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大清王朝的外交内斗：阻开铁路的外交官刘锡鸿纪事_风闻

作者：史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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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佚名氏《清代之竹头木屑》最后一节《刘锡鸿》，就大清王朝曾经的外交官刘锡鸿，简要地记了那么几笔。虽然简要，但是，很不简单。循着这条载记的线索，我简单搜阅了相关资料，形成本文。

先从《清代之竹头木屑》中《刘锡鸿》一节说起：

原本中国的铁路，可以开发建设地更早。为什么迟迟无法开动实施，实际上就是因为刘锡鸿上疏朝廷，极力阻止铁路在中国的广泛开建和发展。

本书作者的意见是，中国四万万民众，之所以被内外势力奴役那么久，铁路的无法开建，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作为清朝人的作者，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如此开明的见识，有如此前瞻的远虑，即使时代发展到今天，对这位无名氏的远见，我们还是应该赞赏和钦佩的。

刘锡鸿除了对铁路极力阻止之外，他在担任大清王朝的驻法国使节期间，也是行为可议，让人惊叹！

话说，刘锡鸿在法国使节任上，常常穿着破旧的衣服，趿（ta，一声）拉着鞋，举止散漫，步履蹒跚，衣带飘舞……就这样徒步在法国的街面上晃荡。并且，刘锡鸿还特别喜欢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喜欢站在法国最高的桥上，然后环望四周，睥睨下尘。

刘锡鸿的种种行为，引起了随行外交人员的担心，生怕伤害到大清王朝的国际形象，引发外交上的困扰。于是，他们就直言极谏，劝刘锡鸿注意行止。刘锡鸿听后大怒，斥责道：

“你们这些人，真是鼠目寸光，根本就不知道你家大人的深意！我之所以在这边这样傲视一切，就是为了让洋人看看我天朝人物的气质和风度，让他们对天朝人物仰望敬慕！”

说完佚名氏笔记中的这两件事，大家一定觉得刘锡鸿非常迂腐和可笑。但是，在批评之前，我先讲一下个人对刘锡鸿其人的浅见：

第一，刘锡鸿能做到大清王朝驻法国的外交使节，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他并不是酒囊饭袋者流。

第二，刘锡鸿的傲慢之中，或许有所谓的“狂妄自大、无知无畏”，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他的迂腐之中，有一种坚决地对本民族文化的信仰与坚持。

第三，或许，有人认为刘锡鸿不懂得变通，但是，在到处都是“墙头草、随风倒”的世风人情下，这种固执到荒谬的精神，还多少真有他的可取之处。

说到这里，我就不再啰嗦了，先看看刘锡鸿其人的简介，大家可以根据相关记载，自行判断并评价其事其人。

刘锡鸿，生年不详，卒于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原名锡仁，字云生，广东番禺人，原籍广东新会。洋务运动时期，他是著名的反洋务论者，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于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任驻英使馆副使、出使德国大臣，并兼任驻奥匈、荷兰公使。他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走出国门的外交使节。

刘锡鸿的父亲以贩鱼为业，他的兄长刘锡鹏为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恩科【始于宋，明、清亦用此制。清代于寻常例试外，逢朝廷庆典，特别开科考试，也称“恩科”。若正科与恩科合并举行，则称恩正并科。】举人，他在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考中举人，据载，当时，他有魁岸负气，不可一世之势。

刘锡鸿从小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以“修齐治平”为理想。在考取举人后，他做过幕僚。后来，他加入郭嵩焘【（公元1818年～公元1891年），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筠仙，号云仙、筠轩，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城西人。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的幕府，并成为郭的心腹和得力助手。郭嵩焘评价刘锡鸿有“亢直无私”、“于世故人情全不一加体察”之语。

刘锡鸿的著作有《英招私记》、《日耳曼纪事》、《刘光禄遗稿》等。

后来，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经郭提名，刘锡鸿也成了一名外交官。当时，驻英公使的副使职位空缺，刘锡鸿对郭提名他为参赞而非副使一事，非常不满，这就为他们两人后来的反目成仇埋下了伏笔。反目之后，两人之间的斗争，也可谓是大清王朝外交史的奇观。

