，或者尚未满足于主导一个由全球资本主义（planetary capitalism）所统合的秩序，在这个体系里，它必须尊重其他大国的地区利益，以维护秩序的稳定。相反，在两个主要方面，它违背了维也纳会议体系借以建立大国协调的基本准则。

首先，作为冷战的赢家，美国并没有创造和解基础上的和平，而是向失败者施加充满羞辱和报复的惩罚性和平，一反当年欧洲的反革命政治家们对法国的态度。

其次，美国显然并不满足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共识之上的世界经济体系，更希望进一步追求世界政治体系的霸权化：如弗里德伯格所言，单单资本主义是不够的，必须是按美国标准所描述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这也违背了旧的大国协调体系原则，旧的体系只确保革命得到镇压，从不试图把特定类型的君主制强加于其成员，而是谨慎地尊重成员国的自主和多样性。

这种超级大国的自我标榜能持续多长时间呢？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曾使美国在一个世纪内谋得重利，如今却已经不利于美国的发展，美国在国际产出中的份额下降，国内因收入增长停滞引起的动荡与日俱增。

单从经济趋势推断，完全可以料想到一个美国荣光不再的未来世界。那时，美国将会面对众多替代性权力中心——中国、欧盟、印度——这些国家虽然还达不到美国的军事影响力，但它们的人口规模都大于美国，在经济资源上也相当或接近于美国。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和唯一帝国主义霸权国家的霸主地位将成明日黄花。

但那时，霸权会消失吗？不会，如果我们记起霸权这个词汇的另一个更深的含义，它并非来自修昔底德（Thucydidies）和希腊（Greek）城邦，而是由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通过分析列宁（Vladimir Lenin）和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而提出的，它并不指涉国家间的权力秩序，而是直指社会中的权力体系。

如果世界是由诸多国家组成，并且这些国家都认同今日所理解的的自由市场和自由选举学说——即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的标准样式——这一社会秩序将拥有空前的霸权力量，却不需要任何的传统霸权实体。这既不是空想，更严峻的是，也不在任何方面与当前的美国的帝国功能相矛盾——这在美国最清醒的理论家们的评估中已得到印证。

2003年7月，即伊拉克战争几个月后，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发表了著名的文章《不动声色的霸权：掌管世界的十条规则》（Supremacy by Stealth —Ten Rules for Managing the World）。文章铺陈的两个主要观点，迥异于“修昔底德式霸权”，而应和了“葛兰西式霸权”的两大要素。

罗伯特·卡普兰（图自其个人官网）

在第一个观点中，由于新时代“人员和资本的大规模流动，稀释了主权的传统含义”，卡普兰借用来自哥伦比亚（Colombia）、也门、萨尔瓦多（El Salvador）、阿富汗、蒙古（Mongolia）和西非（West Africa）等地公开或隐秘的战争经验，力图找到一套有效的基本原则，以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实践，他将这一实践表述为“为航空和信息时代而设计的、没有殖民地的美国霸业（imperium），在这一时代，人员和资本的大规模流动，稀释了主权的传统含义”。

总体的原则，如其所言，是“轻而致命”（light and lethal），即运用“力量的节约”来达到关键目的。他认为，这是冷战最后十年的历史经验。他写道：

“1967年，我们‘默默无闻的专业人员’，在玻利维亚（Bolivia）协助追捕并处死了引发半个地球骚动的埃内斯托·切·格瓦拉（Che Guevara）。在萨尔瓦多的五十五名特种部队（Special Forces）官员的业绩，超过了在越南（Vietnam）的五十五万多名士兵。智利（Chile）虽遭受了皮诺切特（Pinochet）的恶行，但私有化仍然使得后阿连德（post-Allende）时代的智利成为拉丁美洲唯一可与亚洲四小龙相抗衡的经济体。在西半球，美国对政治现状毫不掩饰的形塑，不需安理会的支持，但同时，它也不想陷入泥潭。”

卡普兰更指出，这种渗透模式如今已经成功扩展到美洲之外。

“尽管在许多地方，我们没有像昔日的英国一样站稳脚跟，但我们的军事实力，以及配套的训练和养护，仍然有助于我们与当地政权的结合，9·11以来，美国情报人员已经秘密遍布于各国的情报机关、军队和警察机关”。

