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在东北亚研究中投入了大量资源，却无法形成科学的预判？_风闻

张景全：新时代区域理论研究创新刍议

区域发展实践表明，区域研究已经处于理论大爆发的前夜。国际上的区域发展实践已经走过了欧盟之路、东盟之路等，早已形成了国际、国内区域发展的繁杂互动。区域发展不仅是一个世界性课题，也是一个民族性课题。

本文发布于“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副院长张景全。

区域发展实践表明，区域研究已经处于理论大爆发的前夜。国际上的区域发展实践已经走过了欧盟之路、东盟之路等，早已形成了国际、国内区域发展的繁杂互动。区域发展不仅是一个世界性课题，也是一个民族性课题。新时代我国区域理论研究创新需要在以下几方面不断完善。

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桎梏需要突破

无论是传统地缘政治学，抑或是批判地缘政治学，都是人类对地理资源禀赋如何影响与塑造国际行为体思想与行为的有益思考。但是，从目前来看，传统地缘政治学对我国融入世界、推进区域发展、构建区域理论有不少负面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陷阱论”与“冲突论”。

与区域理论研究创新的艰难相比，“陷阱论”总是显得既神秘，又可信手拈来。各种“陷阱论”既可能成为区域发展实践中自我实现的预言，也可能成为区域理论研究创新中的紧箍咒。关于“陷阱论”，人们熟知的有，“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塔西佗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等。其中，“修昔底德陷阱”似乎是区域发展中无法逾越的宿命：在一个特定区域内，力量与观念配置发生变化，就会产生挑战者与守成者，于是两者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实际上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修昔底德陷阱”只是对有限区域历史进程的有限和有选择的概括总结。

目前，人们熟知的“冲突论”有“海陆冲突论”“挑战者与守成者冲突论”“邻国冲突论”等。“海陆冲突论”认为，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必然发生对抗与冲突；“邻国冲突论”认为，邻国比邻而居必然发生冲突。事实上，在一个特定区域内，邻国比邻而居是常态，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共处一域也是常态。“陷阱论”“冲突论”乃至“零和博弈”，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强调差异、界限的个体主义思维的产物。如果受制于这些传统地缘政治谶语，强调区域整体、具有很强群体主义思维的区域发展从何谈起？区域理论研究的创新从何谈起？因此，从群体主义思维出发构建区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一种有益的路径。幸运的是，我国存在群体主义实践与思维的传统与积淀。

“陷阱论”与“冲突论”长期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目前，我国一些学者也沉浸于此。如果我们继续受制于这些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咒语，何以构建起新时代的区域理论研究？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几乎所有的学术创新都是对既有认知的突破或者反动，唯有摆脱传统地缘政治学的一些陈旧观念，区域理论研究的创新才有希望。

此外，区域理论研究的创新还离不开区域理论研究平台、学术期刊的创新与包容，应广开学缘，让具有创意的学术思想能够生长与呈现。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藩篱需要突破

在学术梳理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恰恰是作为自然科学的地理科学与作为社会科学的近代历史学于20世纪初在麦金德大脑中相遇，诞生了地缘政治学。从此，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繁衍不断，生息不止。目前，大多数区域理论研究都脱离了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交叉运用的轨道，在平行的世界里探究着区域的世界。事实上，一个区域的变迁是自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这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叠加研究。因此，在新时代区域理论的构建中，有必要基于区域问题的发展规律，打破单一研究方法的迷思，克服学科分类的精细化，让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在21世纪区域理论与方法的构建中再次相遇。

麦金德

在新时代，中国的自然科学发展与社会科学发展需要走融合之路，区域研究为这种融合提供了场域与机遇。这也是中国科学崛起、理性崛起、和平崛起的时代需要。此前，传统区域理论研究基本上是社会科学的独角戏。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打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藩篱，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接中，构建区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交通改进、气候变迁、性别构成和年龄比例的变化对一个区域的社会影响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关注。自然科学的区域参与将在传统社会科学主宰的区域社会中产生蝴蝶效应。

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科学的区域发展建设，构建智慧区域、生态区域、和平区域，需要我们进行区域理论创新，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之路。唯此，新时代区域理论与方法研究才有可能更上层楼。

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转换需要把握

区域发展需要投入资源，同样，区域理论研究也需要投入资源。我国在各个区域研究领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既有成功的区域发展案例，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区域发展案例。那么，为什么在投入资源后会产生效果不同的区域发展案例？

笔者认为，区域理论研究的创新，需要关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及其转换，这对资源投入后的功效影响巨大。无论是政策制定者，抑或是理论研究者，都需要时刻提醒自己的是，自己掌握的资源永远是有限的。既然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在一定时期内，就需要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关键之处，就需要认清区域发展的主次矛盾。以东北亚区域发展为例，我国已经在东北亚区域发展与区域理论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设置了大量研究机构，产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在东北亚区域，局势的发展往往并不在我们的预计之内。朝鲜方面一度进行核试验与导弹试验；中韩关系与中日关系方面，虽然我们付出了坚实的努力，一度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但是萨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还是让中韩、中日关系一度陷入低谷。尽管我们在东北亚区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在区域理论研究领域也产生了大量的成果，但为什么我们的理论研究很难为东北亚区域发展提供富于实际价值的预见性研判和解决方案？这需要从事区域理论研究的学者们进行深入反思。

东北亚地图

关于上述问题的看法见仁见智，笔者认为，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没有把握主次矛盾及其转换是区域理论研究出现盲区的主要原因。在东北亚区域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大量的双边和错综复杂的多边关系。长期以来我们的东北亚区域理论研究机构及其研究人员，因为语言、经历与知识结构，形成了自己熟悉哪个国家或者语言，就会关注中国与哪个国家的关系，就会把研究机构或者个人资源投向哪个双边关系中，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整个区域的总体研究。这便使我们对东北亚区域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界定混乱，甚至于忽视主次矛盾。多年的区域理论研究后，是持续的区域国际关系困境，往往我们担心什么就会发生什么，区域理论研究无法摆脱实践上的“墨菲定律”。

区域理论研究的创新，需要研究者时刻提醒自己，在理论与方法设计时，厘清这样的基本问题：本区域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次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转换？只有厘清了这些问题，区域理论研究的创新才会行稳致远。

总之，区域理论研究的创新任重而道远。区域理论研究面临着众多的区域实践挑战与既有理论的碰撞，我们需要在实践与理论的互动中执着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