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苗问题上，靠监管最多治标，加上计划体制和国营化才治本_风闻
凯申日记本-凯申日记本官方账号-微信公众号【凯申日记本】2018-07-25 13:18
前天和昨天分别写过两篇关于一类疫苗应该国营化的文章，分别是：
本文是下篇。
看这篇文章之前，建议先做好两事：
1、建议先阅读上篇和中篇，因为这两篇提到的一些内容，下篇中不会再提到，你看完下篇之后如果感觉有一些地方没说全或者有漏洞，请先去翻上篇和中篇，有很大概率会找到答案。
2、建议先自己百度一下，什么是国营企业，在上篇和中篇的评论中，有太多太多知友连国营企业是什么都不知道，还以为就是我们常说的“国企”，还以为三鹿、中移动、武汉生物、中石油这些是国营企业。
正文开始……
长春长生事件爆发之后，很多朋友都把重点放在了呼吁加强监管上，这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这只是治标的做法，仅有这一条的话，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疫苗安全问题的。
1、资本天生有增殖的冲动，尤其是暴利诱惑面前有更强的冲动
下面这段话，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
那么，长春长生的利润有多高呢？媒体给出了答案：
查看长生生物的财务报告不难发现，疫苗的确是个非常赚钱的生意，在疫苗相关上市企业中，长生生物以91.59%的毛利率占据行业首位，比贵州茅台的毛利率（91.31%）还高。
100元疫苗92元是利润，长生生物暴利超茅台www.guancha.cn
这么高的利润，可谓是暴利，私人资本必然有极强的冲动和侥幸心理去冒险，去突破监管，去贿赂官员，去更加隐蔽地造假，去寻找各种监管漏洞。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外国疫苗企业，还是中国疫苗企业，都有这样的冲动。但发达国家疫苗企业好歹还有技术领先优势，可以通过技术优势获取超额利润，而国内很多疫苗企业没有这样的技术优势，因此有更强的动机去走歪门邪路。
西方社会现在的“反疫苗运动”思潮也有类似的心理因素，即使“监管”是存在的。
这种思潮的背后是公众对生产疫苗的大型跨国制药公司极不信任，因为西方很多药品价格昂贵，制药公司被认为有逐利动机。这种不信任甚至上升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据英国《卫报》7月11日报道，欧洲部分国家的抵制疫苗运动已经到了“丧心病狂”地步。当意大利国家队排球运动员、奥运会金牌得主伊万·扎伊采夫（Ivan Zaytsev），于上周在社交账户上贴出他和自己孩子的照片时，并没有想到，这会引发一场政治讨论。当时，7个月大的女儿刚刚接种疫苗，扎伊采夫在发布的照片里表扬她勇敢。
伊万·扎伊采夫的Instagram截图但是，照片刚发布几秒钟，扎伊采夫就遭到了来自反对疫苗激进分子们的大量恶意辱骂。这些攻击从**“你一定是拿了药厂的脏钱**”到令人不寒而栗的诅咒——“希望你女儿快得病死掉”。
对于意大利的反疫苗思潮，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政治学教授乔瓦尼·奥西纳说，“此事背后是民众对精英主义的强烈不信任”，“这样一来，如果医生说，‘你的孩子必须接种疫苗’，人们不会想着医生是专业的，他们只会想，‘你是不是从销售疫苗的公司里拿了钱’。”
可见，即使有监管存在，由于市场化企业的逐利性冲动，部分社会群体也有倾向去怀疑疫苗生产者的不良动机，因为疫苗是否良心，在普通消费者的个体层面带有“玄学”色彩——我打上发病了不能确定是疫苗不好；我打上不发病不一定确定是疫苗有效，个体感觉上缺乏明确性，只能期望于厂家的良心，而厂家又是逐利的，而监管毕竟是人在做。公众的不安全感也就可以理解。
2、监管本身存在局限性
而监管呢，是被动的，是抽查的，是事后的，是由具体的个人去执行的，是要遵守一定的规则的，这里面变数太多了，导致这个网必然会有漏洞和网眼。当然我们现在的网，网眼太大，你如果加强监管，相当于把网眼变小了，但是还是有空子，这最多只能提高造假的难度和成本，使得资本家选择造假的时候更加谨慎和隐蔽，花更多的钱去公关，用更巧妙的方式去绕开规则。
只要资本家仍然有赚钱冲动，那么监管就是像是拿着榔头玩”打地鼠“的游戏——就取决于监管者的手是不是勤快，是不是敏捷了。
这对于一般的行业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因为：
第一，大多数行业利润率都没有那么暴利，也相对透明，利润低了，冲动就弱。
第二，大多数行业生产的产品，好不好、有没有效果，是相对容易看出来的，这种情况下监管就比较容易，比如手机，用的什么内存你很容易就看出来，比如普通药品，吃下去病好没好人就能感觉到。疫苗呢？你打了没发病，谁知道是你没遇到病毒还是疫苗起作用了呢？
第三，大多数行业出了问题影响有限，不像疫苗这样，全民注射，波及面广，而且涉及后代健康，一旦出事就是大事。
而且，对于现在的各种以赢利为目的的国有（不是国营）、私有疫苗企业来说，都是各地的纳税大户，对各地的解决就业有重要的作用。而财政收入和就业是地方政府关注的头等大事，一旦企业暴雷，财政收入影响不说，更麻烦的是职工下岗，制造不稳定因素，这也使得地方政府有天然的“和稀泥”、“压盖子”的冲动，对本辖区内的重点企业、纳税大户、就业大户（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不愿去硬啃，当年的三鹿事件也有这个因素。
因此，监管只是一种威慑手段，它无法解决“犯罪冲动”的问题，无法消除“产生犯罪的土壤”，它自己也存在被腐蚀拉拢的可能性。
现在中国对毒品犯罪打击非常严厉，但还是有很多人为了暴利而不惜以身犯险。