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更迅捷、有效地秘密使用暴力。

卡普兰还预见了奥巴马任期内无人机的发展，他认为，

“未来的科技，比如可以像大核弹头一样制导的子弹，以及可以追踪个人神经信号的卫星，将会使暗杀的可行性大大增加，并让美国在追杀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那样的统治者时，降低对平民的伤害。至于国际法，只有当战争作为与和平对立的另一种状态存在时，才有意义。由于战争的爆发越来越不对称，出其不意成为最重要的变量，能用于跟国会或联合国进行民主磋商的时间越来越少，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军政要员必须因势做出闪电般的决定。在这种条件下，所谓来自国际社会的批准将会逐渐被架空——即便各方都严肃地否认这一点。”

当全面的军事干涉不可避免地来临——例如伊拉克的情况——美国就应该重拾它在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后粉碎菲律宾（Philippines）起义时所用的手法。

卡普兰的上述思考完全可以被视为当代美国军国主义最令人胆寒的目录，公开而无情地彰显着美国新的总体力量。但这一看法的真正兴趣在于其对于“同意”（consent）——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另一面——富有远见的构想。在此，重要的不是卡普兰冷静罗列出的美国帝国霸权实践，而是他所描绘的美国战略视野：

正因为它们引起剧烈变迁，自由主义帝国——如威尼斯（Venice）、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和美国——为自己的失败埋下隐患。因此，它们必须异常狡诈。我们不能想当然地看待任何事物——一百年前，英国海军还是战无不胜的队伍。由中国掌管的世界，由法德主导的欧盟联合俄罗斯掌管的世界，或者由联合国掌管的世界，都将比现在的世界糟糕得多。因此当下的最高道德标准，必须是维持现状——并在审慎的前提下增强——美国的强权。

​权力的目的不是权力本身：从根本上说，它是为了维持有序世界的关键特征这一自由主义目的。这些特征包括对财产的基本尊重、政治稳定、从务实视角理解的自由理念、经济自由以及从文化视角理解的代议制政府。目前，正是美国的力量，也只有美国的力量，才能够作为一个组织原则，推动自由市民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在世界历史上一个充满危险和动乱的时刻，美国肩负起了这一责任。

旧的冷战体系曾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作为国际事务的主导范式，但现在显然不复存在了。那些未来可能扮演地区稳定力量的势力——印度、俄国、中国和欧盟——各自面临不稳定、力量未充分发展或是不自信、不自由的问题。二三十年后，孕育新体系的条件可能会成熟，这一体系中有多个有影响力的行动者，以不断有机演化的依存关系为基础，组成新的政体结构。但是，在那个时代来临之前，维持最低限度秩序和稳定，仍主要是美国的任务。如果我们足够明智，就能认识到一个基本事实：我们是一个短暂的帝国霸权，我们受命经营一个帝国，而这个帝国等待着自己被淘汰。

结语

所有的历史图景都有缺陷，而所有的霸权都是不完美的。但如果我们不仅观望这个充斥着美国强势话语的当下世界秩序，也翘首以盼它的未来走向，我们就不应无视这一未来构想的内在逻辑。

从历史来看，作为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一般都需要一个单一霸权来制定规则，并监管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嵌入民族国家的资本阵营之间的互动表现。历史上缺少霸主的时期通常都是不稳定的时期，此时另一种意义上的霸权——不是一个资本阵营对另一阵营的稳定支配，而是在各个资本阵营内部，资本对劳动的支配——也受到威胁。

今天，美国霸业最深刻的理论家们所预期的，是一个不需要霸权充当国家间稳定器的新国际秩序，在这一秩序中，霸权性的稳定已经在各国内部得到普遍的保障。这一变化的发生条件被卡普兰总结为 “自由市民社会的全球扩散”，以及世界主要国家间“不断演化的有机依存关系”。

就前者而言，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都会沾沾自喜地统计全球“开放社会”和“正常运行的市场民主体制”数量，以及落后国家在这两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至于“不断演化的有机依存关系”，除了持续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G7 Summit）、八国集团（Group of Eight）甚至G9峰会，还有东亚与美国间互嵌的依存关系——东亚向美国市场出口商品，美国向东亚的银行出口债券，跨领域的国际投资力量使各个领先国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并为互利共荣而努力，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关于这种世界体系该如何被称呼，我们有两种均来自德国但却大相径庭的描述，对18世纪末的康德而言，我们面前最终会出现梦寐以求的诸共和民族的联盟，它被称为“永久和平”；而对20世纪初的考茨基而言，届时我们将会沦为一个被他冷峻地命名为“超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的秩序的臣民。一切皆无定数，但我们应该铭记这些可能性。

注释：

*译者张瀚天，北京大学法学院2016级法学硕士。校对者海裔，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本文为佩里·安德森教授应北京大学“大讲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之邀，于2016年10月20日在北京大学发表的第二次演讲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