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城市人口规模进行严格的计划和管控，人口多少要按照计划来_风闻

中国对城市人口规模进行严格的计划和管控，人口多少要按照计划来

文/家奴

宁南山撰文说，中国对城市的人口规模进行严格的计划和管控，人口的多少要按照计划来。居住资源和教育资源成为了管控人口的手段，用长官意志来决定这个城市有多少人口，而不是靠市场和社会规律。计划生育绝不仅仅是体现在对中国公民生育权的控制，也体现在对城市人口发展的控制。

2010年发布的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到2020年，城市常驻人口控制在1100万人，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890平方公里以内，而实际上深圳市人口2015年就突破了1100万，人口增加了，土地还是死死的限制住，于是人们只好在有限的土地空间内争夺资源。国内各个大城市，思路都是一样的，所有的规划都是基于“我给你多少地，你给我控制在多少人”的思路，让人为土地资源服务，而不是土地资源为人服务。

在北京城市规划（2016-2035）里面，就规定了：“促进城乡建设用地减量提质和集约高效利用，到2020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由现状2921平方公里减到2860平方公里左右，到2035年减到2760平方公里左右。”与之对应的，既然我减少了给你的用地，那你的人口就要控制在2300万以内。

一旦设定了人口控制规模，那么配套的学校，公共设施，住宅都会按照这个设定的人口目标来进行建设，如果人口超过了计划10%，配套资源不够呢？那么资源的价格就会在互相竞争中抬高。深圳的总面积1996.85平方公里，2020年城乡建设用地控制在890平方公里，我虽然认为用土地供应来控制人口不合理，但是至少对深圳也可以理解一半，因为深圳实在太小了，44.6%的土地开发规模也不算低了。

但是北京可是有1.64万平方公里土地，为什么却要把2300万人死死的限制在2020年城乡建设用地2860平方公里左右的面积上？这仅仅占北京面积的17.4%，不仅用地面积不增加，而且还要减少。注意城乡建设用地是包括各种用途的土地的，在有限的城乡建设用地里面，住宅用地只占其中一部分，而且比例更是低于正常值。

2017年4月7日发布的北京未来5年住宅用地供应计划，2017-2021年五年供应住宅用地6000公顷、年均1200公顷，以保障150万套住房建设需求，其中自住型商品房将供地1020公顷、拟建25万套房。五年提供6000公顷=60平方公里土地，对应150万套房，平均每套房住2个人，300万人就住在北京面积0.367%的土地上。为什么不能给这300万人的居住空间增大一倍，提供北京0.734%的土地来居住呢？为什么要用土地供应把中国的年轻人彻底困住，让中国人在有限的空间互相争夺和竞争。

不管是北京，深圳，上海还是其他城市，我认为很多中产，其实是有钱的穷人。一个北京人，上海人，深圳人跟你说，他有价值五百万的房产，然而你真的去这个“五百万豪宅”的小区参观下，大多情况下会发现毫无住进去的欲望，很多楼龄老旧，停车位紧张，没有小区或者小区狭小，没有绿化，楼间距密集，小区几乎没有，活动空间狭小，租住人员复杂，楼下停满了各种电瓶车，这种住房价格却超过8万元一平，原因是学位还可以啊。买个90平就

2003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这个被成为18号文件的通知，并且首次明确的说“充分认识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比1998年的23号文件把房地产列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前进了一大步。

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土地供应的规定：“利用原划拨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必须纳入政府统一供地渠道，严禁私下交易。土地供应过量、闲置建设用地过多的地区，必须限制新的土地供应。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供不应求、房价涨幅过大的城市，可以按规定适当调剂增加土地供应量。”这一条明确了土地限量供应的大框架，即使是在本来就划拨给我的土地上搞房地产开发都不行，也要统一纳入政府供地渠道，也就是政府成为唯一的供地来源。

2004年3月，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即“71号令”），要求从2004年8月31日起，所有经营性的土地一律都要公开竞价出让。土地限量供应+压缩住宅用地比例+831竞价出让，奠定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基调，那就是不停的涨涨涨，地价的大幅上升必然带来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这个土地拍卖制度，中国大陆就是从香港引进的，黄奇帆在2018年的复旦大学演讲里面，就提到他当时在浦东新区，就去香港学习土地拍卖制度，并且在上海完成了中国第一宗土地的批租拍卖。

2005年全国共出让土地面积16.32万公顷，出让价款5505.15亿元，仅仅5年后，这个数字变成了2.7万亿元，增长了五倍。到了2017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更是超过了5万。

2009年北京市的平均楼面地价是6000元/平方米左右，现在（2013年）超过了10000元/平方米，如果加上保障房的因素，平均楼面地价超过了14000元/平方米。2012年北京市共成交经营性用地共372公顷，仅完成年度计划的31%。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的供应比例几乎到达10比1。“工业用地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而住宅用地却十分稀缺。”控制土地供应+拍卖制度+压缩住宅用地比例三刀齐下，把中国老百姓大量的财富消耗到了房地产里面。也让一些擅长房地产的商人通过土地买卖获得了巨额财富。

