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阻碍古代中国经济发展？大家对此误解太深_风闻

【本文摘选自作者最新力作《中国道路的历史基因》第四章，第三小节“古代中国对商品经济进行干预”。7月28日寒竹老师在“观天下”讲坛的相关文章及视频将于近期发布，敬请关注。】

中国古代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除了体现在防止土地兼并的政策和主张上以外，还体现在利用价值规律对商品市场进行干预和调节。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很发达。**在16世纪以前，中国的商品经济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但是商品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和社会阶层的流动，具有很强的平等性；但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又会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两极分化。古今中外，不论是哪种社会，只要有商品经济，就会产生贫富悬殊。

 毋庸置疑，对于国家统治者来说，两极分化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甚至国家的生死存亡。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历代政府都试图通过各种政策来干预市场，减少社会两极分化的程度。

在具体讨论中国古代政府通过国家政策对市场进行干预和调节之前，先来谈谈中国古代的一个基本国策，这就是“重农抑商”，“崇本抑末”。这是一个长期遭到误解的古代国家政策。

“重农抑商”的政策始于战国时期李悝变法和商鞅变法，“奖耕战”、“抑商贾”就是当时提出的“重农抑商”政策。此后，凡实行变法的各国大都采取了类似的政策。这种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政策，为汉代所承继，一直到清代都是中国政府的基本国策。

李悝/《战国纪变法篇》截图

“重农抑商”、“崇本抑末”的政策，后世的评价更多是从鼓励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这种解释其实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仅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似乎是鼓励商业才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从社会分工和交换的角度看，“重农抑商”、“崇本抑末”的政策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当然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后，许多学者又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批评“重农抑商”，“崇本抑末”的政策，认为正是“重农抑商”的政策阻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

其实，仅仅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理解中国两千多年的“重农抑商”政策是片面的。战国时期的李悝、商鞅提出“奖耕战”、“抑商贾”政策时，确实是为了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加国家的税收以利战争。但是，到了汉代，“重农抑商”、“崇本抑末”事实上成为汉代政府用来抑制富豪，缓和社会矛盾的一个政策。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商人不准穿着丝葛绫锦衣物，不得操持兵器与骑马乘车，更不许入仕做官，从政治上将其打入贱民行列。政府在经济上重征商人，“租税以困辱之”，如人口税，商人加倍，征收二算。

中国古代政府为什么要抑制商贾？有人从政治角度解释，说是防止商人坐大之后在政治上威胁到朝廷政权；有人从经济角度解释，说是商人在流通领域活动，并不像农业那样能够提供物质产品，对经济发展有害无益。这些解释或有一定道理，但都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汉代以后国家实行“重农抑商”，“崇本抑末”****主要是为了缓解社会贫富悬殊，防止社会两极分化。**因为在一个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共存的社会，商人获取财富的速度和程度必然会远远超过耕种土地的农民，而这种农与商在获取财富速度上的巨大差异变导致社会的贫富两级分化，最终动摇国家的统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正是由于商人是士农工商中最易致富的阶层，所以被排在四民中的末位；正是由于商人拥有的财产远远超过了农民，所以国家在政策上要抑制商人；正因为农民最易贫困潦倒，所以国家要扶持农业。所以，抑制商贾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发展的主张，同时跟是一种平衡社会发展，减缓社会分化的国家政策。从维系社会基本平等的思路看，“重农抑商”其实就是“扶贫抑富”，因为农为贫，商为富，国家不得不重农抑商”。

以上解释并非笔者想当然杜撰，《汉书·食货志》中有一段话讲得非常透彻：“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国家为什么要在法律上抑制压低商人地位呢？因为商人已经很富裕；为什么要提高农民地位呢？因为农民已经很贫穷。正是因为世俗社会只尊崇有钱的商人，所以朝廷要有意压制商人；正是由于官吏鄙视农民，所以国家要用法律制度来保障农民的地位。

