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逻辑视野中的当代经济（二）：传统体系的反思与比较优势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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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传统经济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主要的成就在于其“以较快的速度建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国工业经济体系”，在近三十年（1949-1979）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以低技术水平的农业经济为绝对主体的国家，艰难成长为一个拥有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的工业化国家。1952-1978年间的数据尤为有趣，据作者研究，就这一阶段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而言，中国与韩国台湾这样的经济“明星”相比也没有太大差距。但有得必有失，传统经济体系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书中指出其流弊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扭曲的产业结构，二是较低的微观经济效率。而这些问题在民生上有着最直观的体现：收入分配与产业结构畸形带来的影响使得国民生活水平在长期没有得到显著的提高。

具体来说，畸形的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有三：其一，未能充分利用劳动力丰富这一比较优势（笔者相信任何对于改开有着直观印象的读者都会发现，劳动力红利的释放是改开后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其二，城乡分隔化与重工业密集化导致城市化速度始终受抑；其三，消费品生产水平低下（而消费品是与国民生活水平直接挂钩的）；其四，资本密集型的长期发展导致了国民经济结构的“内向性”，外资外贸不活跃。较低的微观经济效率则主要体现在计划经济模式本身的指令性和反馈性上，作者在此点出了农业生产（生产队）的劳动监督问题和企业生产中的劳动激励问题，这也是研究中国传统经济体系者无可忽视的两个微观问题，非常值得深入讨论，但书中在此并未耗费过多笔墨，依笔者拙见，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完全足以展开为一部专著。

常言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传统经济模式”题罢，作者又引入了对其他一些国家的分析，并发现，“凡是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都没有取得成功”。其例子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前苏联、东欧诸国，以及菲律宾、阿根廷、智利等在十九世纪被认为拥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国家。不过，这些国家与新中国的经济起点和基本国情差异较大，不足以究其本末，为此，书中将印度——这个常常被用来与中国对比研究的经济体——拿了出来，在人口、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建国时间等方面二者都具有极高的相似度，而中国“前三十年”的很多数据与印度所差无多，也是不偶然的了。对对外贸易的抑制和对本国工业体系的保护是中印两国“赶超战略”的共通之处，而观察1970年代的消费水平，也足以看到这种模式在两国确实存在着类似的影响。

时人作改开前后经济体系的对比研究，总是绕不过与“亚洲四小龙”（韩、台、港、新）以及与日本的对比。学界对“东亚奇迹”（上世纪中期开始的日本及四小龙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的分析，有以儒家文化论者，有以冷战阵营论者，有以国际贸易刺激因素论者，而作者之主张，认为四小龙的发展，关键在于“在每个阶段上，都能够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这被称之为持续地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但从历史上看，日本和四小龙也曾走过“赶超战略”的路线，作者观察发现，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规模太小……每次要想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马上就遇到财政赤字增大……而无法坚持下去，只好放弃当局的积极干预”。

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之间的对立，正是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水平发展的对立，赶超战略（至少从中国的例子上看）试图以改变产业结构为先，从而推进经济发展，而比较优势战略（从四小龙等的例子上看）则主要依靠市场与企业自主的反应，通过国民经济自发性的调整，实现“好钢用到刀刃上”，发挥出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同时抓住历史发展与产业升级（以及全球产业转移）的机遇，国民经济主体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变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产业。作者总结道，“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是发展的结果”，言外之意，赶超战略多少有些倒果为因的问题。            

经济体欲发挥比较优势，首先就需要一个能够反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要素价格结构，换句话说，要建立较为完备的市场经济，同时需要配套的制度环境，如较灵活的金融市场，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微观经营体系的同步。从这一总结中，不难再次发现老生常谈的政府干预论题，书中引述了刘易斯的一段经典名言，

“失败可能是由于它们（当局）做的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的太多。”

 就比较优势战略而言，总结东亚其他国家的经验，政府的经济职能在于建立市场规则、适当的宏观调控，以及对具有外部性的产业进行投资和建设。建立市场规则，则资源配置井然高效；政策宏观调控，则经济波动得以控制；投资外部性产业，则基础设施保障到位。总而言之，仅就日本与四小龙等国家地区的比较优势战略而言，“小政府”（当局介入较低）与市场导向的性质是比较显著的。   

