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发微——中国古代史推荐文献之一_风闻

国史发微，我想利用这个系列推荐一些有意思的文献。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似乎还比较了解，但其实对很多具体的细节和内在的过程都很陌生。好的文章对历史细节的把握让读者有“蓦然回首”的感觉，惊叹之后，又会让人发现对古今之变和天人之际有了更加丰富合理的解释。而且，好的学术文献可读性很强，希望不会造成太多疏离感。这一次荐读我找了一些中国城市经济形态形成有关的文献。城乡分野不是从来就有的，可能是到中古时代才形成的。但是似乎还没有专论深入地讨论这个过程。牵涉社会经济更方面的变化很多，全面地研究确实很难。这里的推荐希望对这个问题有所发覆。

《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社科院考古所许宏，三联书店出版。

社科院考古所许宏教授专攻先秦城市考古，著名二里头遗址目前的考察工作也在许宏教授的主持之下。《大都无城》是一部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的著作，阐述了许宏教授中古以前中国城市通常不修建外郭城这一理论。都，就是有统治者宗庙设施的大型聚落，中古以前中国的大型聚落一般可区分出宫城、内城和外郭，统治者和官署所在的宫城内城一般有城墙建筑，与居民居住的外郭隔离开，但是郭区往往没有城墙建筑，是开放性的区域，可以比有城墙的内城区域大好几倍，延伸到很远的地方。中古以前两三千年时间里，只有战国等少数战乱频仍的时期才普遍筑城。从魏晋时代开始，人们才对包括外郭在内的所有城区进行严密的设计，建筑外郭城墙。西汉长安城应该只是内城区域，普通居民居住的郭区还要延伸很远；这和魏晋邺城、隋唐长安城，直到明清北京城这些具有明确礼制性外郭城建筑的城市对比明显。许宏教授依靠考古材料对这一城市发展的脉络进行了梳理。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更大胆的猜测，没有外郭城是不是意味着中古以前没有明确城乡的分野，大型都邑聚落相比中小聚落只是具备一些功能区域，如宫室、作坊和市场。礼制性城郭的出现说明城市和乡村在制度上被区别开，自此才有与乡村对立的城市概念。

《从会稽到建康——江左士人与皇权》，社科院历史所胡宝国，《文史》杂志2013年第二期。

作者指出东晋晚期开始，士人不论政治还是日常，各种活动逐渐集中到都城建康，不在流连于会稽乡野等过往士人群体长期聚居的区域。士人集中于都城与经济和文化事业的繁荣有关，也与政局趋于稳定有关，士人的聚集进一步拉开京城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增强了京城的吸引力。相对于都城和其他大型城市，由于士人迁出，乡野的文化和政治优势降低，实际治理乡野的力量转变为低于士人的土著豪族阶层。

《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韩昇（当时还在厦大），《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二期。

“从秦汉乡亭里到隋唐村落制, 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转变”。这篇研究提示着城乡分野过程中，乡村身份的明确，自身治理方式的形成。韩昇教授突出了东晋南北朝战乱形成的遍地坞壁豪强对乡亭里制度的破坏，以及隋唐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治力量的吸纳。其实从上文可以看出，南方没有北方那么多战乱，和平环境中，城市经济形态仍然强势崛起。秦汉的乡亭里是普遍的的基层组织，都邑的外郭区也是这样治理的。到隋唐以后，城市和乡村的基层治理方式已经不一样了。这种城市经济形态的形成不需要找出各种偶然的外界因素作为原因，它自己就有内涵丰富的演化力量。

《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复旦历史系韩昇，《历史研究》2003年第四期。

乡村社会是魏晋南北朝士族的权力根基。士族向城市迁徙不仅体现在仕宦和文化活动，而且往往将户籍也迁往城市。很多士人迁入长安洛阳两京，也有不少北方士人落籍南方文化经济繁荣的地区。于是，士族政治的乡村根基瓦解，中央政权的统治加强。这里特别重要的是韩昇教授说明唐代开始士人阶层户籍开始迁入城市这一特点。但是韩昇教授并没有从城市经济从无到有这一发展过程来说明士族迁徙的意义。如果把城市经济的形成、国家政权的中央化和上层社会生活方式改变这些方面结合起来说，可能更有理论深度可挖。

《从朝宿之舍到商铺——汉代郡国邸与六朝邸店考论》，清华历史系侯旭东，《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五期。

汉代郡国在京城设立的“邸”是服务入京公干的官吏的设施，类似驻京办，也是官场私下交往的重要场所。侯旭东教授指出，南北朝时期，官吏利用邸的特殊地位运输销售私人商品渔利，使得官方开始向邸店课税。唐代以后，邸店沦为一般商店的代称。本文揭示了一项重要制度的变迁，这一变迁又恰好处在南北朝到唐代这一时期，应该不是巧合。它反映了都市经济形态形成的一个侧面。

《日常生活视野下的唐宋都城变革——以节日游乐社会环境为中心》，四川大学成荫，《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三期。

本文通过节日游乐活动来解释唐宋时期都城生活的变迁。在官方主导资源分配的局面下，公共娱乐活动受益群体当然会有阶层差异，但是唐宋时代，都城的娱乐活动确实向相当多的市民开放，具有广泛性。“节庆消费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市场依赖日渐加深, 精神享乐性消费呈现日益为大众服务、为大众所享有的趋向”。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事业逐渐发展起来。从中可以看到城市经济形态的发展。

《中国古代市民争取话语权的努力——对唐朝“罢市”的考察》，北师大历史系宁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三期。

唐代开始，城市工商业者开始出现具有明确利益诉求的“罢市”群体性行动。这说明了唐代市民阶层的形成。当然，这时的市民只是对一些具体的政策作出反应，还没有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政治自觉。

中国城市史领域影响力较大的理论有美国学者施坚雅的唐宋城市变革论。施坚雅强调中国城市从唐以前严格的里坊制向宋以后开放的城市布局变迁，这一观点广为流传，几乎是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定论。施坚雅更多的工作集中于中国明清的城市化水平，中心城市与周边乡村形成的区域经济结构。这些理论当然很重要，然而它们都先入为主地认为城市乡村的分野是从来就有的。其实，唐宋可能不是城市变革的时代，而是真正的城市形成的时代。国外的中国学研究胜在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但是也有缺陷。它们过多聚焦明清等中国帝制时代晚期，这是因为规范化的文献特别是数据较多。而更早的文献很难处理，没法融入中国学更大的理论中去。像许宏教授有几十年田野考古的积累，掌握大量上古城市出土材料，试图构建更加贯通的理论，这些都是目前西方中国学研究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