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人工智能的隐喻：现代逻辑学对中西比较政治研究的启示_风闻

编者按：人工智能的概念在舆论界和学术界已经热议了很长一段时间。目前大多数的讨论只是把人工智能作为一个纯粹新兴的技术远远地围观，联想这个新工具的出现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众多文献之中少有评论能够深入人工智能技术所依赖的现代逻辑学基础，阐发人工智能理论突破在思想史中的意义，以及这个突破给中西比较政治研究带来的启示。基辛格、李零、哥德尔、阿克曼；围棋、《孙子兵法》——这些现象级的人和事，从现代逻辑学的观点来看应该如何联系起来？本文指出，中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各种观念是围绕面对和解决复杂性展开的，并形成了各自的传统和突出特点，而复杂性问题在现代逻辑学之中是既明确又丰富的概念。围棋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代表着处理复杂性逻辑方法的突破。近来的一些研究，无论是反思中国传统政治（如文中提到的罗祎楠发表于《读书》杂志的《激活传统》一文），还是探讨当前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如潘宏胜发表于《比较》杂志的《中国金融体系复杂化的成因及影响》一文），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人们在实践当中是如何把握和处理复杂局面的这一问题。本文力图把人工智能的理论突破和比较政治研究结合起来，希望能够促进人们能够更多地从逻辑学理论内部和思想史的视角来思考，并且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创新提供一点点启示。

人工智能如何颠覆人们对围棋复杂性的认识

围棋是中日韩等东亚国家长久以来引以为荣的技艺，被认为是中国以及东亚哲学内涵的重要体现。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和西方文明的比较可以反应在围棋和国际象棋两种流行的棋类上[i]。围棋的魅力在于她规则虽然简单，但是对弈的过程却可以呈现近乎无限的复杂性。她要求棋手对战略大局观和灵活性有着充分的理解，以至于“一个外行人，从棋盘上并不总能看出哪一方是赢家”[ii]。从数学的角度来看，国际象棋局面数的数量级为10的46方，而围棋合乎规则的局面数估计可以达到10的171方数量级[iii]。如此大的指数级数量差距说明两种棋类在复杂性上有本质的不同。

近几十年来，建立在现代逻辑学和数学基础之上的人工智能（AI）技术飞速发展[iv]，计算机在国际象棋领域已经完全战胜了人类的顶尖高手，而且人类棋手也开始利用国际象棋软件训练自己[v]。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计算机科学已经理解了国际象棋这门技艺。然而，出于对围棋复杂性的自信，大多数人即使看到计算机科学在理解国际象棋方面取得如此成功，仍然认为围棋几乎不可能被AI突破。熟悉围棋的人对此会有较多心得。棋手的成长要通过领悟富有哲学意义的“棋理”，思考棋形、大龙等抽象的概念，传习轻微改变落子位置和行棋次序从而改变局势的技巧。这样复杂的历练看起来不是用机械的行棋规则可以说清的，计算机仅仅长于按照既定规则进行大量运算，对于围棋也就无济于事。人类高手应该不可能被围棋AI战胜。退一步说，计算机即使对人类产生一定优势也可能是在局部计算上，而不是在大局观上。

但是AlphaGo研制成功颠覆了人们对围棋的认知。AlphaGo首先以四比一的比分战胜了李世石。因为李世石事先没有研究计算机之前对战的棋谱，而且在第四局取得了宝贵的一胜，人们对人类战胜围棋AI还保存着一线希望。然而在2017年，经过改进的AlphaGo在对战当今棋坛第一的柯洁时表现出来的战斗力让人震撼，以至于绝望。柯洁发出感慨，认为人类几千年对围棋的认识完全错误，没有沾到真理的边。还有的评论指出，人类有能力与国际象棋AI弈和，但是从公开的AlphaGo对战棋谱来看，计算机对局势的掌握能力远超想象，人类败给围棋AI更加彻底[vi]。这就是说，现代计算机科学在理解围棋方面取得了胜利，而且是更加辉煌的胜利。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围棋AI恰恰是在大局观方面占有优势，局部计算反而出现一些漏洞。这就说明人们引以为荣的大局观念，对形势的判断和把握能力绝不是神秘、主观的东西，而是可以有逻辑地解释的。计算机不但可以把握大局和形势，而且在强大运算能力支持下，使之臻于化境。

