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一个新世界确实很难——60年前遍布全国的“求雨”、“求仙水”事件_风闻

今天观察者网的头版头条是“全国性宗教团体倡议：宗教活动场所升挂国旗”，近300条评论都对全国性宗教团体联席会议的这个决议叫好。

以伊斯兰教为例，国旗进清真寺活动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展开了。6月18日，甘肃省临夏市的一座清真寺内，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寺管会成员、教长、满拉及部分信教群众的目光追随着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

而且早在2013年，国家民委把临夏州确定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试点后，该州就开展了党报党刊进宗教活动场所活动，当年积极争取省财政支持，每年对全州所有宗教活动场所免费发放1万份《民族日报》，成为甘肃省首个党报进宗教场所的市州。

一个国旗，集中体现了教权和主权、教法和国法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问题。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我国目前国内的四大宗教，受众极多。

   这四个宗教是新中国成立后宗教界激浊扬清大浪淘沙的结果。如果把时间机器拉回到1949年前，我们就发现，当时的华夏大地的各类会、道、门简直是群魔乱舞，乌烟瘴气，牛鬼蛇神、各类巫婆、神棍束缚着广大人民的精神世界。

   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政治、军事、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就不用多说了。但是有一句话叫“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虽然说正规宗教和各类巫术邪教是两码事，但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爱国爱教、团结和谐、发展进步、正信正行和整饬、沙汰佛道，正本澄源民间的邪魔外道，都属于新中国文化建设和精神塑造的重要范畴。

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就高喊出了“赛先生”的口号。时至今日，这位先生在中国活的怎么样？当一个民族和国家遇到重大历史难题和各类自然、人为灾害的时候，能否以一种集体理性的心态、科学分析的思路去对待之，能照出这个国家、民族的未来之路到底会走向何方。

上世纪50年代的各类“神”

1949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不但要克服极为恶劣的国际环境（冷战背景下的西方封锁），和残余国民党势力的破坏（政治反革命分子和经济的投机倒把），还要涤清各种民间宗教，极为考验共产党的基层治理能力和对社会动员力的调控。

要知道，国民党统治大陆三十多年，不但华夏之地盗匪横行，而且巫婆神汉满地爬，绝非纤芥之疾而早成为威胁人民群众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肘腋之患。

限于篇幅，我们来看看当时广大的基层地带是怎么应对天灾之一的旱灾就知道了。

在中国古代一直到民国年间，在广大农耕地区发生了旱灾，应该怎么办？引渠灌溉，济水除旱魃受限于当时的农业技术，但公众的心灵层面上，他们渴求的往往首先不是赈灾系统的完善，而是神灵相庇佑。

所以上至天子，下基层的至县官老爷们，带领治下的黔首黎民组织求雨仪式，是他们分内的事情。

比如，《万历十五年》中对当时还决心励精图治的明神宗朱翊钧徒步求雨，有过相当精彩的描述。

很遗憾的是，到20世纪中叶的中国，此类现象居然依然层出不穷。

1953年，浙江兰溪大旱，全县68个乡，300多个村居然都发生了接龙求雨的现象。闹的比较大的是青田县，当时县民政部的干部当场劝说阻止求雨，认为这是在搞封建迷信，结果被当众殴打，酿成了2万多人包围县政府，说是县政府赶走了“雨神”，要求个说法。

求雨

1953年5月，青海河湟地区大旱，当地政府官员在引导群中救灾的过程中，和大批阻止求雨仪式的村民发生了冲突，结果县政府也是被包围，整个领导班子被迫搬到公安局办公半年多。

整个50年代，和民间宗教息息相关的赈灾冲突，比较典型的有两起，其中一个是发生在1954年11月的“仙人水”事件。

广西海康县农民陈日富，以孝名扬乡镇，父亲死的早，从小母亲患有重病。当地算命的曾说他妈活不过半年，陈日富自制了“仙人水”，“感动了上帝”，以这个神水帮他母亲延寿了三十多年，造成了当地舆论的轰动。

1954年11月陈日富死去之后，恰逢海康县大旱，出现了“神水”仍在陈家的传言，而且神水可以救旱灾的风闻传播日烈，海康县公安局以反迷信宣传的名义下乡劝导，不料在陈家搜寻仙水仙气的村民对派出所民警和文化局官员形成围殴，最后酿成2万多乡民围攻海康县公安局的恶劣治安事件，震惊了整个广西。

无独有偶，吉林省德惠县。1954年4月，德惠县的著名女巫邵芳文死去，死前曾有400多人去她那里讨临死前的仙药；死后去她坟前跪拜讨仙药的人越来越多，连她坟前的各种杂草、泥土都和瓦砾都带有了“仙气”。

6月德惠县大旱，麦田枯萎，粮食歉收，德惠县受难的群众去巫女墓前讨仙药的越积越多，坟包都被踏平，有人呈疯癫状，居然抠土吃。

县政府成立了专案组，经过家属同意后决定开棺教育群众，破除迷信，不料现场还聚集了一批长春、哈尔滨和大连的讨仙药者，当场围住了工作组，鸣枪示威未果，双方发生了冲突，两名警察被当场打死。

整个事件波及人群15000多人，在东北地区影响极坏，最后被定性为一场反革命暴乱，为首讨仙药的最后被处以死刑。

以上只是典型的案例。从1950年到1958年，见诸报端和各类县志和档案材料的大规模“求雨”、“求仙”事件数不胜数。

1951年江西金溪县，1957年广东电白县等等，都是因为基层政府为了破除迷信在捣毁各种菩萨庙、龙王庙中，和跪拜的几万名信众发生冲突。

结语

只有遍观此类现象，才能深刻理解为何在50年代共产党以如此严厉的手段发起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这无异于对旧世界的一种刮骨疗毒，也许猛药的副作用大，但没有雷霆手段不能显菩萨心肠。

五六十年代全民扫盲

全国大范围内求雨、求仙现象的逐渐消弭，和全民扫盲运动有密切关系，基层文化建设逐步有效和系统的展开，是施教化、除巫术的重要手段。

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心中之贼”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还会死灰复燃，2003年非典期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捏造事实蛊惑群众，宣扬“圣水”能抗非典》，这个手法和50年代的愚民术何其相似，虽然二者有主动和被动之分。

60年前，毛泽东曾为治理血吸虫病作诗，云：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今日之中国，确实已经银锄落，铁臂摇。不过，却仍然再要问一句：借问瘟君欲何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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