首先，必须说，政治是纷繁复杂的。

其次，一个简单的事件背后，可能有盘根错节的关系交织。

第三，刘锡鸿与郭嵩焘之间的斗争，表面上看，似乎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但是，剥开表象看本质，这背后，其实是两派势力的交锋。

刘锡鸿驻外期间，对郭嵩焘的攻击，实际上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员的支持。他在暗中监视郭的一举一动，不断向清政府打郭的“小报告”，并列举种种“罪状”。

清政府担心外交使节的内斗会影响外事工作，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4月，朝廷改派刘锡鸿为驻德国公使。

刘锡鸿成为公使之后，职位和郭嵩焘平齐，这就使他的气焰更高、对郭的攻击更加猛烈。

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7月，刘锡鸿暗中诋毁，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

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二、“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三、“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这“三大罪”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一、有一次，郭嵩焘参观甲敦炮台，中间，天气骤变，陪同参访的英方人员，将自己的大衣披在了郭的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使冻死，也不应该披人家的衣服。

二、巴西国王访问英国，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来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认为，郭的举动大失国体。因为，在他心里，堂堂天朝使臣，怎么至于向小国的国主起立致敬呢？

三、还有一次，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期间，郭嵩焘曾翻阅音乐会的节目单。刘锡鸿认为，这是在学洋人的动作，实在是非常的不应该。

以上关于郭嵩焘种种所谓的“失礼”、“失体”“失仪”的举动，刘锡鸿甚至上纲上线，认为这些都是“汉奸”行为。

中

因为朝中有人支持，刘锡鸿更是接连上奏朝廷，诬陷郭嵩焘。

对于刘锡鸿的诬陷，郭嵩焘非常愤怒，他竭力为自己辩护，并因此而萌生了浓烈的退隐念头，多次上疏，请求回国。

在刘锡鸿与郭嵩焘的争斗中，李鸿章当然支持郭嵩焘（李、郭均是文正公曾国藩门下的人物）。李鸿章密告郭，说是朝廷将以李凤苞取代刘锡鸿，出任驻德国公使，要求郭勿称病乞退。同时，李鸿章还劝郭，千万不能公开与刘决裂，让外人看笑话。

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2月底，清政府任命郭嵩焘兼任出使法国钦差大臣。

刘锡鸿等人未达目的，不肯罢休，对于清政府对郭的新任命，他们更是气愤难忍。

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5月6日，刘锡鸿列举了郭嵩焘的十大罪状，甚至诋毁郭嵩焘说：

“向英人诋毁时政，谓中国将作印度，或被吞并于英俄。”

（向英国人诋毁国家当下的局势，妄议朝廷，说是中国可能成为下一个印度，可能会被英国和俄国吞并。）

还说：

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是改用银盘盛糖果、乳酪等款待洋人。

郭嵩焘想学外语。

等等。

这些全都是罪过。

刘锡鸿所列举的这些“罪证”，清政府的总理衙门无法核查，不能全信，又不敢不信，左右为难。

面对驻外使臣之间势同水火的矛盾，清政府的总理衙门也感到难以处理。就此事，他们几次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当然是坚持为郭嵩焘辩护。

清政府的驻英大臣与驻德大臣之间的关系势同水火，闹得满城风雨，始终无法调和。在刘、郭二人“内耗”日甚一日、反郭拥刘者人数众多的情况下，清王朝最终只能决定，将郭嵩焘免职调回。当然，这并没有让那些敌视郭的人满意，不少人还想将郭嵩焘查办治罪。

李鸿章在得知事情已无法回转之后，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7月10日，他专门致信总理衙门，信中强调：

“惟英使一席，关系綦重，名位既须相称，才望亦要兼优。筠仙尚为英人所推许，颇难为继。”