还要指出的是，围棋AI的最新版本AlphaGo Zero，既不依靠前人棋谱的条件下，也不依靠外界赋予的价值网络，从零开始，自我对战，训练成功；而且新AI的行棋更像人类高手，而不是像它的先辈那样怪招频出[vii]。这似乎说明一个至深的哲理：只要我们的分析和理解达到一定的高度，绝对复杂的东西也可以是绝对简单的东西。

最后，围棋AI也刷新了人们对灵活性的认识。柯洁特别提到，通过与AlphaGo的对战了解到“围棋没有什么不可能”[viii]。人们一直传承的如围棋十诀之类的“棋理”，实际上是在没有严格分析的前提下的纯经验总结。人们传统上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行棋对策，其实具有很大的优化空间；而应该避免的落子位置，其实完全有反败为胜的对弈策略。只不过由于人类在复杂条件下判断能力的限制，我们过去不能确认一些方案的可靠性。而围棋AI的开发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对判断形势的能力进行逻辑分析；只有把对形势的逻辑分析贯彻到底，我们才能展示灵活性的丰富意义，开创新的局面。

无法理解复杂性——形式主义思维的局限

正是因为围棋是中国哲学内涵的体现，笔者希望把围棋AI的故事作为一个隐喻，来说明比较政治哲学的思考可以以什么样的途径发展。鉴于简单套用数学模型的思维已经严重侵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笔者有必要先表明立场，划清界限——笔者绝不是天真地断言可以用特定、有限的数学模型来理解一切中国政治哲学的精髓和政治实践。其实，套用数学模型的思想并不是直面社会生活的现实，不是力求理解其中的复杂性，而是绕过它。坚持这种思维的人认为通过一系列明确的规则可以定义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稳定运行。人们只要按照规则准确无误地行事就能不断地解决一切现实问题，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王绍光将根据明确的规则或标准对政治系统进行分类的思维定位为政体思维[ix]，认为是西方政治思想的重要特征。笔者认为，如果从逻辑学的角度来批判这种倾向，可以将其归结为形式主义思维。形式主义思维还包括一些潜在的取向，比如一个系统中的全部规则或部分规则可以在不同政治体之间直接调换使用；存在对所有政治体都适用的最优政体；而且不论社会如何发展，所有新的规则都和最初的原则一致，也就是说，未来的任何规则都是从根本原则中理所当然推出来的。

当今世界的政治实践已经反映出形式主义政治思维的局限性，就是忽视现实中的复杂性。虽然西方政治思想中存在形式主义的倾向，但是西方思想传统中也有很强的对形式主义政治观的反思。例如，奥地利逻辑学家哥德尔（Kurt Gödel）是现代逻辑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他最著名的成果是哥德尔不完全定理。这个定理是说，形式化的公理系统中每一个语句都是从序列前面的语句或公理根据一定规则推理得到的，那么一定存在真命题在系统内不可证明真假，所谓该形式化公理系统是不完全的。这个定理对理解政治实践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一般认为，只要有了一套好的规则，社会照此运行，一切错误的行为就会被避免，积极的现象就会不断涌现。而按照哥德尔不完全定理，在形式主义的政治系统里，不仅违背民主理想的政治可能产生，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运动也不一定能够得到支持。很可能有被大多数人反对的行为是合法的，而人们所支持的发展方向却受到各种条文的阻碍。现实的发展总要超出预先规定的方向，超出既有规则能够妥善处理的范围。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人们对这种复杂局面应该并不陌生，但它却是坚持形式主义思维的人难以解释的。

