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贡献_风闻

在人类文明发展和交流历史上，“东学西渐”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东学西渐”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生、发展，给欧洲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家以理论启迪，最终形成了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三大理论成果，这三大理论成果的优秀部分被马克思继承和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

今天，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树立这样一个观念：马克思主义既是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对欧洲文化影响的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过程，也是欧洲文化反哺中国的历史过程。

回顾“东学西渐”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贡献，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树立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民族文化基因的角度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坚定理想信念，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推向新的更高水平，为解决世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一、“东学西渐”的历史过程

明朝时期，随着东西方航路的打通，东西方文化交流日渐活跃。天主教教廷派遣传教士来华传播天主教教义。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同时，还将欧洲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文化带到了中国，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和科技的交流，史称“西学东渐”。

但在“西学东渐”的同时，欧洲来的传教士们返回欧洲时，还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带回了欧洲，这些文化典籍给予了当时正处在启蒙思想运动过程中的思想家们以思想理论武器，极大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

（一）“东学西渐”的历史进程概述

中国和欧洲的交流由来已久。近代以前，中欧交流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贸易交流阶段、中期的以贸易交流为主文化交流为辅阶段和后期的贸易交流与文化交流持续加深阶段。

在中欧交流早期，主要是商品货物的贸易交流。在汉武帝派遣张骞“凿空”之前，中欧间的贸易交流主要通过粟特人等生活在中亚、西亚地区的民族进行。张骞“凿空”之后，汉朝使者远赴中亚、西亚一带，和当地很多国家建立交往，其中包括当时被称作“大秦”的罗马帝国。《后汉书·西域传》对当时了解的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社会进行了记载：“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但这种直接的交流是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文化性的。经济上的交流因为阿拉伯帝国的阻隔，仍要通过穆斯林商人作为中介进行，而文化上的交流虽然有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景教）传入中国，但也是以西亚作为媒介的。

元朝的建立使得中欧交流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元朝的建立沉重打击了原先控制西亚中亚地区的阿拉伯帝国，促进了中欧通路的畅通。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可·波罗游记》的问世，激发了欧洲社会对中国的憧憬。如何从海路出发，绕开穆斯林控制着的广袤的西亚、中亚地区，直接开展对华贸易，推动了欧洲“地理大发现”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在这个阶段，由于欧洲民族主义观念勃然兴起、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发展、黑死病蔓延开来，欧洲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由中国传入的“四大发明”对这两个运动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一时期，中欧交流从单纯的贸易交流走向了贸易交流为主、文化交流为辅。大量精美的瓷器、漆器和画作输入到欧洲，推动了“洛可可”风格的产生。

新航路的开辟和宗教改革运动推动了天主教教廷向东方，特别是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就是传教士的代表。利玛窦等人，一方面在传播天主教教义的同时，将欧洲科学技术传入了中国，另一方面，传教士回国时，又将中国的各类典籍和情况介绍带回了欧洲。这一时期传教士来华，从明嘉靖十年（1531年）开始，到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结束，时间跨度长达240年。此后，欧洲思想文化界因为更多中华传统文化的输入，产生了巨大震动，特别是宋儒理学提倡理性、反对宗教的观点，给了思想文化界以批判天主教统治的有力武器，进而推动了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变革。

（二）“东学西渐”历史进程对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影响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直接继承了19世纪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从“东学西渐”历史进程对欧洲文化的影响看，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形成具有非常突出的影响和贡献。

1、德国古典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康德（Immanuel Kant）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均把辩证法思想作为哲学的中心问题，究其影响，则不能不说是来自于德国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和沃尔夫（Christian Wolff）。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思想则直接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e Descartes）。以上三代哲学家其实都直接受影响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笛卡尔的惟理哲学，即“Reason”一词，即来自于宋儒理学中的“理”，并成为其哲学的核心概念。笛卡尔学派的继承人培尔（Pierre Bayle）更是在著作中毫不掩饰对中华文化的崇拜。培尔在1697年发表的《历史批判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 5vols.)中明确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无神论倾向，作为他批判天主教有神论的武器。这一举动使得培尔受到了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伏尔泰的崇拜，赞颂他是“人类的娇子”。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这样评价培尔：“比埃尔·培尔不仅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他还证明，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比埃尔·培尔‘对17世纪来说，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者，而对18世纪来说，则是第一个哲学家’”。