虽然书中痛陈传统经济模式之弊端，但正如作者所言，它“养活了占世界人口22%的人民，初步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达成这些成果的“传统经济模式”的诞生，是由当时国内国际诸多因素所共同决定的。笔者认为，很难想象当时的新中国能够有机会选择其他经济发展战略（如“比较优势战略”），以笔者浅见，这方面的阐述可能需要一些补充。

首先，《中国的奇迹》中关于前三十年和后二十年（站在90年代末，是“后二十年”，今日再看，便是“后四十年”了）的讨论，基本从纯粹经济学角度出发，不涉及政治与国际关系方面，而“赶超战略”的选择，不能不说其受到当时国内经济现实与国际政治环境的巨大影响。其次，对“传统体系”与“改开体系”进行横向对比，不能忽略其时间与空间上的先后关系，二者不是简单的甲乙或左右的关系。不仅如此，在通过对比同时期其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来分析“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时，还应对不同国家的主要特征，特别是经济总量、国民文化以及政治传统等多加注意。

众所周知，新中国接下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绝对主体，基本处于低技术水平、低组织程度的小农经济时代，而工业若从洋务运动算起，也仅仅发展了七十年左右，以解放战争前夕来看，其主体也是技术水平较低的轻工业，国内工业基本不具备造血能力，由于官僚买办资本及其附庸地主阶级的存在，这一情况可能更为恶劣。对于工业水平的现实，建国后曾经有一句著名的总结论断：“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而改变这种现状，切实提高国内重工业及制造业水平的历史起点，熟悉中学历史考题的读者会知道，正是“一五计划”的完成。

从经济学逻辑上看，充分发挥劳动力优势似乎是当时“应该”采取的最优解，但工业基础设施的落后很可能难以支持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试图在当时（建国初期）建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通过类似改开后的以加工业和消费品制造业（正如台湾、韩国等同期的策略）来刺激经济是否可行，也要打个问号了。从这个角度上看，以“一五计划”为序幕的“赶超战略”，多少有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和“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意味。

另外不可不提的是，国家草创，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紧张，清中叶以来来自北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始终是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者不能忘却的阴影，蒙古的分裂让中国的有识之士看到苏联-中国的二元秩序背后，北方-中原对立这一不变的历史惯性。而来自太平洋的韩国、日本、“宝岛”、以及其身后的美国，则时刻提醒着中国人自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的重舰巨炮仍然没有散去。另外，建国时青藏地区尚未纳入中央控制，青藏尤其是西藏边界地区的国防压力也堪称巨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中国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方向，不能不说也充分考虑到了国防工业的发展需求。从这个意义上看，传统经济模式依赖的工农业剪刀差，则更像是一种农业社会对于经济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迫切期望，可被解读为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中国人民对于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的激烈渴求，这种渴求在建国后不日爆发的朝鲜战争中通过人民志愿军的英勇和牺牲再次得到了悲壮的体现，而其后被重工业支持的两弹一星等国防建设成就则成为中国人民真正站稳脚跟的立足点。

从对新中国建立时的经济现状与国内外环境分析出发，则不难发现在考察改开前后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书中对于这些问题没有过多涉及，但是笔者认为，改开前后的逻辑与其说是“推新”，不如说是“继承”。“前三十年”为其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方面，工业体系的完备与重工业水平的提高基本为轻工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政治基础方面，国防与外交方面的成就（中国与日、美建交皆在改开之前，与美国建交以1972年上海公报为肇始）保证了国家的安全、“开放”的顺利以及外资外贸对经济促进作用的充分发挥。因此，以笔者拙见，不能简单地说新模式是“正确”的、“好”的，老模式是“不正确”、“不好”的，简单地说，二者的关系更应该称为“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

最后，在将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对比时，尤其要注意中国特殊的体量、文化以及传统，中国之不像日、韩般获取美国经济支持（盖中国之民族解放独立尤为彻底），中国之不像港、新般选择持续的“比较优势”与高效的调节机制（盖港、新皆城邦，不比中国规模巨大），中国之不像印度般农业工业相掣肘（盖中国土地改革与基层组织建设成效卓著），都有其内在的“基本国情”之原因，在分析亚洲尤其是东亚儒家文化圈诸国时，既要看到共性，又要看到中国的特殊性，这些可能是书中相关分析需要扩展、深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