在数学史上，哥德尔的工作宣告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形式主义数学纲领的彻底失败，为现代数学逻辑学的发展打开了全新的局面，其后再也没有人试图构建完美无瑕的公理系统。他对美国宪法的思考也留下一段逸闻。哥德尔于1940年移居美国，在加入美国国籍之前对美国宪法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他得到的结论是这部宪法存在逻辑上的漏洞，允许专制制度在美国建立起来。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著名经济学家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是哥德尔的亲密朋友，也是他加入美国国籍的证人。他们力劝哥德尔不要在移民官员面前发表有关宪法漏洞的观点。但哥德尔却是一个极其耿直、较真的人。入籍面试现场，移民官自诩美国的优良制度完全避免了专制主义，想表现出对哥德尔这个极权国家移民的关怀和安慰，但哥德尔听到这里却忍不住辩论起来，场面比较尴尬。美国政治近年来的一些变化为哥德尔看似繁琐的思辨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注释，形式主义政治系统在实践当中的不完全性是难以避免的。最近，孙斯坦（Cass R. Sunstein）的新书《会在这里发生吗？威权主义在美国（Can It Happen Here? Authoritarianism in America）》也似乎是哥德尔思考的回响。

另一方面，哥德尔进一步的工作说明，形式系统自身的一致性（语句之间不相互冲突）也不是在该系统内可以证明的。这就是说，所有新的规则都需要与最初原则一致，这个信念也不可靠。美国的宪政往往被认为在建国之初的文本中就得到了完全的规定，之后的进步只是严格按照条文推论而成的。这种思维就是认为形式系统可以具有绝对内部一致性在政治思想中的典型表现。阿克曼（Bruce Ackerman）则指出，美国宪政一次又一次的传统再现是法律形式主义编织的神话，根本不能理解现实中的宪法创新，“对美国宪法第五条纯粹法律理解的思路，已容不下我们的高级法创制传统了”[x]。不断打破陈规，推动变革，构建新的常态政治的力量恰恰是超越法律文本之上的，是“人民主权”的理念和实践才实现了宪政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虽然形式主义思维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占据了显著位置，但是这些西方思想家的工作实现了对形式主义的超越，为更高层次的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

中国政治哲学强调处理复杂性的智慧

和形式主义思维相比，中国政治哲学强调正视现实中的复杂性，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优点。整体不是个体的直接加总，个别事件也许看上去并不复杂，但是巨大的规模和无穷的变化使现实总是以极端复杂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正如围棋，她的规则是如此的简单，但是能够演绎出近乎无限的复杂局面。人们以往认为计算机科学无法突破围棋，是因为传统计算模型处理围棋问题计算量过大，无法在有限时间内解决。与之对应的是国际象棋的规则，人为地规定了不同棋子各自功能，却让局面数大大下降，进入传统计算模型可以操作范围内。在极端复杂的局面中，依靠简单明了的规则直接决定不同选择的优劣似乎不再奏效。于是，以促成己方胜势为最高目标，中国人力求通过领悟“形势”这一概念来把握行动的规律。确切地说，形势这个概念本身又可以拆分成形与势，作为既对立又相互联系的一对概念揭示出极其丰富的意义。李零认为对形势辩证关系的讨论体现着中国哲学的精神[xi]。形是指有形可见的东西，是我方已经具备的相对固定的要素。而势是指以形的要素为基础，人们根据整体结构和具体目标采取行动而造成的态势。对形势的讨论显示着在复杂局面中从整体角度对特定结构和趋势的追求。通过不断地在复杂局面中寻找、确定结构和趋势，人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如何行动。这不再是一套既定、有限的规则系统，而是一种智慧。人们在把握和应对自己所面临的复杂局面的过程中联系起来，同时又创造了更加丰富、更加复杂的局面。