（驻英国大臣这一职位，关系重大，他的社会名声和个人身份必须相称，他的才能和声望也要同样优异。筠仙——郭嵩焘尚且能够被英国人推许，要再找这样一位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的人来，一时半会，恐怕是有些困难的。）

一方面，李鸿章是在为总理衙门选人建言；另一方面，他也是在为郭嵩焘美言，是在间接反对将郭治罪。

同时，在这封信中，李鸿章还借一位德国人之口，批判刘锡鸿是：

“职任名望俱卑”

（才能声望都不怎么样）

并指出，刘在德国

“不甚见礼于当路”

（并不被派驻国的主事者待见）

因此，对于刘能否胜任外交工作，李鸿章在信中表示了很大的怀疑。

最后，李鸿章在信中还明确说出了自己对刘的处理意见，那就是：

可“暂留”，但“将来似宜撤换”。

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下令将驻英公使郭嵩焘、驻德公使刘锡鸿同时召回，并由曾纪泽（文正公曾国藩之子）、李凤苞分别继任。

清朝廷本来还打算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来，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最终不了了之。

回国以后，刘锡鸿继续担任光禄寺少卿，最后，他因为批评攻击李鸿章“跋息不臣，俨然帝制”而被慈禧太后革职，后于1891年逝世。

刘锡鸿的事，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不忙！

下

要全面了解一个人，就一定不能囿于个别事件。人是复杂的，世事也是复杂的。关于刘锡鸿的部分行事，关于大清王朝的一段外交内斗，至此，已基本说完。

意犹未尽，为了全面了解刘锡鸿其人，这里，再简单说说他的思想主张。

据说，刘锡鸿有一枚刻有“儒侠”二字的印章。就此一端，多少可以看出，他的一生，有一种“以儒家思想解救乱世”的志向。

关于刘锡鸿极力谏阻中国开建铁路一事，平心而论，他的反对，并不是胡搅蛮缠，并不是信口开河。关于此事，后世多有非笑甚至是耻笑刘锡鸿者，真实了解刘的想法之后，或许，那种道听途说的笑声会小一些、会收敛一些。

其实，关于此事，刘锡鸿的一些说法，也有他的道理在。比如，他指出：铁路的修建，可能会便于外国列强控制中国，使国家丧失主权。仔细想想，在当时国力衰弱，列强环伺的情况下，确实存在这种隐忧。另外，刘锡鸿还指出，修建铁路，需要大量向外国借款，一旦经济被人操控，国政就可能被人掌握，这似乎也不无道理。刘锡鸿说：

“囊者英法构衅，屡获逞于海隅。然而未敢深人者，即以道途阻修，运炮运粮，两皆易窒之故。今奈何自失其险，以延敌哉？”

（以前英法两国制造事端，多次在海上得逞。然而，他们之所以不敢深入内地的原因，就是因为道路不通，行程遥远，他们想要运进大炮、运进粮饷的道路被阻窒了。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修铁路，要自行丧失天险而引贼入室呢？）

后来的历史，也的确印证了他这一担忧的正确。

能够在国家大考中得中一席，能够在郭嵩焘的幕府之中被施以青眼，刘锡鸿自有他过人的地方。我们可能会不喜欢一个人，但是，我们要有发现任何一个人优点的胸怀。

其实，刘锡鸿的思想并不是一无是处，他也有值得大家学习和深思的地方。比如，关于吏治，刘锡鸿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对晚清吏治的黑暗现状，他痛心疾首，并提出：

“故今日之事，为吏者当以顺治，是诸辅臣为法，代幼主以遵成宪，毋忘综核名实之严，然后国威可以复振，非然者，筋脉日益弛缓，寸步将必难移，惟僵仆，以任人陵虐已矣。”

（所以，今天的各项事务，作为政府的管理者，我们应该让社会井然有序，和谐安定。诸位辅政大臣制定法度，圣上虽然年幼，但是，大家要代圣上遵守既定的法令、规定。千万不能忘了，一定要严格考察核定计划与执行是否相符合、口说与行动是否相一致。只有这样，国威才可以重振；如果不能这样，就会使国家的纲纪日渐废弛，使得国家日后寸步难行，最终只能僵硬倒地，任人凌虐。）

