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金产业”到“夕阳产业”：台湾槟榔产业的沉浮_风闻

【文/观察者网风闻社区专栏作者 姚祺】

漫步台湾街头巷尾，有一道“风景”是决不会错过的，那就是鳞次栉比的槟榔店。

台湾人吃槟榔的历史，若从原住民开始计算，超过千年。而汉人在台湾嚼槟榔最早可追溯到明朝中后期移居台湾的闽南移民。槟榔作为一种产业大发展则是最近40年的事情。可以说，槟榔产业崛起与衰退，反应的正是最近几十年来台湾经济与社会变迁的轨迹。

一**、**源远流长的吃槟榔历史

人类最古老的吃槟榔文献记载来自2600年前的印度。此后在西亚、印度、东非、东南亚等地都有着各类关于人类吃槟榔的记载。

中国大陆吃槟榔的历史同样悠久。传说炎帝有一女儿名为“宾”，嫁给一位丈夫，名曰“槟榔”。槟榔是一位英武的勇士，在一次与妖魔的搏斗中死于昆仑山下，死后英灵化为一片树林，结出累累硕果，即为后人所吃的槟榔。宾为了纪念自己的丈夫，将槟榔装在荷包中，随身携带，饿了就拿出来嚼食，自此妖魔不侵，槟榔也越来越受到更多人欢迎。

台湾吃槟榔最早的记载来自原住民。尽管原住民族大多没有文字记录，但通过口口相传的传承，与部落族人迁徙的考古人类学发现的时期做比对，大约可知阿美族、排湾族、雅美族、鲁凯族和各地平埔族的先人，早在1000多年前就开始有了吃槟榔的习惯。

原住民吃槟榔，与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息息相关。比如阿美族将槟榔作为款待亲朋、祭祀神明的不二选择，将内含清甜汁水的槟榔青仔比作母亲。对鲁凯族而言，亭亭玉立的槟榔树如同淑女。对卑南族而言，槟榔则是与他们生活紧密关联的海祭、聚落洁净祭、驱邪祭等仪式不可替代的祭品。

至今在台东的原住民婚礼中槟榔仍然是招待亲朋的佳品

台湾汉人食用槟榔的习俗，最早可能来自其祖居地福建。如清康熙三十九年的《漳浦县志》就有记载：“浦人行聘，常礼之外，必用荖叶、槟榔以当果疏。二物非浦产，浦人用之似无谓。或曰荖取‘偕老’，槟榔取‘与郎相敬如宾’。又以糖为牌，女家报以面枣，牌形方，枣形圆，阴阳相合之义也”。移居台湾后，吃法上逐渐受到原住民影响，产生了富有台湾特色的本地槟榔饮食文化。

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后，日本殖民当局因嚼槟榔导致人唇红齿黑，颇不美观，且不少人嚼槟榔后随地乱吐槟榔汁，遂将台湾人吃槟榔的习惯归入“三大陋习”之一，通过推动渐进改革方案逐步禁止台湾人种植、制作和贩卖槟榔，遏制槟榔产业发展。

喜欢嚼槟榔的老奶奶

**二、**槟榔产业大发展

1945年台湾光复后，吃槟榔的习惯也逐渐恢复。到1950年代中期开始，槟榔种植、生产和销售开始从过去小农经济的模式向产业化方向发展，但此时的规模尚小。但随着台湾经济的起飞，槟榔需求量不断攀升，导致槟榔的种植面积与从业人口数量也不断攀升，至1980年代末已经成为产值最高的果类植物。

与稻米、果蔬等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农作物不同，槟榔产业在此期间并未获得台当局的特别辅导与支持，当然也没有遇到特别的限制。可以说完全是民间自发的需求推动了槟榔产业发展。

槟榔产业的崛起，与台湾经济起飞产生了一大批中低劳工阶层有关。

随着都市化的推进，一大批原本在家乡务农的原住民与汉人农民进入都市从事建筑、基础加工等体力劳动。原本在家乡嚼槟榔的习惯也一并被带到都市，使槟榔的产业链快速向都市延伸。槟榔本身具有御寒、提神、生津止渴和舒缓情绪压力的作用，也正契合了劳工阶层的日常需求，因而逐渐与烟酒一道，成为这一阶层流行的休闲品和社交的“通行证”。“槟榔加烟、法力无边”成为街头巷尾流行语。

随着1987年台湾政局随着“解严”而带来的新动向，槟榔也成为政治人物标榜自己“草根”、“本土”和“乡土认同”的工具，政治人物往往带头在公众场合吃槟榔，进一步引领了槟榔风潮。李登辉就多次在公开场合嚼槟榔，以显示其“亲民性”。