为什么说复杂局面之中却有可能也有必要对某种整体结构进行把握呢？这个问题其实极其深刻，笔者无法做简单地解释，但试着以国际象棋和围棋的比较为例做一个形象的说明。国际象棋AI的设计思路是评估每一个棋子在不同局面的不同位置上的价值，这个价值是人为给定的，也是相对确定的。计算机根据国际象棋规则可直接计算每个行棋选择的价值，根据价值大小可以决定每一个落子的位置，所以变化莫测的形势的概念没有用武之地。而围棋不同，每个棋子功能毫无差别，在不同局面中，落子位置微小变化，其价值极难估计。但围棋的最高目标也是明确的，就是最大化己方控制的面积，而每一步行棋都会对最终局面产生影响。棋手可能采取一连串应对策略，多步棋共同造成某种棋形，足够多的棋子落定之后，它们共同构成的完整结构揭示出来，胜负关系就此明朗。在这个整体结构之中，人们可以比较充分地判断对众多落子之中某一个步骤的价值。因此，一个系统要是能够理解围棋策略，就要善于在整体上判断现有的布局形态和可能的对弈走向。这种判断已经不再是根据特定框架纠缠个别棋子的价值，但是依然能够基于概率统计等数学理论模拟出来，而且还会随着计算机自身实战的增长而不断改进。可见，在复杂局面中，通过简单、明确、给定的规则来判断个体的价值和策略几乎不可能，从整体上把握结构和趋势却有可能[xii]。围棋的魅力也是中国政治哲学的魅力。可以说，这种领会和处理复杂性的智慧，是中国人在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精华。

计算复杂性及其对比较政治研究的启示

复杂性的存在以及逻辑学的发展对比较政治研究的启示在哪里呢？长期以来，学术讨论中存在一个激烈的矛盾，要么认为中国政治哲学必须纳入形式主义的狭隘框架，要么否认有必要、有可能用逻辑的框架理解中国政治哲学。前一种观点的实质是认为现实中没有复杂性，人们能够找到一整套明确、先进的规则，政治活动不过是按部就班地行事而已；后一种则是说复杂性根本不在逻辑分析的范围之内，面对现实，我们只是依靠主观的悟性去体会。这些观念的对抗看似激烈，却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一致，那就是把现实问题的复杂多变和科学研究的清晰明确对立起来，把形式主义的保守狭隘与逻辑分析的严谨规范等同起来。形式主义思维的弊病自不待言（从哥德尔开始，逻辑就和形式主义哲学划清了界线）。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数学逻辑学完全可以认识复杂性问题，并对决策过程做出规范科学的解释。

围棋AI的发展是对一个具体问题中的复杂性进行分析和重建。而科学界聚焦一般的复杂性的研究领域莫过于P=NP问题，它是计算机科学中的经典的问题，至今尚未被解决，位列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七大悬赏百万美元求解的世纪难题之一。图灵（Alan Turing）时代的计算机科学关注一个问题是否可以被计算机解决（可计算性，computability）。随着数学逻辑学的进步，科学界的注意力让位给了计算复杂性（complexity）——执行算法需要的时间与所解决问题的规模的函数关系。P=NP问题中P是指在多项式时间内可计算得解的问题的集合；NP是指在多项式时间内特定解可被验证的问题的集合。

验证与解决的区别很明显。比方说，我们随便给出一个数，看看是不是方程的一个解，这就是验证。而解决则需要我们对方程变形，对它的性质作完整的判断和说明。有生活常识的人都明白，比起验证一个方案是不是问题的解，找到解决方案显然困难得多。在问题很简单地时候，二者困难程度的不成比例尚不突出。当问题规模扩大，我们就会意识到很多问题不是在有限时间内可以圆满解决的。例如在很多方案中找到一个最佳方案，假设该问题涉及的对象数量是x，如果解决该问题的步骤数量是x的幂相加所组成的多项式，如x3+x2+1，该问题就是多项式时间内可解决的问题。如果解决问题的步骤数是以x的指数项所组成的式子，如5x+1，我们认为它不是多项式时间内可解决的。因为后者数值随x增大而增长的速度远超前者。就是说，指数级增长的问题随着规模的扩大，计算量增长过大，人们无法根据既定的规则，在有限时间内找到最佳方案。

如果P真的等于NP——一个方案如能在多项式时间内验证，就能在多项式时间内找到——这意味着我们能在有限时间内找到任何我们所希望的方案，计算复杂性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大部分数学家猜测P小于NP，但是都距离完全证明该问题极其遥远——这恰好说明了P=NP问题存在本身就是复杂性的体现。

