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部清史，汉人视角和满人视角有何不同？_风闻

之前观网在首页上分别转了史学家汪荣祖和新清史代表欧力德的论战文章，引发了一波热议。

今天，正好看到一篇致敬新清史的文章，其中有这样几个论点，颇值得一辨：

1、传统的革命史论述侧重于从汉人的角度讲历史，然而人家新清史从满人的角度讲历史，很新鲜很有趣；

2、民族矛盾是晚清革命的根源，19世纪中期满汉的融合尚未达到很深的程度，并且辛亥革命与民族问题有着紧密联系；

3、路康乐先生在使用“满族”、“满人”等词语时非常审慎。在大多数时候，作者并未用国内学术界通常用的“满族”等词语来笼统指代，而是用了更为中性的“满”或“满人”；

4、固然八旗制度下还有种种非满人群体，满洲八旗中也不仅仅是满人，但是不论是从女真人占有核心地位来看，还是从满洲八旗的核心地位来看，后来清朝建立的种种对于旗人的特权都是以族群特性，即女真人，或者说是满洲人的特性为基础的；

……

因为是书评，所以这篇文章基本走的是以论带史的路线，核心史料的展示和诠释基本没出现。

对历史感兴趣的风闻ers，要不要来讨论一下~

全文如下：

族群与特权

—评路康乐著《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内忧外患，一代代民族仁人志士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寻找挽救民族危亡的办法。清朝政府虽然用尽各种办法试图挽回自己的统治，但面对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浪潮，最终也无力回天。另一方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率先喊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并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由此推动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以上就是中国传统历史学论述清末民初这段历史时期的常用叙述模式，这种模式虽不错，但其本身多少站在了“革命”立场，也是某种程度上以汉族立场来看待这一系列历史事件。随着近年来“新清史”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论著开始关注传统历史研究中被“遮蔽”的人物和事件，特别是以罗友枝、柯娇燕、路康乐和欧立德等人写作的“新清史四书”为代表，为我们看待清朝历史，特别是满人/旗人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具体到路康乐先生的《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以下简称《满与汉》），则论述了清末民初的六十多年间，满人与汉人的关系转变，尤其是满人如何从满清时期走向现代民族国家时期。该书还将政治鼎革、社会矛盾、文化交融与冲突相结合，为我们勾勒出这一时期满人视角的族群关系与历史颠沛。

 

 路康乐先生是美国著名的中国近现代史学家，他生于广州康乐园，也就是当时的岭南大学校园，童年就在康乐园度过，其中文名字就来源于康乐园。其母亲是广州人，父亲则是岭南大学的英文教师，因此路康乐先生从小就对中国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和较为深入的了解。解放初期，路康乐先生随家人移居美国，197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这本书于2000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一经问世就获得美国中国史学界的高度关注，在2002年于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学会第54届年会上，该书被授予“列文森20世纪中国研究著作奖”，以表彰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杰出贡献。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译者为王琴和刘润堂。

 

 该书共分为导言，中间五个章节以及最后的结语共七个部分。**导言部分通过梁启超关于“平满汉之界”的论述来引出本书讨论的重点——慈禧和载沣如何处理满汉关系，他们一面试图缩小满汉差距来平息革命者的抨击，一面加强中央集权，而“皇族内阁”的出现则标志着这种集权达到顶峰。**同时作者也关注到了满汉平民关系在清末民初的发展变化，并最终批评芮玛丽的观点，**认为19世纪中期满汉的融合尚未达到很深的程度，并且辛亥革命与民族问题有着紧密联系。**本书第一章是《隔离与不平等》，作者首先定义了“满人”的范围，之后针对革命党人反满的缘由，指出了清朝政府关于满汉隔离的种种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经济、司法、文化上的不平等。在本章中，他还提出关键的一点，即旗人（或者说“满人”）由原来的多族群的军事组织（八旗）和世袭特权阶层，到19世纪末逐渐被视为一个族群。这一点也是贯穿全书的核心论点之一。第二章是《慈禧和特权制度》，探讨了慈禧在面对日益高涨的反满情绪时所采取的改革满汉关系和八旗制度的措施，例如新政初期的军警和教育制度改革，后来进入到政治领域改革。这些改革虽然比以往的改革更为深入，但毕竟还较为有限，因此未能完全消除满汉之间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改革不乏有满人的参与，在组建新式军队、创办新式学堂，派遣学生留学以及办新式报刊的过程中都可以见到满人的身影。第三章是《载沣和满人权势》，在慈禧去世后，溥仪的父亲载沣成为了摄政王，掌管清朝最后三年（1909-1911年）的最高权力。载沣最初以改革者的姿态出现，他在某些方面延续和扩大了慈禧太后的措施，例如加强清朝的中央集权，在施行立宪方面也有值得称道之处。然而他在处理满汉关系方面却乏善可陈，他虽废除了法律上的满汉差异，但八旗制度依然存在，因此导致很多汉人不满的满汉差异也依然存在，也直接导致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爆发。第四章是《辛亥革命》，革命爆发后，清廷虽然派军队镇压，并在政体上由君主专制变为君主立宪，但这些措施都太晚了，各地的政治和军事精英纷纷倒向了革命军一方。在革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流血牺牲，特别是针对满人的“杀戮”，使得很多满人平民成为无辜的受害者。然而革命党人对于清室退位给予了优待，这似乎与他们长期宣传的“驱除鞑虏”口号不一致，但实际上这是革命党人为了避免更长时间的军事斗争以及外国势力可能的干预。第五章是《辛亥革命之后的皇室和满人》，辛亥革命之后虽然共和制建立，但清朝皇室和八旗制度却依然存在了一段时间。民国政府虽在一段时间内遵守了退位协议，但是力度逐渐减弱，最终民国政府与清廷的妥协协议在二十年代中后期终止了，八旗制度也逐渐消亡了，由此，旗人和皇室成员也需要逐渐适应新的环境。1949年以后，作为特权阶层和职业的“旗人”逐渐转变为一个民族即“满族”。最后一部分是结语，作者简要回顾了之前的论述，并反复强调，清代的旗人更多的是一种职业而非民族身份，他们不具有族群、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高度统一性，故他们与汉人的区别最重要的不在于族群而在于职业。在民国时期，他们被称为“满人”，这是一个宽泛而模糊的称呼。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官方进行民族身份识别，才将他们正式确定为少数民族之一。

