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逝世四十周年后，我们还能否平心静气地去认识他？_风闻

      1978年6月12日，曾任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的郭沫若逝世，根据其遗嘱，郭的骨灰洒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

7天之后，《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邓小平同志的悼词，其中有这么一句：“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这份悼词代表了党和政府对他一生文化、革命工作的高度肯定。

1957年11月，郭沫若、宋庆龄、邓小平随毛泽东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

但是仅过了六七年左右，学界渐渐有了不同的声音，而且语渐间杂猬，逐超出了纯粹学术水平的衡定，进入到政治和个人品德领域。

在网络年代尤其是自媒体盛行的时代，众多文史专家号臧否历史人物风气愈演愈烈，在郭沫若逝世40年后，他的精神游魂却一再被骚扰，学术遗产也被反复称斤斗量，索垢求疵。

上个世纪的中国文化界中，郭沫若可是有着“球形天才”的称号。所谓“球形”，即他的思想边界宽且较为等齐，学术眼光极广，思想触角在各个领域的延伸也很深，所以他被称为全才，没有明显短板，像个球一样。

的确，他在学术研究的巅峰期，在文学（诗歌、散文、剧作），史学（包括古文字学）、翻译、哲学等领域都有独特创见，能做到这一点的实属罕见；

此外，他还有着近一个甲子的思想生命期，尤其在六七十年代，和他同时代的文化界同侪处于思想枯萎期的时候，他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学术生涯之长，也罕逢敌手。

而且，早在1941年，郭沫若诞辰五十周年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在纪念活动中就已经对郭老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归结起来有三点：

丰富的革命热情；

深远的研究精神；

勇敢的战斗生活。

这番评定其实就足以确立郭沫若在我党文化战线上执牛耳的地位。

 周是党内第一代领导集体极为重要的核心成员之一，邓更是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尽管有二人的珠玉评定在前，但几十年来社会各界对郭沫若的毁誉风评，呈现出了“两极阅读”的分化，也堪称奇景。

我们稍微挑选一下几十年来比较典型的能反映郭沫若声誉逐渐下沉的案例。

首先全面发难来自海峡对岸。1988年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金达凯出版了他的专著《郭沫若总论》，几乎全面否定了他的文学创作、历史研究和私人品德，岛内唱和者甚众，并且影响了大陆学界对郭的评价，比如几年后，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反思郭沫若》，路子几乎和金一样，并且主编说“此书专门搜集反思和商榷郭的学术论点的文章，而赞扬和褒奖类的话语一点都没有收录”，目的就是为了呈现一个“全面”的郭沫若；

《反思郭沫若》一书几乎对郭全面否定

90年代后期，不少文学圈好事者联合媒体搞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界排座次，有点类似水浒传中的天罡地煞，推翻了建国后的那一套“鲁郭茅巴老曹”的顺序，口号是“谁才是大师？重新排座次”，把徐志摩、戴望舒排在了最前面，如果这算是有点胡闹性质的炒作，那么199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在《中国文学史》中的第八章“新世纪的文学”中，彻底把郭沫若抹掉，则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界不少名流对当时对郭的态度，沈从文和张爱玲的地位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完全盖过了茅盾、巴金等。

1940年，郭沫若在抗日前线作慰问演讲

在海外学者撰写的文学史中，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曾被抬得极高，誉为破天荒的文学批评著作，“一股春风吹过腐朽陈旧的文学批评界”，这本书的一大特色就是给了张爱玲极高的评价，引发了圈内的一股张爱玲热，然而在提到郭沫若时，夏志清这样说：“郭沫若的《女神》看似雄浑，骨子里却没有多少内在的感情；节奏刻板，惊叹句的滥用，显示他没有多少诗才……他不过是领导过许多政治和文化活动而已”，对郭沫若的诗歌、小说的创作质量做了全面的否定。

​仅仅观察文学界，其实在改开之后地位逐渐降低，被贬踩的何止郭沫若一人？丁玲、矛盾、赵树理等多少都有类似的遭遇。

海外著名史学家余英时，在郭沫若问题上有严重大错

最典型的其实还要数1994年余英时抨击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抄袭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由于余英时在文史界的地位非常高，他的评判给当时国内学界极大的震动，收入在《钱穆与中国文化》的这篇文章虽然余英时之前早就在海外发表过，但这一次由于和学术大师钱穆（余英时的授业恩师）关联起来，才真正得到学界重视。