所以，用国家法律政策来平衡社会贫富之间的社会地位，用政治来平衡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悬殊，这才是“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最根本的意义。虽然这种平衡社会阶层之间差距的国家政策并不一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会妨碍经济的正常发展，但这是另一个问题，并不影响“重农抑商”政策在大多数时候是为了维系社会不同阶层间相对平衡。

《清明上河图》局部

下面再来看看中国历代政府在维系社会基本平等上面的一些具体政策。

对于一个农耕社会来说，政府维系社会平等最重要的措施是对粮食供应的调节和平衡。民以食为天，在生产力低下的农耕社会，最重要的商品就是粮食。而粮食分配不公极容易引起社会动荡。

与其他手工业产品不同，粮食并不是每天能够产出，而是季节性的产品。在一年四季中，有耕种的季节，也有收获的季节。由于粮食这个特殊商品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供应量，那么粮食价格随着季节上下起伏是一个自然现象。由于商人在市场中是为了利益最大化，所以会采取各种手法来获取最大的利益。在古代社会，商人对粮食进行囤积居奇，获取暴利是一个普遍现象。当青黄不接的季节或荒年时期，商人会因为粮食供不应求而把粮食卖得很贵。当粮食收获季节来临，由于粮食供应充分，粮价会下跌。粮商就会竭力压低收购粮食的价格。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的粮食市场总是会交替伴随着两种现象，一个是“谷贵伤民”，一个是“谷贱伤农”。所谓“谷贵伤民”，就是粮食太贵，普通百姓买不起粮食，青黄不接的季节或荒年常常路有饿殍，民不聊生。所谓“谷贱伤农”，就是说在丰收的季节粮价太低，农民劳碌一年，所得无几，苦不堪言。

上述两种现象实际上都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只要有商品经济存在，就有可能出现上述两种情况，要么是“谷贵伤民”，要么是“谷贱伤农”，这是价值规律使然。但是，这两种情况如果发展到极端，特别是遭遇天灾，饥饿的民众就有可能揭竿而起，威胁到朝廷的安危。

为了缓解这种社会矛盾，中国古代政府经常使用一个政策，这就是**“常平仓法”**。这个方法最早是出现在春秋战国，当时齐国的管仲，越国范蠡，魏国的李悝都实行过常平仓法。

所谓“常平仓”就是政府运用市场的手段来保持物价的稳定。每当粮食在丰收的季节，粮价很低的时候，政府出面大量地采购粮食。根据供求关系，政府大量采购必然会阻止粮价下跌，防止“谷贱伤农”的现象出现。同理，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或粮食歉收的时候，由于粮价上涨而一部分穷人买不起粮食，这个时候政府会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把粮食大量卖出来，以防止“谷贵伤民”，这就是常平仓法，政府要始终在仓库里面维持恒定数量的粮食来调节和平衡市场。平籴和平粜是两种基本手段。几乎古代中国的每个朝代都用了类似的方法。

蔚县常平仓

从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看，政府用买进卖出的方法来保证粮价稳定，保证民众不受到商人的压榨，避免危及社会的稳定、危及民众的生存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政府出面干预粮食市场调节做法显然带有朴素的社会主义色彩。**美国在20世纪三十年代遭遇严重经济危机，罗斯福政府在当时借鉴了中国宋代王安石新政中的常平仓政策，作为新政的农业政策的一部分，这一农业政策常常被美国保守主义指责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除了粮食之外，中国历代王朝调节市场以利民生还有一个方法，叫做**“平准均输法”**。平准均输法是指两个概念，一个叫平准，一个叫均输，均由汉代桑弘羊所创建。

平准制度也是在汉武帝时期创立。桑弘羊在京师长安首创平准机构，政府运用手中掌握的大量物资和经济力量来保障社会物价稳定。当市场上某种商品价格上涨时，平准官就以低价抛售该商品以抑平物价；当价格过度滑落时，则由平准官收购商品，使物价保持稳定。平准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物价，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民生。在今天，保障物价的稳定仍然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