 

 纵观全书，路康乐先生没有建构复杂的理论体系或是大范围使用西方化的学术语言，而是用平实的语言、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分析来为我们展现清末民初满汉族群关系变化与政治权力斗争。这固然与路康乐先生早年在中国生活，对于中国社会了解颇多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由于路康乐先生自身史学功底扎实，常年潜心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承认，该书为我们了解当时平民社会和上层政治沿革提供了很好的线索，特别是作者不同于以往的论著多关注革命者视角，而是从满族/满人视角来看族群关系和统治者内部权力集团，使读者在传统的史学论述脉络之外能够思考与以往不同的“满族史”。另一方面，路康乐先生在使用“满族”、“满人”等词语时非常审慎。在大多数时候，作者并未用国内学术界通常用的“满族”等词语来笼统指代，而是用了更为中性的“满”或“满人”。他还区分了“满与汉”、“旗与民”等概念，帮助我们厘清清朝时期这几个常用的概念。

 

 本书的核心论点在导言部分强调过，就是针对芮玛丽的观点——“满汉融合在19世纪中期已经达到了非常成熟的程度”，“民族问题与革命不相关”，作者认为19世纪中期以后满汉的文化融合是相互的，既有满人的“汉化”也有汉人的“满化”。到20世纪早期，满人与汉人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因此革命是与民族问题有很深的关联的，而满汉融合在当时也并没有完成。在结语部分，作者根据上文所论述的内容，得出了“如果将满人作为旗人，那么在清朝大部分时间内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职业身份”，而从清朝统治时期到辛亥革命（或者说民国时期）再到新中国成立，就是满人从世袭军事阶层到最终的“满族”族群的转变。关于这一观点的讨论，我们不妨先将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从更长时间、更广阔的范围来看关于“中国”概念的论述。

 

 葛兆光先生曾在《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中就这一点有过评述：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试图超越传统、简单的现代民族国家范畴，来对超国家区域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研究，这当然是对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范式，也使得中国历史的研究更加切合“移动的历史”本身。但是，这种研究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过度放大了族群、宗教和地方历史的差异性，或者过度小看了“中国”尤其是“汉族中国”的文化统一性？而关于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葛兆光先生如是说：在中国自从宋代以后，由于外族政权的挤压和存在已经渐渐形成，这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统基础相当坚实，生活伦理的同一性又相当深入与普遍，政治管辖空间又十分明确……中国的空间虽然边缘比较模糊和移动，但中心始终相对清晰和稳定，中国的政治王朝虽然变更盛衰起伏，但历史始终有一个清晰延续的脉络，中国的文化虽然也经受各种外来文明的挑战，但是始终有一个相当稳定层层累积的传统……因此，这个几乎不言而喻的“国家”反过来会成为汉族中国人对历史记忆、论述空间和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基础。葛兆光先生从一个更加长远和广阔的视角来探讨所谓“中国”的概念，这也启发我们在讨论满人/旗人在清代的性质时是否也可借鉴类似的方法。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既无意也不能以此来反驳或批评路康乐先生关于清代满人绝大多数时候是一军事特权阶层的结论，相反，《满与汉》一书的结论是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基础之上的，论证过程和结论本身也十分精彩和令人信服。只是当我们同样将视野放得更为开阔和长远时，或许就能更加深化本书的结论。

 

