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印尼华人与房地产有关的故事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老杜在印尼

当年我在福建一个侨乡报社当记者。有一天，总编派我采访一位印尼老华侨许孙雄先生，我事先了解到，许是中爪哇三宝垄市有名的房地产老板，就临阵磨刀，恶补了一点房地产的常识，以免采访时驴头不对马嘴。

没想到一见面，搞地产出身的老华侨忽然变成了国内的政治老师，他开口便道：“我来考考你：你知道中共一大代表都是哪些人吗？”

我顿时有些瞢圈，迟疑了片刻，怯怯应了一句：“知道。”老人家满腹狐疑，逼视我，急切地催促：“你写，你写，写出来我看看！”于是，我只好在他递过来的纸上慢慢写起来。——“一大”十三位代表的名字，被我写出了十二位。许先生看罢朗声大笑：“好！好！我回国多少次，问过多少个党政干部，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上来，他妈地，他妈地！看来你这个年轻人还有点学问。”

此次采访不久，这位不知何故对中共党史有莫大兴趣的华侨地产商，便把我带到印尼，专为华社精英撰写人物传记。一晃多年过去，许先生早已不在人世，而我也在印尼接触熟悉了不少其他大佬，写了将近二十个人物。屈指一算，半数以上皆涉足过房地产行当，规模大小，或赔或赚，都有一点故事。

先说已故的忘年交挚友许孙雄先生。

许孙雄（1936-2007），印尼三宝垄知名房地产企业家，前福清同乡会主席

许先生老家在福清，1956年初中一毕业，即携新婚妻子双双远赴印尼三宝垄投奔其父。起先在父亲的布店当伙计，后来自己做流动商贩，跑遍爪哇各地。他最初跨入房地产大门是从搞建筑开始的。那是1962年，当地海关招标建办公大楼，前往投标的许先生和三五个竞争对手，住在同一个旅馆里准备标书。许氏初入此道，对预算并不在行，但是他知道，只要掌握了竞争对手的标底，就有可能胜出。于是，许想出一个绝招，每天给楼层服务小姐100块钱，叫她打扫卫生时，把那几个投标人房间字纸篓里的垃圾悄悄拿给许。

“我料到其中必有他们计算工程造价的草稿，拿回来就仔细研究，连续研究了三天，果然让我刺探到重要的情报，结果我做的标书一下子打败他们，哇哈——中标了！”

海关大楼完工，许先生便用赚到的钱为自家盖了一座别墅，搬进去没两个月，有人找上门来，说是看中了他的房子请求转让。那人一出价，令许先生吃了一惊：“我20万建的这个住宅，他开口就给50万。”啊呀！我这才知道卖房子比做什么生意都好赚。”

打这以后，天生懂得随机应变，花样百出而交际广阔的许先生，便在中爪哇的地产江湖腾挪闪跃，摸爬滚打起来。

1980年代末，许孙雄与太太何希明

1972年，许氏辗转买下三宝垄郊外普吉沙丽的两座山头——南北长三公里，东西宽四公里，郁郁葱葱，居高临下，风水不错。在他苦心经营下，长满杂草的荒山野岭，渐渐变成该市妇孺皆知的高档往宅区，几百幢造型各异的别墅洋房，业主全是当地富裕华人和军警政要。后来，许先生当上了三宝垄福清同乡会主席，做公益搞慈善，需要大把银子，当侨领的必须带头捐献，他就像卖豆腐一样，把当初以每平米一盒烟钱的价格买下的两个山头（到九十年代，即升值为每平米一台电视机的价格），切一块，卖一块，一直卖了30多年。

2007年许老去世，这两个山头也被他卖的差不多了。好在他有一个能干的小儿子伟力，才30来岁，从澳大利亚留学回来，又捡起了老爸早年做过的建筑行当，到雅加达与一位堂兄大佬合作，承包政府工程。这位堂兄仪表堂堂，很有魅力，在印尼政商两界长袖善舞，背景深厚，而且已经同当时的国会议长结了亲家。可想而知，年轻的伟力搭上这条人脉，生意一起步，便高开高走，几年下来，事业就给他弄到一片红火。