“见上所为，赏罚者一，皆不拘情面，不关毁誉，不杂恩怨，不任素性，爱憎不因偶然喜怒，乃知求荣去辱，只此化恶善一途。”

（参照以上的做法，那么就必须奖赏与处罚标准统一；不能有所偏私；不能因为情面而受限；不能因为关心个人声誉的好坏而算计；处理事情不能掺杂个人的恩怨；不能因为个人的性情而不顾法规；爱憎有道，不能因一时的喜怒而轻率从事；一定要有荣誉感，一刻也不能少了羞耻心；这样，才是处理大是大非的、分别善恶的正确途径。）

关于吏治问题，刘锡鸿不断思考，他甚至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例如裁撤冗员，以礼驭吏等。

“择枢臣之忠清刚正者，省去别项差使，专核吏、兵、刑三部，议处事件，而治其询纵滥保之失。”

（在枢机大臣中选择忠诚、清廉、刚直、正派的人，不能让他们兼别的差事，就让他们专门审核查验吏部、兵部、刑部的事项，以此，来专项治理这三部当中的徇私枉法、胡乱放纵、随意保举等缺失。）

“是非悉当默险能明，人人有所惩劝，以效其才能，亦人人无可干求，以养廉耻，则牧民驭兵两大政，自然日有起色”。

（是非对错，都应该在任何情况可以判别清楚；所有人都知道有功必赏，有错必罚，那么，大家就可以人尽其才；所有人都没有钻营投机，攀附徇情的路子，这样才能让大家有廉耻的观念。如此下去，抚育百姓、掌控军队的两大实政，才能慢慢有所改观。）

刘锡鸿还指出了人民素质与国家富强的关系:

“英之众庶，强半勤谨，不自懈废；商贾周于四海，而百工竭作，亦足繁生其物，以供憋迁之需；国之致富，盖本于此。非然者，火车轮船，即能致远，而可贩之货，国中无从造而成之，金币究何如人哉?”

（英国的民众，大都勤劳谨慎，他们不会懈怠而不做事；英国的商人遍布四海，这个国家的其他行业都竭力劳作，可以保证人民的生存，物品的繁富，也可以供给出现破败时的用度。这个国家的富裕，原因就在于此。如果不能这样，即使火车轮船可以行进很远，那些贩运来的货物，本国无法加工生产，钱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除此之外，刘锡鸿也是提出民间开矿设想的第一人。

到了英国之后，刘锡鸿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例如，他称赞君主立宪制：

“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

（没有闲散而无所事事的官员，没有游手好闲不事劳作的民众，官民交流畅通无阻，没有残暴不仁的国政，没有虚假客套、形式泛滥的应酬琐事。）

通过与马格里、博郎、井上馨等外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交锋，刘锡鸿也打开了眼界。通过与博郎的辩论，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先前反对船舰的看法:

“事理无穷，因乎时势。如人之一身，疾病未起，则补养元气，自可退外邪，此一理也；疾病一起，不先祛外邪，而惟言补养，则其病终不可廖，此又一理也”。

（事理是没有穷尽的，一切，都和时势密切相关。这就像人的身体，没有病痛的时候，注重补养，使元气充足，那么，外邪会不战而退；一旦生病，那就不一样了，如果不先祛除外邪，只是一味补养，那么，病痛始终是无法治愈的。）

另外，他对领事裁判权提出了看法:

“倘照理藩院刑法，参酌变通，以圈禁代流徒，以罚款代笞杖，定为专例，以治外国寄居商民，亦未尝不可。”

（假如只是按照理藩院的法律规定，参考相关事实，进行变通之后，用圈禁取代流放，用易科罚金取代肉刑，并把这个定为专项条例，用这样的法规来治理侨居、寄居中国的外国人，似乎也未尝不可。）

关于刘锡鸿的话题，到此，画上一个句号。

读者可广阅相关书籍，继续全面深入了解相关事体。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