同时期荷兰的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则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并称为“三大理性主义者”。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导言中指出：“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论者都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康德在《论万物的终结》（Das Ende Aller Dinge）中指出了斯宾诺莎哲学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影响：“这么一来，便发生以虚无为至善的老子奇怪的教义，即因感着与神性融合，抛却自己的人性而没入于神性的深渊里面，以此意境为最高无上的宗教。感得这种状态的中国哲学家为求此虚无境界的实现，曾努力棋目静坐于暗室之中。于是由此泛神教(西藏及东方其他民族)及其形而上学的升华，遂发生了斯宾诺莎的学说。”

到了莱布尼茨，则同时受到了孔子、宋儒和老子哲学的复合影响。莱布尼茨对孔子推崇备至，称其为“中国哲学者之王”。1697年，莱布尼茨用拉丁文出版了一部《中国近事》，在这部书的开头，莱布尼茨说：“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文明，即大陆两极端的二国，欧洲及远东海岸的中国，现在是集合在一起了。”又说：“即在此（道德方面）领域，中国民族实较我们为优，即使工艺和技术方面，我们和他相等，又思辫的科学更较为优越。却是在实践哲学方面，换言之，即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之伦理及政治的纲领里面，我们实在相形见细了(这是必须忍受的屈辱)。”德国汉学家利奇温（Adolf Reichwein）在《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中指出：“莱布尼茨实为承认中国文化大足贡献西方文化发展的第一个人。他的《单子论》极其和中国儒释道三教的德性论相同。他所提出的“预定的调和”又极像中国的“天下之道”。莱布尼茨和中国的哲人一样，深信实际世界有其统一性，精神上有日新又新的进步，所以非常乐观。他们都以为宗教的任务在于创造知识，目的在于教成对于社会有用的行为。这就是欧洲启明运动的福音。他们以为道德就是快乐，快乐为所有思想的最高目标。”

受莱布尼茨巨大影响的沃尔夫是德国启蒙运动的开创者之一，他极度推崇中国文化，将儒家思想翻译成德语传播于德国大学中，起到了很大的效果。在沃尔夫等人的思想影响之下，产生了德国观念论哲学，沃尔夫的再传弟子就是康德。

康德和黑格尔共同把古典哲学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马克思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进展》中指出：“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这时与十八世纪法国哲学一道，并且继之于后，兴起了新的德意志哲学，它在黑格尔身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初步具备辩证法思想的莱布尼茨和初步提出唯物论的斯宾诺莎，到康德和黑格尔，古典哲学的发展始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着力量。

康德初期著作处处表明他受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影响，曾被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挖苦为“柯尼斯堡(Konigsberg)的伟大中国人”。黑格尔对中国社会和哲学思想的赞美，和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伏尔泰不相上下。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因此他国每以中国为一种理想的标准，便是我们也可以拿来做模范的。”据前德国共产党党员、德国汉学家魏特夫（K.A.Wittfogel）所著《黑格尔的中国观》，黑格尔对中国思想历史有很深刻的研究：“黑格尔曾经阅过十三大本中国皇帝通览——《通鉴纲目》……黑格尔借着这种种巨量的参考材料，自己感觉着有了不少的知识上的培育，我们现在确已十分认识中国了。我们已有了中国文学和它的全部生活，以至它的历史之深切的知识。”

朱谦之认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用的精神辩证法，和中国儒家《大学》的辩证法完全符合。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在“对象意识”中人物一源，在“自己意识”中便人完全自觉的境界，即《大学》的“正心”阶段。然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因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即已人于“理性意识”之范围。理性意识之第一小阶段为理性，即《大学》之明明德;第二小阶段为精神，即作为客观精神之民族世界，也即《大学》之亲民。又第三小阶段为宗教，即《大学》之止于至善，又即《中庸》末章“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之至善境界。由此可见《精神现象学》实模仿《大学》。