2014年，《中国经济周刊》曾经报道了李嘉诚家族的长江实业公司，该公司从2005年开始在中国内地大规模拿地（注意这个时间节点刚好是房地产政策转向之后），到2014年29个项目中仅有9个完成开发，而在9年间中国房地产价格已经猛涨数倍，长江实业因此赚取了大量利润。

中国房地产学会有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长江实业进入内地进行地产开发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通过分期缓慢开发、变相囤地，坐享土地升值。商人的获利只是一个结果，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土地供应的不足，使得商人有了投机的空间，老百姓的钱，则转移到了政府和商人的手中，在这个三角游戏中，老百姓成了失血方。

那么为什么我国要采取严格土地供应的制度呢？一个是最简单的，房地产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简单的说通过土地赚钱。另外一个是的长官意志，土地供应成为实现“人口规划”的工具，我规定了你这个城市到哪一年发展到多少人，我就只给你那么多土地，多的我也不给。

背后的理由各种各样，比如耕地占用，比如水资源紧缺，其实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人口进城固然会占地，但是在农村却会腾出更多的土地，乡下的宅基地面积可是远远比在城里的用地面积更大的。至于水资源，我国农业用水才是最大头，北京用水量是伴随城市规模扩大反而不断降低了。

人口是跟着产业走的，产业的发展是人口流向的最根本因素，产业的发展决定了人口的规模，除了产业发展，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环境舒适程度等等都会成为吸引人口的因素，但是他们都远远没有产业发展带来的工作机会重要。为什么长沙只有700多万人，而北京是2000多万，原因就是产业不如北京多，提供的高收入工作机会有限。

网友说，一线城市控制人口规模，这个勉强可以理解，政府通过控制土地供给的方式，希望人员向二线三线城市聚集，这个也可以理解。作者希望一线城市放开土地供给，放开资源限制，以方便人才落地生根，提升幸福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虽然没明说)。但这样做的结果基本上就是一线城市越来越膨大，资源越来越集中，这是个添油战术。我更希望的是国家通过资源的配置，将一线城市的产业向二三线城市迁移，着力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二三线的产业发展起来了，就业机会增加，可以适当的分流部分人才到二三线城市就业。而不是通过其他的歪招来推动人才的流动。

中产阶级只会希望资源越来越集中越好，他们所谓的不公平，跟无产阶级的问题相比不值一提，说一千道一万都是想世世代代当人上人的问题，可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想法跟白日梦差不多，真要这样做，不解决基层的资源公平问题，周期律迟早的事，中产阶级是躲不过这一劫的。

14亿人口，就那几个一线城市，高学历的、有钱的、打工的都往那里挤，各种土地、教育、医疗资源不紧缺才怪。听深圳的一个副市长说过，深圳一天就吃掉2万头猪，他因此而估计深圳的实际人口已接近3000万，想想有多少人在争？参照印度，人均收入还不到中国四分之一，孟买房价比北上广还高！邻国越南，GDP加起来还不及深圳7成，河内和胡志明市的房价不输南山区。所谓传说中美国的低房价，高昂的房产税暂且不说，说美国房价的时候从来都不说所在地段的人口连中国的一个村都不如。像作者这样的中产阶级，从来没有想过到三线四线甚至县城里资源多的多的地方去生活吧？

计划生育本来就是想减少人口。现在是关键时期，挺过去了，中国的人口将控制在一个更合理的水平。

网友说，尚有一种解决办法。技术进步：三大技术进步。一，核聚变提供近乎无限廉价能源。二，人造粮食和蔬菜，大大改变加快自然生成的过程，从种子直接进入抽穗或结果期。以工厂化的方式生产粮食。三，人造子宫，以男女方各提供卵子和精子，受孕生育过程全程人工控制，不再需要怀胎十月。如果真的能实现，那么土地的耕地限制就失去了最重大的理由。那么人口会往市郊分流，别墅型房子会更受欢迎。

我国的经济前景，不必太担心，包括住房。市场和政府行为，看到见的和看不见的2只手，都已经运用比较熟练了。一线城市高房价，那是周瑜打黄盖，两厢情愿的。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核心区的房价一样很高的，可以认为是价格机制在紧缺资源定价上发挥作用。遏制前几年那种房价疯涨，看来是成功了。至于长期稳定房价的机制，确实需要再费一番功夫了。个人观点，未来中国的住房也不会带来系统性风险。

中国未来的风险应该主要来自社会问题。第一位的就是人口问题，同意楼主的分析。第二，教育的公平、效率和社会效果，这里可能有许多道理没有讲清看透。第三，医疗和养老。第四是环境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已经补了市场经济这门课，看来我们需要马上补上社会事业这门课。

说几点吧！第一，据观察，社会运行也是有自身规律的，也有一支看不见的手。第二，社会效益替代经济效益，成为衡量社会事业的指标。例如，教育就是要讲社会效益最大化，这可不等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第三，社会治理可能主要依靠间接手段，而不是直接行政命令，过去延续下来的行政事业的理念和机制都可能需要改革。最后，社会治理是考验执政能力的高级阶段。这方面的风险似乎认识不足，改革力度不够，效果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