这就是计算复杂性的含义。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围棋规则虽然简单，但是对每一步行棋进行判断所需要的计算量极大，充分体现复杂局面出现时给人们带来的挑战。仔细思考，我们会发现计算复杂性定义中所蕴含的现实意义。形式主义政治思维不是认为我们根据既有规则总能妥善决定个人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吗？这就是说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有限时间内得到解决，只要政治系统得力，不会有什么事情是难以判断的，以至于经常需要依靠主观领悟、临机决断。尽管有的研究者套用了晦涩的数学模型，给形式主义政治思维带来科学的面貌，其实现代数学逻辑学的结论并不支持这种思维，套用模型只是忽略和回避复杂性的体现。人们根本找不到一个固定的程序，保证面对新情况时总能找到最优解决方案。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寄希望于一个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的完美政体，甚至不能要求合理的规则之间永远不发生冲突（系统不能自证一致性）。

那么人们会如何处理在有限时间内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应该注意到验证方案是相对简单的。在实践当中，人们会寻找一些当下可行的方案，对比较复杂的问题进行便捷有效的处理。特别是对于所谓寻找最佳方案的问题来说，寻找真正最佳的方案固然艰难，但是能够应对当下局面的方案，或者比目前已有方案好一点的方案总是可以找到的。数学上可称之为弱解（weak solution）[xiii]。我们日常经验中存在诸如“先这样吧”、“赶紧行动起来再说”、“实招快招好”的观念，而中国政治哲学中则强调临机处置的能力。从复杂性的角度来看，这些想法确实有相当深刻的合理性。

在学术研究当中，形式主义框架对政治活动的解释往往削足适履，精巧的数学模型只是让思路越发封闭。比起构建刻板的形式，研究人们面对复杂局面的实际过程应当更有意义一些——去发现历史过程中的参与者如何认识既有结构，如何判断发展趋势，如何通过自己的行动来促进所希望的结构的形成（这种思路其实与设计围棋AI的过程非常接近）。

以复杂性的视角，我们可以对中国传统政治进行全新的解读。罗祎楠在对《协商中的权力：十二至十四世纪中国的国家、精英与地方治理》一书的评论中指出，作者（Lee Sukhee）挑战了“地方精英支配”这一国外宋元明史学界的主导理论，其主要方法是注重对复杂历史机制的勾勒，从当事人的主观判断出发，分析他们如何描述其所在的具体环境，解释其自身价值与行为，从而反映出制度安排、社会价值和个人理念的复杂互动[xiv]。这种研究方式显示出了历史中的结构性及其变迁，但是与先入为主地套用形式主义框架的旧有范式完全不同。形式主义框架眼中的个人，只是按照给定的明确规则机械行动，从不会面临超出既有系统之外的复杂局面，也不需要发挥主观的判断能力。在这种封闭的框架中，除非天外来客式的外力作用，怎么会有社会内生的发展变迁？研究者要么把传统和现代完全割裂，要么干脆否认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将二者完全等同。深入理解现实中的复杂性，我们对社会自我发展，不断向前的事实也就释然了。就像围棋，她是一个无比丰富的复杂系统，新技法的产生需要什么外来的冲击吗？这不过是复杂系统内在的可能性在人的把握和演绎中不断呈现罢了。无论传统还是现代，人们在无比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中把握复杂局面，判断形势，权衡得失，形成新的解决方案。社会也就这样在人们的共同行动之中不断前行。现在，已经有不少研究从复杂性的思考传统政治和其他一些现象。现代逻辑学对复杂性的分析有助于新范式新方法的形成。