1986年，台湾槟榔种植面积为11061公顷，至1989年翻了近3倍，产值高达73亿新台币，且逐年递增。到1990年，台湾已经形成屏东、南投和嘉义三大槟榔产业基地，在上市时间上彼此交错，互相配合。

到1996年，槟榔种植达到巅峰，槟榔种植面积达56000公顷，超过全台所有农地20%，产量超过15万公吨，产值超过130亿新台币。这一水平一直保持到2000年才有所下降，之后又缓步上升。一直到2017年，槟榔种植面积仍然占全部农地23%，年产量超过10万公吨，年收益来平均超过80亿元新台币。

槟榔行业从种植到销售创造的工作岗位超过10万个，在台湾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也因此槟榔被成为“绿色黄金”。

在三大产地，过去的不少闽南与客家农户逐渐从生产与加工业者转型为销售商，组织大规模生产协会，统购本地小农的槟榔，统一加工，统一贩卖，既增强了本地槟榔竞争力，降低中间成本，也方便了与其他产地之间的协调配合，避免恶性竞争。

特别是嘉义与南投的大商户，由于双方槟榔上市时间较多重叠，为了避免压价，彼此合作控制出货数量的配合颇为默契。而屏东由于上市时间较晚，相对独立，也存在不少中小经销商，甚至农户直接与都市商户联系合作。

流行于台湾街头的槟榔西施

90年代后半夜，伴随槟榔销售竞争日趋激烈，一些业者另辟蹊径，招募年轻女子穿着暴露，在霓虹灯的陪衬下贩卖槟榔，吸引路过的客人前来光顾。这类销售人员被戏称为“槟榔西施”。

台湾槟榔小店（图/东方IC）

虽然“槟榔西施”现象的出现在当时即有人指责其“媚俗”，甚至“下流”。但毋庸置疑，这种销售模式受到底层劳工消费者的欢迎，特别是对那些只身来到都市从事繁重枯燥体力劳动的男性业者，可能是难得释放性压力的渠道。

**三、**对槟榔业的质疑

实际上，对槟榔产业的质疑一直伴随着这一行业的发展时有出现。

吃槟榔显而易见的的害处是使牙齿变黑、松脱、磨损、牙龈萎缩，并最终形成牙周病。1990年代，台湾医疗卫生领域不断有声音指出嚼槟榔的习惯会增加口腔癌发生率。根据台当局卫生部门统计，1997年开始口腔癌已经成为台湾第七大癌症死亡原因。而在男性癌症死亡率中，口腔癌更排在了第五位。更为可怕的是，口腔癌的死亡增幅逐年攀升，死亡增长率达14.2%，是所有癌症死亡原因中排名第一的。

台湾流行的槟榔品种包括菁仔、双子星、多粒、中口、大口和特幼六种。其中菁仔为直接吃槟榔果子，其他品种则是槟榔果子外面裹荖叶，区别只是中间裹的果子的数量与品质。

按口味区分，槟榔则分为夹荖花与红灰的红灰槟榔和夹白灰的白灰槟榔。这里面白灰即熟石灰，红灰是由熟石灰加入甘味料、调味品、香料或中药。白灰具有强碱性，吃入口中会增强槟榔的辛辣口感，但对于初食者而言刺激性过强，难以接受。因而，口味更加温和多样的红灰槟榔往往会更受欢迎。在槟榔致癌的说法出现后，不少人认为致癌原因就在于这两种添加料，吃原味菁仔就没事了。

台湾常见的槟榔品种

然而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发现，槟榔果中含有的槟榔次碱、槟榔素和荖花中的黄樟素本身均具有致癌性。此外，即使是不参杂其他添加剂的白灰，由于石灰颗粒与槟榔的粗纤维长期摩擦口腔黏膜，造成口腔粘膜经常性损坏，进而局部形成组织构造变异，即纤维化，使患者口腔无法完全张开，苦不堪言。

根据流行病学统计，吃槟榔与颊黏膜癌和齿龈癌发生率的关系尤为明显。有嚼食槟榔习惯人群罹患口腔粘膜纤维症比例高达15%，而口腔黏膜纤维症转为癌症的比例为3.3%。另有统计显示，有嚼槟榔习惯的人发生癌症的概率比没有这一习惯人群高28倍，合并抽烟习惯则增加到89倍，再加上喝酒则更会高达123倍。