三宝垄布里区一个华人住宅小区一角。此别墅系笔者同乡好友——当地电器工厂老板兼印尼国际日报中爪哇快报分社社长张克顺先生的住家

再说笔者本人，参加完孙雄先生的葬礼，满怀悲痛就从三宝垄去了首都雅加达。稍加安顿，便赶忙操起笔杆，谋生要紧。经人介绍，开始为一位在外岛明古鲁省（Provinsi Bengkulu）开煤矿的华人老板洪贵仁先生写传记。

洪贵仁当时已近80岁了，记忆力很好，他告诉我其家族是1864年从中国逃难来到印尼的。“为什么逃难？因为我们姓洪。那一年太平天国灭亡了，天王洪秀全在围困中死去，他是广东的的洪姓，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福建的洪姓也会受到连累，很多族人怕满清朝廷追杀，就漂洋过海，逃到了印尼的龙目岛。”

洪先生虽然是印尼土生土长的第三代侨生，但青春年少之时，却在中国上海读过中学和大学。1957年暴发反右运动，风声日紧，大陆各级组织到处磨刀霍霍，他这个回国求学的华侨资本家少爷总感到脖子上冷飕飕的，便带着新娶的一位上海小姐，坐上轮船一走了之。

1958年，刚从中国上海回到印尼龙目岛的洪贵仁和太太蒋蕴华

 洪贵仁回到印尼经商，开始是从银行贷了一笔款子，跑到偏远蛮荒的伊利安岛上做粮食生意。伊利安原始落后，当地土著以游牧为生，以森林为家，他们不穿衣服，女人最多在腰间围个草裙，而男人皆赤身裸体手执弓箭，由于经常来往于森林之中，保护阳具便成男人们最重要的事，所以男人都用一个瓠瓜做成的硬壳安全套，套住那话儿，套子由两条绳子系着，一条绑在腰部，一条拴住阴囊，起固定作用。

洪贵仁怀揣贷款去那里时，伊利安尚未完全归属印尼国家，没过多久，中央政府为争取当地人民的拥护，缓解他们的极度贫困，出台一条特殊政策：印尼盾在伊利安就地升值18倍，这样一来，当地土著居民手中的财富马上增加了18倍，于是，伊利安大多数人便自主选择归顺印尼。

一群伊利安查亚省的土著男子从田野走过。他们骁勇好战，械斗几乎是这个民族的体育运动

印尼政府为鼓励企业在当地发展，同时宣布，在一定期限内，凡企业在岛上因经营已经赚取到的印尼盾，在岛外也可按1比18升值。也就是说，在伊利安赚取的1块钱，拿出岛就可变成18块。啧啧！你看看，你看看，人家印尼中央当年出台的政策，简直就是派神仙在天上给那些人撒馅饼。不，应该是比撒馅饼更让人爽！我敢说，如此优惠的奇葩政策，普天之下恐怕算是空前绝后了。

结果，洪贵仁幸运地成为此项政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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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您在伊利安轻而易举赚得这笔钱，实在叫人羡慕嫉妒恨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我恭维他说。

洪先生咧嘴一笑，狡黠地眨眨眼，又不无得意地告诉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初期在伊利安赚到这18倍的钱，连本钱也没有自己出，全部是向政府银行申请的贷款。可惜我胆子不够大，贷款也不多，不然单单靠这个1比18的升值政策，我就早早发了大财。”

在印尼，华人要做大生意，在政府或者军警界没有关系不行。洪先生那时年轻，也深谙此道，他初到首都，人脉不广，因此要法子走走上层路线，至少要找一些大人物做靠山。

1963年，洪贵仁夫妇和印尼人经理（左一）在伊利安查亚省与当地土人的合影

那么，洪贵仁认识了哪些大人物呢？他说他当年从刚从龙目岛来雅加达时，曾有幸进总统府觐见了开国领袖苏加诺总统，并在总统府认识了当时印尼国家银行的行长，从而抓住机会申请到一笔去伊利安创业的低息贷款。