桑弘羊“舌战群儒”

均输原意为“齐劳逸而便贡输”（《盐铁论·本议》），最初是为了方便各地方政府上贡产品。公元前115年，桑弘羊任大农丞时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吏，令工官造车辆，加强运输力量，各郡国应交的贡品，除特优者仍应直接运送京师外,一般贡品则按当地市场价格,折合成当地丰饶而价廉的土特产品，交给均输官，由他负责运到其他价高地区销售。这样，既可免除各郡国输送贡物入京的烦难，减轻农民的劳役负担，又可避免贡物在运输中损坏和变质，使国家财政也能增加收入。桑弘羊提出的均输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唐代的刘晏，宋代的王安石都曾使用过均输政策。

在中国古代社会，通过“重农抑商”政策来防止社会分化最为有力、也最招人批评的政策是汉武帝时期的**“算缗”**。所谓“算缗”，其实就是专门针对商人和高利贷者的高税收。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

从上面提到的“算缗”看，商人需要比手工业者和农民缴纳更高的税。平民车1辆征税1算，商人则加倍；对于富商人和高利贷者，税率加倍，每二缗（2000钱）征一算，税率6%；对手工业者则减一半，按其出售产品价计算，每4000钱（4缗）征1算，税率3%。如商家有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者，除没收辑钱外，并罚戍边一年。有揭发者，奖给所没资产的一半。

汉武帝时期如此大力打击工商业者主要还是为了防止由分工引起的社会分化。从经济收益角度看，古今中外，农业的获利总是低于手工业，而手工业又低于商业。正是由于这一点，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会对农业采取补助措施，因为农业无法在市场上跟工商业竞争。中国是一个相当早熟的国家，早在汉代就看到了农业无法竞争过商业和手工业这一市场现象。司马迁在《史记. 货殖列传》中有一段话讲得很清楚：“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这把农工商三者在市场上的地位讲得很透彻。正是由于农工商在市场上有着天然差异，所以政府不得不颁发朝廷律令来抑平富商，扶助农民。

汉武帝时期对商品经济的干预最著名的事推行以桑弘羊为主所制定的盐铁官营政策。御史大夫桑弘羊坚持国家干涉经济的政策，认为盐铁官营“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佐助边费”，又有发展农业生产，“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的作用，因而决不可废止。他在为盐铁官营等政策辩护时，全面地提出了对工商业的看法。他认为工商业应该由政府控制，发展官营工商业。这样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以“排富商大贾”，抑制他们的兼并掠夺，有利于“使民务本，不营于末”，有利于“建本抑末”。

 

以现代眼光观之，中国古代的平准、均输和算缗、盐铁官营等政策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朴素社会主义色彩。而这种朴素社会主义色彩有着明显的早熟特征。

中国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早熟的国家。因此，早熟，是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之点。中国的封建制度、中央集权制度、文官考试制度、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意识的产生都远远走在世界其他国家前面。但由于这制度和观念都产生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古代社会，因此太过早熟而无法在社会内部产生出典型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由于中国很早就有了土地个人所有制、有了商品经济，所以中国社会也最早出现由商品市场引起的两极分化等社会弊端，而这些社会弊端又很早就催生出古代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毫无疑问，由于中国在资本主义尚未出现的时候就产生出防止社会分化的朴素社会主义思想，在客观上阻碍了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出现，最终也使得成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无法在中国这个缺乏典型资本主义的国家自然产生，这是中国作为早熟国家的弱点。

但在另一方面，早熟国家也有着自身的优势。由于中国早在生产力低下的农耕时代就有了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意识，虽然这种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意识跟现代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有根本性差距而不能相提并论，但早熟的、不成熟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意识毕竟给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和基础，中国的历史基因跟马克思主义又有不解之缘，这是中国在今天能够获得发展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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