一时激起千重浪，围绕这一桩学术公案，众声喧哗，系列文章层出不穷，1999年，连初出茅庐的方舟子也在《读书》上发文，斥责余英时歪曲事实。

1955年6月22日，郭沫若在芬兰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主席台上

这件事情在今天已经成为定论——余英时隅于门户之见，宗派主义严重，为了维护师门闹出了一个笑话，不过此事后余英时对自己无端污蔑郭沫若没有发表过任何回应。

以上种种现象，和80年代之后整个中国知识界的价值取向有极大的关联。朝向所谓思想独立、自由主义，有意区隔官方意识形态而建构一套属于自身的话语体系和共同体，此外还夹杂着大量的政治立场偏见以及“山头”纷争。

郭沫若的学术影响

当20世纪后20年文学界对郭沫若诗歌水平的种种质疑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如何看待20年代郭沫若的《女神》是如何震撼国内诗歌界的，朱自清、闻一多高度赞扬了郭对“新诗”概念的拓展。

朱自清在《新文学大系·诗集》总结了郭沫若诗歌的历史地位：“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泛神论，与二十世纪动的反抗的精神。”

即便是郭沫若一生没有从事诗歌和小说创作，仅凭借20年代中期开始他的几部重量级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棠棣之花》、《屈原》、《虎符》就可以奠定他文化巨匠的身份。尤其是《棠棣之花》、《屈原》在国统区的上映，是第四条战线，即在国共文化战线的比拼中给了腐朽的国府以重重一击。

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

郭沫若在大革命之后，驻留日本期间，开始沉下心来吧学术领域拓展到了古史维度，《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让他跻身最一流的古文字学家之列——甲骨四堂之一（郭沫若字鼎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振玉从接触甲骨文到发表重量级学术著作，时隔9年，王国维为6年，而郭沫若为1年，可见他的天分之高。

余论 政治与学术——郭沫若与沈从文的论战

 学者往往视郭晚年的政治操守为一生最大的污点。如果我们把时间点拉到1947年郭沫若对沈从文的多次批评，或许可以以更加多元的视角看清政治在他心中的地位。

在闻一多先生被暗杀之后，民盟和国民党的关系骤然紧张。比较出人意料的是，沈从文发表多篇文章，把闻一多的抗争说成“愚人一击”，直到昆明警备司令部的嫌疑做实之后，舆论大哗才改口。不过沈从文依然对民盟的进取看做“不过是为了争几个官做做……”（《从现实学习》，收入《沈从文全集》）对国共双方之外的第三方民主力量的看法相当消极。

在文学领域，沈从文也许是第一批搞文体鄙视链的，他认为小说最高，其次是散文和诗歌，认为杂文档次最低，早就过时了——“无可追寻”。他认为文学的担当在于写一些久远的东西，而不应该成为政治风向的鼓吹手，即倡导一种“观念的重造”，确立文学家的边界。

沈从文

在《新书业和作家》中，沈从文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很清楚：20世纪之后的中国，一直缺乏一个健全的、有利于新文学发展的出版市场，最主要的是缺真正有独立意识的“职业作家”。而且沈从文点了丁玲的名，认为她不过是“随着政治在跑”。

针对以上观点，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和《新缪司九神礼赞》，斥责了沈从文的政治、文学观点。以下为文本截选：

“我（指沈从文）最清高，最杰出，最不同乎流俗。这是新京派教授的又一逻辑……”

“说你们没有货色拿出来见人者，那是帮凶者的诬蔑！但你们受着这种诬蔑，也正是你们的光荣。”（鼓励写杂文的青年作者）

“（沈从文的小说）不过是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他存心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

1946—1947年间，郭沫若处于在野甚至受迫害的地位，其对专制政府及各种为专制政府开脱行为的严厉批评，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担当和勇气。，他先沈从文一步，已经开始思考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应该怎么在建立新中国的框架施展空间的问题，即文学和学术应该为谁而服务？是否存在脱离政治的文学作品等。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沈从文念兹在兹的是救“五四之弊”，很遗憾的是，他逐渐走上了议政中漠视其他力量的努力、牺牲与贡献的方向，违背了当初追求“自由民主”的初心，从这一点上看，郭沫若抨击其为自命清高者，未必失当。

沈郭之争已经不仅仅是学术分野，而是知识分子可不可以跨越专业界限，涉及到对即将到来的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建设如何投身和定位的问题。

郭沫若自从20年代后期的学术之变之后，一直把上层政治的变革看的很重，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更深刻地厘清，晚年的郭沫若为何依然要投入巨大的精力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在私界品行之外，还有着一种清晰的个人思想理路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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