黑格尔的弟子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因其被马克思的批判和恩格斯的巨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为中国人所熟知。费尔巴哈通过研究斯宾诺莎、培尔等人的思想，进一步批判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在唯物主义发展史上做出了贡献。费尔巴哈的人际交往观完全继承自孔子，他在《幸福论》直接引用了《中庸》里的：“子曰：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

2、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重农主义学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其代表为魁奈（Francois Quesnay）。

法国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向欧洲其他地区的大本营。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伏尔泰（Voltaire）是一个“全盘华化论者”，他认为“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启蒙运动中的百科全书派更是将中国完美理想化。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当中，魁奈在吸取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当时法国的经济现象，提出了重农主义经济主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指出：“出:“魁奈自己以及他的直传弟子，相信他们的封建招牌。……但实际上，重农主义体系倒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早的系统的理解。”而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卷指出：“再次是激进的资产阶级大臣，法国革命的先导，杜尔哥。这些重农主义者虽然带着虚伪的封建的外观，却是和百科全书派一道工作的!”

魁奈多次在自己的文章著作中引用清世宗《圣谕广训》中的第四条“重农桑以足衣食”而叹息欧洲各国还不知道农业的价值。在《中国的专制政治》一书中，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依据于天理天则，而天理天则不外乎“自然法”而已，中华文明可以4000年传承不绝，就是因为中国人坚持了这种“自然法”。魁奈用“自然法”概念驱逐了上帝的职能，胜利地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

魁奈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另外一大贡献是《经济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魁奈医生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自己的名著《经济表》中概括地叙述了这门科学。”与魁奈同时期的学者克雷尔(N. G. Clere)在所著的《大禹与孔子》（Yu 1e grand，et Confucius.）中认为，魁奈制作《经济表》的功绩可以和伏羲氏演化六十四卦相媲美。魁奈去世时，其弟子米拉波（Honore-Gabriel Mirabeau）更是认为魁奈写作《经济表》是为了继承孔子未竟的事业，他说：“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的天性，不再为愚昧和情欲所隐蔽，所以他教人敬天，畏天，爱人，战胜物欲，勿以情欲去衡量行为，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宗教的道德优美到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却是还有一件要事待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道德教训普行于世界，这就是吾师的事业，他已发明了自然所给的秘传，这就是《经济表》。”

斯密在2年留法时期，和重农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相交甚密，也曾多次参加魁奈出席的聚会。不过当时相对于大名鼎鼎的“欧洲孔子”魁奈，法语不太灵光的斯密只能敬佩末座。经过认真分析欧洲特别是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斯密在继承重农主义学派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打算将自己的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献给魁奈，只是因为成书时魁奈已经去世方才作罢。斯密对重农主义学派思想扬弃的内容除了只有农业生产才能创造财富的理论之外，还破除了重农主义学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盲目信仰，将重农主义学派打着的“封建招牌”（马克思语）彻底扒掉。斯密准确指出：“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优，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

3、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中，圣西门是最早的一个。圣西门既是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学生，也是最早反思启蒙运动所带来的法国大革命为何失败的思想家之一。圣西门年轻时，师从百科全书派的重要人物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达朗贝尔本人当时和狄德罗、卢梭等人坚持每周两次聚会，讨论哲学、文学和政治问题。在百科全书派中，达朗贝尔的创作重点是自然科学，而百科全书派整体而言，则是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罗，高度评价中华传统文化，狄德罗亲自撰写了《百科全书》中的《中国》和《中国哲学》两个词条，称赞中华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让狄德罗更钦佩赞美的是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理性思想，称“孔子谓为自然及其原因之研究者，不如谓其努力于人世及其习俗的研究。”百科全书派的核心思想是崇尚理性的思想，也是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孔子学说给了百科全书派以坚强的理论武器。在整个启蒙运动过程中，思想家们试图用东方传来的“道”和“理”代替基督教的“神”，是赞美和推崇中华传统文化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这样说：“（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