因此，早在1996年，台湾当局为了回应医疗界对槟榔的质疑，制订了“不辅导、不禁止、不鼓励”的“三不政策”。各高校的农业专业几乎没有学者从事与槟榔种植或改良有关的研究，即使涉及槟榔，也是指如何将槟榔农地转型种植其他作物的研究。但无奈食用槟榔在当时风头正劲，槟榔产业仍然逆势上扬不断发展。

除了健康风险外，槟榔种植对水土保持亦有较大负面影响。槟榔树属于浅土作物，根系较浅，水土保持能力较低。由于槟榔种植的产值在台湾极高，不少林地业者将山坡林地改为槟榔种植园，使得这些林地的水土保持能力下降。而台湾又是一个多风灾和雨灾的地区，每遇台风机会出现山石滑落与泥石流的威胁。槟榔种植面积的扩展，特别是在山地扩展，对台湾抵御风灾能力造成巨大威胁。1996年贺伯台风造成重大泥石流灾害，不少学者认为即为大面积种植槟榔所致。

1980年代阿里山林地被改建为槟榔种植园

四**、**槟榔产业的回应与转型

尽管槟榔种植、加工与销售的规模在台湾仍然保持较高水平，但由于官方广泛的宣传，特别卫生部门广泛开设免费的戒槟榔服务，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已经认识到吃槟榔的负面危害，槟榔业者面临着利润降低和需求下降的巨大压力。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槟榔主要原产地的业者也开始自发的“寻找出路”。1997年，槟榔业者就曾上街抗议官方“抹黑槟榔”，提出“争生存、争尊严”的口号。

2015年台中槟榔文化展

2007年6月，槟榔业者在高雄集资开班首届“台湾槟榔文化博览会暨槟榔西施产业学术论坛”，以槟榔为主题开展文化博览会，展现槟榔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台湾的重要价值。2014和2015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又分别在台中与台北开办“红唇与黑齿：槟榔文化特展”，全方位展示槟榔文化在全世界的发展。

以文化的形式为槟榔“正名”，固然是对所谓“槟榔污名化”的正面应对。但如前文所述，槟榔的主要消费受众是社会中下阶层，对他们而言，文化和符号意义与自己生活相距甚远，罹患口腔癌的风险却是真切可见的，因而这类回应方式效果有限。

转型成为了槟榔业者另一种选择。一些加工业者开始探索槟榔制品的其他用途。

槟榔作为中药材加工的历史渊源留长，但药材加工成本颇高，不是在地小农所能承担。一个替代性的方案是从加工槟榔果转为加工出售槟榔制品。如嘉义不少业者就开始使用槟榔叶子做成拖鞋。据称槟榔业拖鞋具有吸潮、抗菌和除臭等功能。特别是为了改变嘉义县居民对依赖槟榔经济的传统观念，更拍摄电影《KANO》介绍县政府从公立学校开始，推广槟榔产业转型理念，使下一代能够产生新的发展思路。而原住民聚居区的槟榔业者，则探索使用原住民传统手工艺，将槟榔果制作成手工艺品的可能性。

嘉义县政府推广槟榔叶拖鞋“从娃娃抓起”

槟榔子吊饰

在屏东县，槟榔替代产业成为地方政府重点扶持对象。据调查，原槟榔种植区域最适合改种包括凤梨、木瓜、莲雾、芒果等多种热带植物，且经济价值在槟榔价值下降的情况下亦并不算低。

有媒体报道，屏东内铺原槟榔农户徐荣铭眼见爱吃槟榔的亲人罹患口腔癌去世，在2004年时毅然将槟榔园改建，放弃年产值450万新台币的槟榔，改种新兴农作物“诺丽”。经过多年悉心培育、改良、加工，已经能够生产酵素、果汁、茶包等多种产品。后建设“诺丽果传奇馆”，开发体验式观光项目，吸引游客前来体验诺丽产品的生产过程，同时也吸引更多槟榔种植者前来学习。近2年，该农场已经将种植的农作物扩展到桑葚、洛神、树豆等多种品种，且全部自行深加工后出售，不仅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而且逐渐成为有心回本乡服务的青年的观摩实习基地。

原槟榔种植者徐荣铭的成功转型

小小一颗槟榔，见证台湾社会百年的兴衰与更替，成为了解台湾的一方饶有趣味的曲径。而台湾槟榔产业发展与转型的种种经验教训，也可以供同样有着吃槟榔习俗的大陆一些省份借鉴参考的经验，成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

本文系观察者网风闻社区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