以复杂性视角对传统观念中缺陷的反思

突出复杂性问题也不是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中没有任何缺陷。相反，只有正视复杂性才有可能对这些缺陷进行批判和制约。中国政治哲学特别强调参与者在复杂局面中判断力。既然没有完美政体，没有最优程序，那么参与者把握局面、临机处置的判断能力就极其重要了。从观察者的角度看，一些很杰出的人能够在那么复杂的局面中理清既有的结构，找到可能的发展趋势，这绝对是一件令人极其叹服的事。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中国人对把握复杂局面的超凡判断力的推崇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种推崇确认了人的主体性的地位。如果人们只不过遵从机械规则决策，那生活也未免太无聊了点，所谓的自由不过是虚假的多样性。面对复杂局面要独立思考，自主判断，这才突出了人的角色。但是在没有严格逻辑分析的前提下，过于突出主观判断也容易使人陷入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泥淖。复杂性因此会被神秘化，让人们觉得复杂性没办法被广泛地理解。因此就会有人依赖处理复杂情况时出现的灵机一动、杀伐决断，还会迷信个别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并且固执地坚持过去的经验，以为不如此就不能处理现实问题。于是，智慧走向了她的反面。这也许就是中国公共决策中拍脑袋、按惯例、迷信权威等令人诟病现象的根源。

其实，复杂性的内涵说明人们应该并且能够针对具体问题设计更好更科学的解决方案。以复杂性视角，我们才能真正超越传统政治思维中的局限。例如，对围棋规律经验性的把握总结出了围棋十诀等原则，和棋形、大龙这样的概念。但是围棋AI往往可以突破经验束缚，依靠科学的架构和强大的计算能力把以往认为不可能的行棋方案实现。这是建立在逻辑进步条件下的突破。我们既不能从形式主义政治思维出发，认为一切临机处置的行为都没有任何合理性，也不能认为对复杂情况就没有进行深入分析的必要和可能。针对主观采用的方案，我们应该广泛收集各方面的信息，深入分析其在特定情况中发挥作用的机制，认真思考方案采取之后结构发生的变化，持续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这才是推动社会不断变革的途径。

结语

现代逻辑学对复杂性有着相当深刻的定义和分析。我们应该注意利用这一思想成果来理解和反思中国政治哲学和治理实践，同时相应地重新诠释西方的政治哲学和治理实践。毕竟，形式主义政治思维局限了自身，社会重大进步其实是在应对复杂挑战的过程中实现的。西方的政治思维中存在形式主义倾向，但是同样起源于西方哲学传统的现代逻辑学能够在发展中超出自身原有的局限。这个事实值得我们在比较政治的研究中反复思考。对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一些弊病，可以由此展开反思，既承认主观判断、临机处置的合理性，也要求不断追求更合理更科学的解决方案。最后应该注意的是不要在意识到复杂性同时又利用数学工具来寻找什么复杂情况中的最优决策方式。这种观点恐怕根本没有理解复杂性的意义，机械地把思想当作工具来使用。

[i]（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19-20页。

[ii]（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19页。

[iii]陈经，《计算机处理围棋复杂的能力压倒了人类》，《物理》，2017年第9期，46卷，616-623页。

[iv]计算机科学延续着逻辑学的发展，参见陈鹏《逻辑的计算进路——从莱布尼茨到图灵的逻辑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第3期，33卷，3-8页。

[v]参见陈经《计算机处理围棋复杂的能力压倒了人类》。

[vi]参见陈经《计算机处理围棋复杂的能力压倒了人类》。

[vii]参见《陈经：AlphaGo从零开始自学围棋为什么能成功》。

[viii]转引自陈经《计算机处理围棋复杂的能力压倒了人类》。

[ix]参见《王绍光教授做客中信大讲坛：政体思维vs.政道思维》。

[x]（美）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宪法变革的原动力》，孙文恺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81页。

[xi]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北京：中华书局，164-172页。

[xii]博弈论的特点是在自己的决策中考虑对手的策略。但是单纯这一点不足以说明现实复杂性，因为在有限的规则系统中，对手的策略也是有限的。只有充分了解复杂性本身，才能针对现实问题建立更高级的逻辑框架。

[xiii] Benjamin Allen, Gabor Lippner, Yu-Ting Chen, Babak Fotouhi, NaghmehMomeni, Shing-Tung Yau, Martin A. Nowak, Evolutionary dynamics on anypopulation structure, Nature 544, 227–230 (13 April 2017).

[xiv]罗祎楠，《激活传统》，《读书》，2017年第8期，141-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