 我们知道，自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灭亡后，新兴的元朝继承了金在东北的统治，女真族也成为了元朝统治下的东北民族之一。元代的女真人有一部分迁居中原，进一步汉化，逐渐融入汉族，而绝大部分女真人分布在元代的辽阳行省。位于辽阳行省北部，即今松花江下游以北、乌苏里江两岸，至整个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女真人，保留了相对独立的聚居状态和风俗文化。位于辽阳行省东部的女真人主要分布于长白山西麓、松花江、牡丹江以及今朝鲜一带，他们长期与汉人、渤海人杂处，元末已融入汉人之中，而位于朝鲜半岛的女真人保持了较为独立的族群特色，成为明代女真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辽阳行省南部的女真人主要分布于辽河两岸和省内西南地区，当地经济文化水平较高，女真人受到汉文化影响较深，最终也融入汉人。至明代，女真则主要分为三部分：海西女真分布于松花江南岸，阿什河至辉发河一带，建州女真分布于长白山北部，牡丹江、绥芬河流域，野人女真分布在松花江中下游、黑龙江两岸至沿海地区。其中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是女真人的主体，尤其是建州女真又是其中的核心，努尔哈赤就是建州女真中最杰出的领袖之一。可见，长期以来，女真人都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不同于汉人的族群。了解了以上女真人的背景，我们再来看清代的八旗制度和满人。

 

 路康乐先生在书中承认，“满洲八旗不仅是最古老、数量最多的，而且毫无疑问也是享有最多特权的旗人……满洲八旗的成员以早期的女真人为核心，此外还包括三十七支蒙古人，六支朝鲜人，一支俄罗斯人和一支番子”。关于佛满洲与新满洲，王钟翰先生在《关于满族形成的几个问题》中这样说道：“清统治者分期分批地把早已编入八旗的新满洲成员移入内地之后，在广大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眼里，是看不出新、老满洲有任何区别的。”因此，在旗人这一群体所拥有的种种特权建立之前，即旗人在成为“世袭军事阶层”（《满与汉》书中语）前，他们首先是满洲人，或者说在获得种种特权之前，其根本性质是作为满洲八旗的性质。固然八旗制度下还有种种非满人群体，满洲八旗中也不仅仅是满人，但是不论是从女真人占有核心地位来看，还是从满洲八旗的核心地位来看，后来清朝建立的种种对于旗人的特权都是以族群特性，即女真人，或者说是满洲人的特性为基础的。当然，这种说法并非是对于路康乐所说的“旗人在大部分时间内是一个职业身份”或者“旗人在清朝时期更多的是世袭军事阶层”的颠覆，而是在更广阔更长时间的视野下对该结论的深化。

  既然清朝建立之前的女真人是一个族群，而经历晚清民国动荡之后，在新中国时期的满族人也是一个族群，那么我们似乎很难想象女真人在进入清朝后完全抛弃其作为族群的身份基础而彻底转变为一个职业身份群体或者军事特权阶层，而在晚清民国至新中国初期民族识别时短短几十年时间中又重新拾起其族群身份，转而成为今天的满族。因此，比较合理的说法是清朝建立对于旗人的特权，其基础是旗人的族群特性，只是由于职业身份特权造成旗-民差异增大，加之旗人内部确有一些非满人群体，因此淡化和遮蔽了这一特权阶层形成的族群基础。而在民国时期，该阶层的特权逐渐消失，建立在族群性质之上的军事世袭身份不复存在，因此其原先被遮蔽和淡化的族群基础特性又重新显现出来，也由此造成了部分八旗制度下的汉人和蒙古人的身份认同混乱，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官方的民族识别活动，“满族”这一族群特性才逐渐稳定下来。

 

 从女真人到旗人，再到满族人，这种对于满人历史发展的说法或许是不准确和粗线条的，因此我们才更清晰地意识到路康乐先生的《满与汉》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满人/旗人发展的作用。任何一个族群的发展轨迹从来都不是单线条的和笔直的，特别是对于满族这样有着悠久历史、复杂演变和特殊地位的族群来说，厘清其发展脉络，特别是在清末民初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与汉族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路康乐先生选择了这样的时期和视角作为切入点，以史学家的丰厚历史涵养和严密论证为我们展示了那个风云变幻时代的满汉关系与政治权力演变，为我们重新审视满族历史、晚清民国历史和族群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借鉴。

 

 最后，请允许我再引用一次葛兆光先生关于传统帝国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论述，作为向路康乐先生和葛兆光先生的致敬，也是向包括满族和汉族在内的经历了艰难现代转型的中华民族致敬——“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从而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

参考文献：

[1]路康乐. 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M]. 王琴刘润堂 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葛兆光. 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J].刘凤云 刘文鹏 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王钟翰. 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J]. 社会科学战线,1981,(1).

[4]王笛. 路康乐著《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J].历史研究, 2002,(4).

[5]王宇. 近三十年来晚晴满汉关系研究述要[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6]吴磊 徐永志. 开辟满族史研究的新视野——读（美）路康乐著《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J]. 满族研究,2011,(1).

[7]李世荣. 满与汉：清代民族思想及其实践的历史考察[D]. 银川：宁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本文作者：mad i.g.

本文来源：静嘉张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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