他之所以有机会见总统，又涉及到另一个好心有好报的故事。

原来，洪贵仁有一个同族堂伯父洪孝龙先生，住在印尼古邦岛上。印尼尚未独立时，苏加诺东奔西跑搞民族解放运动，不止一次被荷兰殖民当局逮捕流放，从1933年到1939年，苏加诺曾在古邦岛隔壁的弗洛勒斯岛上一个叫英德（Endeh）的偏僻村镇，度过了五年的流放生涯。洪先生堂伯父洪孝龙当时是隔壁古邦岛很有名望的侨领，他对苏加诺非常崇拜，就利用生意之便时常去弗洛勒斯岛的乡下去看望苏加诺，并尽可能在生活及传达信息方面，对处于困境中的苏加诺多有关照。患难见真情，苏加诺后来当了总统，对此念念不忘，多次打听过洪孝龙的情况。洪贵仁小时候听堂伯父洪孝龙讲过这段历史，于是就想以此为由头，去拜见一下苏加诺。苏加诺身边有一位聪明能干的私人秘书司徒眉生，洪贵仁刚好认识。他便找到司徒眉生请他帮忙引见。他又写信把堂伯父洪孝龙从古邦岛请到雅加达，很快在司徒眉生安排下，洪贵仁就跟着堂伯父还有他的一个儿子，三人同行进入了戒备森严的总统府。

1939年苏加诺（后排中）被放逐弗洛勒斯岛时与第一任夫人英吉（中排右二）及其他亲友合影。洪贵仁的堂伯父洪孝龙正是在这里认识苏加诺，并和患难中的他建立了友情

洪贵仁知道苏加诺喜欢收藏各类艺术品，便事先从一个古董商那里买来两个中国清朝时期的大花瓶，献给总统做见面礼。

苏加诺与老朋友洪孝龙久别重逢，欢喜之情自不必说。他对一同前来的洪贵仁这个华侨帅哥也很亲切。这是1962年7月，雅加达正举办第四届亚运会。苏加诺总统当场写了一张纸条给洪贵仁，说：“啊哈！年轻人，带上我这封介绍信，你可以随意去雅加达任何体育场观看各种比赛而不必买买票，怎么样？喜欢吗？”

在这次会见中，洪贵仁看到还有一个印尼官员在总统身边，那人就是当时的印尼中央银行行长。洪贵仁抓住时机，也和行长进行攀谈，相互留下不错的印象。他因此很快拿到去伊利安投资的贷款，也享受到了政府后来的优惠政策，真可谓，是天路一通，路路通。

中年时代的洪贵仁

上世纪七十年代，发了财的洪贵仁去新加坡看望一位堂兄。堂兄对他说：“老弟，你要赶紧买地置业啊！手中有多少钱都要拿出来，再把房子抵押，汽车抵押，甚至把裤头汗衫抵押，也要用来买地。你看我在新加坡讲吃、讲穿、讲汽车、讲洋房，那都不算什么。但我手中有土地，当初3块钱一平方米买下来的，现在脱手就是300块，整整涨了100倍，而且还有增值的空间哩！”

洪的这位堂兄洪敦树，乃是新加坡当时最高档的五星级酒店——香宫的老板之一。而香宫大酒店就是他拿出了当初用3块坡币一平米买下的土地，与另一位大名鼎鼎的马来西亚企业家首富郭鹤年合作经营的。

堂兄一席谈，使洪贵仁从此涉足地产行当，在印尼到处买地，有了大片土地又开发森林，又开办煤矿，干得浑身是劲。

洪贵仁公司在印尼明古鲁苏努峰煤矿的运煤码头

2009年，原本一心要当“煤电大企业家”的洪氏，看到中国房地产价格这几年向上窜升的势头堪比火箭，觉得自己在印尼做煤老板还不过瘾，终于按捺不住，一个猛子又扎回中国。他在浙江嘉兴的一个乡镇签订了一个新城地产开发项目，总投资超过8000万美元。这位年近八旬的老先生在签约会上发言说，他承认自己年纪大，但并不认为自己老，“我还想做一个房地产大企业家。”

1994年时任中国领导访问印尼，应邀出席印中友好协会举办的欢迎宴会。图为该会副主席洪贵仁、周伯达等华社精英向江主席敬酒

洪贵仁与时任印尼国军总司令卓科将军交谈

传记完成之后，有一次我和洪先生在雅加达见面，得知他为了国内的房地产项目，不顾年事已高，每个月都飞来飞去，就劝他不必这般舟车劳顿，在印尼也一样可以做房地产大佬。老先生摇摇头：“印尼已经民主了，征地拆迁，平民百姓不同意，政府就无计可施。

我故意严肃地问他：“难道说中国不民主吗？”

 “中国当然也民主，但中国还有一个战无不胜的绝招。”

“什么绝招？”

洪先生呵呵笑道：“民主集中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