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霸權：台灣網絡世代的大眾狂歡_风闻

常看PTT的朋友知道，這是台灣非理性言論的聚集地。以前，旺報發表過一篇名為《台PTT不理性言論嚇傻大陸學者》的文章，引用大陸學者的話，表達了對台灣網絡世代言論非理性，以及由此帶來的兩岸關係倒車的擔憂。

而就在這篇文章發佈的兩周前，台灣藝人楊又穎因為不堪網絡霸淩，選擇煤氣自盡，結束了自己24歲的年輕生命。兩件事情前後並毫不相連，但卻足以讓人對網絡空間的是是非非膽戰心驚。儘管島內有人士呼籲實行實名制，加強網絡監管，但正如《大公報》的評述：「當下台灣民粹主義盛行，這些聲音反倒成為網上眾矢之的。」問題的本質，不在是否實行了網絡實名制，而在於「網絡霸淩」背後的民粹主義邏輯。

民粹主義和網絡世代的結合

民粹主義的內涵多樣，也並未形成一個清晰統一的界定，往往是與某種主義伴生出現。但綜合各式各樣的民粹主義論述和表現，還是可以歸納出一些基本共識，即民粹主義是反對精英，強調「人民優先」，要求大民主的一種思潮。乍看起來和民主主義相同，但民粹主義比民主主義更傾向激進，表現上也更加極端。

在民粹主義的話語中，人民是神聖不可褻瀆的詞彙，因為人民佔有先天的道德優勢，這會推動一種思維慣性，偏向矛盾中的弱勢方，而並不關心真相是什麼。但對於誰是人民，卻取決於民粹的話語輸出者，正如英國學者保羅·塔格特的所言，「哪些是人民，哪些不是人民，在實踐中民粹主義者更容易確定後者。」從中不難看出，民粹主義在言論建構上的封閉性和壟斷性，而這似乎又與民主的開放多元需求並不相符。

民粹主義的自身建構，一個重要的工程就是通過一定的手段，將精英和社會團體妖魔化，樹立政敵以描述自身，這樣便需要借助一定的傳播手段。有別于傳統媒體需要專業的訓練，新媒體時代，互聯網將傳播的准入門檻降大大降低，以青年為主體的互聯網民意，可以輕易討伐強調理性的知識份子，消弭政府公共權威，進而進行現實世界中的社會動員。其實這種互聯網和民粹主義的結合早已有之，阿拉伯之春之時，一條Facebook狀態，就可能在現實世界串聯起一場社會運動。

在互聯網中，任何一個個體都有可能是資訊輸出者，也會成為起著傳播仲介作用的「意見領袖」。在台灣孜孜以求的公民社會中，公民應該是具有理性精神的個體。但根據勒龐的觀點，個人的理性，終究不可避免群體的低智。一個人有著再理性和客觀的觀點，但在集體狂歡下，要麼被同化，要麼被放在“人民”的對立面。更何況，如若出現別有用心的「意見領袖」，那麼就會輕易製造話題，煽動民意。

在台灣「選舉掛帥」的政治環境下，民粹主義和網絡傳播都是打擊對手卓有成效的利器。佔有龐大社會資源的連勝文，最終敗給了與「婉君」結盟的柯文哲。公允地講，連勝文的個人能力還算出眾，他曾用一句謙卑的問候，擺平了因為縮減軍公教福利，對其怒目相視的眷村阿公阿伯。他的選舉失敗，一是敗給了網絡宣傳，二是敗給了民粹意志。在對手有意操作民粹的情況下，他的「權貴」背景，沒有辦法讓他介入話語的修正與解釋當中。而其手中所掌握的傳統媒體，如報紙、廣播電視等，在高效率的網絡前顯得不堪一擊。

霸權翻轉：草根的狂歡

議題是煽動群體效能的很重要的方面。而在一個民粹化的社會環境中，反權貴、反精英、反公權力等霸權勢力是一個頗為誘人的口號。在左翼的政治話語中，「霸權」是一個上階級對下階級的概念，是在社會中佔有優勢地位的一方，對相對弱勢的一方的權力對應方式。這個霸權有可能是文化上的，即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作為社會標準意識形態的樹立和衡量；按有可能是經濟上的，即統治階級享有豐沛的社會資源，貧者越貧，富者越富；也有可能是權力上的，即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鎮壓和管制。不難看出，霸權是強與弱的非對稱的關係。或者換一種我們較為熟知現實的具象，比如公權力與民眾之間的矛盾關係。這個非對稱的結構中，在台灣社會的認知當中，是公權力壓制民眾，民眾處在權力的弱勢地位。