作为百科全书派学生的圣西门，在受到理性主义影响的同时，还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失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就出现了。1802年出版了圣西门的《日内瓦书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促使圣西门进一步思考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思路，把启蒙运动主张的理性主义推向前方，诞生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二、“东学西渐”的最终历史性成果——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天才地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伟大的科学发现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子。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批判的继承者，间接地得益于中国古代孔子、老子、宋儒思想的启示。老子思想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孔子思想中的怀疑有神论的思想经过斯宾诺莎、康德、费尔巴哈等人的发展，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前身；而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和宋儒的理学思想，则启发了从笛卡尔到黑格尔所有的哲学家们，进而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既是马克思通过发现历史唯物主义而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被欧洲思想家们完全欧洲化的历史终结。

回顾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所发挥的引导性作用是巨大的，是从价值观到方法论全方位的影响；而斯密创立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不但是对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批判，而且也是通过扬弃中华传统文化的封建糟粕来完成的。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者，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实现了政治经济学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如果说米拉波评价魁奈的话有夸大魁奈成就和扭曲孔子学说的成分，但用同样的语句来评价马克思则是相当契合的。

在马克思之前，是存在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在古代中国，孔子提出了“大同世界”的构想，而在原始基督教思想中，也存在人类共同劳动、平等分配的思想。但科学共产主义的直接来源则是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对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没有影响，如中国传统文化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间接的一样，中国传统文化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也是间接的，这个中间的桥梁就是启蒙运动思想。启蒙运动主张的理性主义，极大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圣西门作为启蒙运动的学生，批判继承启蒙运动，提出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并被马克思批判发展，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除此之外，中华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因素还引起了马克思本人和欧洲思想界的兴趣。马克思在《时评。1850年1月-2月》中提到，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lich Gutzlaff）从中国回到欧洲后带来的“奇闻”。郭士立谈及，“在（中国）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而且至今还在要求。”熟悉中国历史的人知道，这种主张是在中国历史上是再常见不过的“均贫富”主张了。但让郭士立更加惊讶的则是，当郭士立离开20年之后又回到欧洲的时候，他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这么说来，我岂不到哪几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暴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

对此，马克思评论说：“当然，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青年黑格尔”学派出身的马克思，一定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对黑格尔的影响：重要、但是间接的。“中国社会主义”和当时“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这样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通过“东学西渐”等一系列历史进程，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马克思进一步设想，在未来，当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的时候，会出现这样一种景象：“当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论述中多次提及中国，并对中国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主要集中在欧洲列强对中国的殖民入侵对欧洲的影响，而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几乎没有关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几乎没有关注有文化和国际关系两方面原因。从文化角度上看，“东学西渐”的历史进程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启蒙运动思想家们为了批判欧洲封建统治而把中国描绘成一个“理想国”，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则戳穿了启蒙运动思想家们虚构的诺言。从国际关系角度上看，鸦片战争之后，欧洲列强更多地接触中国，发现中国实际上不但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反而是一个积贫积弱的老大帝国。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感出发，站在同情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分析了欧洲殖民者对中国人民的掠夺和殖民入侵中国对欧洲的影响。这种分析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

三、结论和启示

通过回顾“东学西渐”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间接性影响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

（一）结论

虽然中华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没有直接的影响，但通过“东学西渐”这个历史进程，中华传统文化对欧洲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不同程度地对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产生发挥了重要影响、贡献巨大。

同事，马克思关于“中华共和国”的预言实际上说明了他注意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可以在中国变为现实，而且这个变为现实的路径甚至可能是中国在不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依靠自身文化传统、经济基础独立完成的，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文化的信心和期盼。

（二）启示

中华传统文化通过直接和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进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产生影响的历史进程可以给我们以下三个启示。

一是从文化角度看，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设想如果没有列强入侵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逐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也会逐步滋长，进而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产生。

二是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历史不能假设，随着列强入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是中华文明基因和中国国情共同决定的历史性必然选择。

三是从发展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相融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王岐山同志指出：“中华民族自古就延续着自己的文化血脉，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中国最终都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2017年3月6日在全国人大青海代表团的发言）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工人阶级最多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东学西渐”历史影响、社会主义因素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这三个公约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引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相融合的历史进程一旦完成，必将为全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