但情況是否真的如此？何為強，何為弱？強與弱的非對稱性，應該有一個「勢」的前提。非對稱並僅指兵強馬壯對兵微將寡，弱勢的一方可能借助有利條件，化被動為主動。因此非對稱不應該預設強弱的既成結構，而應該根據實際情況判定矛盾雙方哪一方居於主導地位。實際上，從馬政府時代以來，表面上看馬政府被部分民運人士渲染成了一個窮凶極惡的「權貴集團」，但更多時候，這個的集團卻在推行自己的意志上能力不足，和其「權貴」形象形成反差，甚至被所謂的「民意」綁架。反倒是社會運動的風起雲湧，裹挾著大眾反權貴的集體狂歡，在對公權力形成強大制約的同時，也一步步陷入「民粹主義」的深淵，呈現一種失控的態勢。借助網絡高信息量的產出，一個簡單的議題就可以被煽動為鋪天蓋地的輿論狂潮，佔有道義優勢的「人民」，壟斷輿論話語，建構了一個非對稱的語境，在話語權上對精英、公權力構成霸權，而自身卻並不需要付出道德成本。當網絡世界的集體情緒被調動起來後，再將其發展為社會運動也就易如反掌。

在太陽花運動中，以青年為運動主體的網絡時代則利用互聯網霸佔話語權，而民進黨、台聯和部分激進團體因為處於政治目的，在背後推波助瀾。當「保衛台灣」、「守護民主」點燃了群體的熱情後，整個運動也便進入到了情緒化的狂歡當中，佔領「立法院」、攻擊「行政院」已經說明了群體情緒的失控，這個時候再將其定義為民主運動，反倒是欲蓋彌彰。

網絡民粹的政經根源

民粹主義緊密結合一定的時代背景。網絡民粹的出現，技術上是因為互聯網技術的普及與進步，但深層次則存是深刻的政治經濟原因。

進入21世紀後，台灣經濟發展狀況一直不理想。2008年馬政府執政，通過擴大兩岸經貿交流，力求擺脫台灣發展停滯的緊箍咒。但兩岸交往紅利把持在大商人手中，在八年的時間裡，儘管在資料上台灣經濟有了一點漂亮的成績，但社會分配問題日漸突出，高房價、低薪資，滋生在社會當中，特別是年輕人當中「仇富」的戾氣。政治方面，兩黨惡鬥，政治機能下降，一項政策很可能因為利益角力，而被杯葛，不了了之。

政治大學湯紹成教授曾這樣對兩黨做出評述：民進黨的任務就是等著國民黨犯錯，同樣的，國民黨在野，也在等民進黨犯錯。當兩個政黨都在關心對方如何犯錯，怎麼利用犯錯，那麼也就沒有人真正去思考台灣的未來到底怎麼樣了。在這樣一種政治氛圍中，普通民眾對台灣政局失去了信心。民進黨在2014年九合一中的大獲全勝，並不是由於民進黨表現有多好，而是國民黨表現的確太糟糕，也許下次選舉同樣會有這樣的鐘擺效應。某位台灣青年曾在選舉後無奈的表示：這裡有兩個爛蘋果，只有挑相對不爛的那一個。在台灣政治和經濟交織的社會環境中，民粹主義氾濫，似乎變得合情合理。

要解決複雜台灣的政治經濟問題，也許需要有一個有魄力、高瞻遠矚的領導人，這也是台灣參與政治競爭的政黨們共有的許諾。但遺憾的是，在現有的制度安排之下，選舉更像是嘉年華。陳水扁的「總統」選舉策略，把台灣的選舉拉入了大眾娛樂的文化的範疇，能夠表演的人才能成為島內共主，但能力和表演並不一定成為正比。深

入骨髓的政經問題，需要領導人的強勢姿態，但在島內「民主拜物教」盛行的環境下，強勢領導人很容易勾起台灣民眾對「白色恐怖」時代中極權統治的悲慘記憶，強勢領導人也會背負侵犯人權的罪名，而被新一輪的民粹運動拉下大位。

台灣是風雨飄搖的台灣，也是也左右為難的台灣。紛繁複雜的時代迷茫了台灣的民眾，也給台灣的未來寫滿了謎題。也正是這樣複雜生存環境，給隱士的人們，提供了逃離的「小確幸」心態；給那些不滿現狀的人，提供了「民粹」的選擇，將積壓的情緒化作狂歡運動。台灣何去何從，追根究底，民粹也不過是一種回答的方案罷了。

（原文首次公开发表于橙新闻http://www.orangenews.hk/topic/system/2018/07/31/01009564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