当然，我们必须要说，如果没有对毒品的严厉打击，那肯定毒品问题远比现在严重。因此，监管是必须的，但它只能起到一个“把问题发生率压在一定程度”的状态下，因为在暴利下的冲动必然会导致侥幸心理，从而使得毒品问题呈现“受压制而不绝”。
在毒品问题上，我们现在没有完全治本的方法，也就是“让所有人都没有制毒的冲动”，但是也有部分治本的方法，比如提高生产力，让民众不需要制毒贩毒就能有正常的收入，就能有饭吃有衣穿，这样就会降低社会上的犯罪冲动。
试想，一个吃不上饭的国家，哪怕对各种犯罪的“监管”再严厉，也会有大量的民众铤而走险，因为这个时候会有很多人有强烈的动机，这就是土壤，土壤不除，监管只能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疫苗领域，这样的“清除土壤”的治本之道是有的。因为国营企业在制度设计上天生就不追求利润，天生就没有造假谋利的冲动，因此非常适合在一类疫苗领域使用。
对于国营企业（再次提醒，不是国有企业）的领导，生产计划不是来自于市场需求，而是来自于上级指定；销售也不是面向市场，而是由上级统一收走；企业生产多少、生产什么都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同时也没有来自股东和上级的利润考核要求（但有安全生产、保质保量的要求），挣的钱也是国家的，我就拿固定的死工资，也没有什么利润分红，那么我有什么必要去造假呢？
我如果不造假，我在利益上一点损失都没有，到了年龄还可能升官。
我要是造假，我一点好处都没有，一类疫苗是国家免费发放的，我就算通过造假降低了成本，也没什么意义啊，反而造假可能会受到严厉惩处，丢掉官位坐大牢。这从“收益/成本”上看明显没意思啊。
制度设计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考虑现实的人性。光提“加强监管”，但加强监管最终也是要落实到执行上，人性中天然有趋利避害的一面，不要对人性有过高的期待，相反，要利用人性的趋利避害来设计制度，用制度来保证，这样才能执行效果好。
现在的现实官场，不是很多人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当太平官”吗？很好，一类疫苗的生产就用你这一点。对于一类疫苗生产的国营企业领导，“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足够了，你就按照现有成熟的流程按部就班生产就行，生产流程怎么样，你就怎么生产，谨小慎微，无过就是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行。
当然了，我们不是说这样的官当国营企业领导就是最好的，而是说，即使这样常见的普通官员当了国营企业的领导，由于制度的作用，也可以避免赢利冲动下的一类疫苗造假。
那么，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不是就无法创新了呢？会不会我们的疫苗研发就停滞了呢？
我们先看看现在资本增值、利益主导下的长春长生的研发投入：
与此同时，高毛利的疫苗行业研发投入却远远赶不上销售费用。以长生生物为例，2015年-2017年，公司销售费用分别为1.41亿元、2.41亿元和5.83亿元。其中2017年长生生物销售费用占营收比重高达37.88%，然而2015-2017年，其研发投入分别为1837.83万元、4333.60万元、1.22亿元，尚不及销售费用1/4，占营收比例则分别为2.31%、4.26%和7.87%。
疫苗“诞生”链： 轻研发重销售下的信任困境finance.qq.com
可见，私营企业未必重视什么研发，因为市场化下的企业看重的是挣钱，而在疫苗领域，通过研发挣钱，既有风险，还慢，为什么不走更快的资本运作的路子呢？
研发投入不够，是不是长生生物缺钱呢？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2017年，公司在理财方面可谓是下了狠心，公司利用募资资金和自有资金投入累计111.58亿元，合计实现理财收益7851.72万元，相当于当年扣非净利润的12%。 另外，还有未单独披露的公司及子公司在额度范围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3.57亿元，累计获得收益34.45万元。 斑马消费查阅2017年报显示，在当年底，公司还有20.53亿元的理财余额。 在2016年，长生生物的理财行动同样不可小窥，其年报显示，当年累计利用闲置募资资金及自有闲置资金累计52.89亿元，累计实现收益2707.16万元。
而国家主导的研发创新投入，至少单位不会把这么高的比例放在投资理财产品上……
研发并不一定需要市场化，高铁改进、战斗机、航母、055、航天这些，都不是市场化的产物，但是它们对中国自身而言，都包含了很多的创新环节。那种“只有市场化才会促进研发”的观点，是片面的。
具体片面在什么地方呢？其实上篇和中篇也说了——在很多领域计划干不过市场，是因为在这些领域里，市场信号反馈较强，而计划经济环境下没有市场反馈信号，导致“不知道该往那条路上创新”，而不是“不会创新”——比如如果今天我们的手机全是国营工厂统购统销、国家定价的，那么全国可能就几种手机型号，因为像“直板还是翻盖好”、“屏幕几寸才算好”、“摄像头是伸缩好还是不伸缩好”这些信号，都无法通过市场反馈回来，因此导致国营工厂只能根据上级的命令的方向进行创新，而无法贴近市场，贴近消费者进行创新。
但如果一个领域，并不是面向终端消费者的，而且它的创新方向不需要市场判断也能知道的，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计划经济在创新层面就没有明显的劣势了。
比如原子弹，创新方向就是“低维护成本、高爆炸威力、小型化”，这些创新方向需要市场来告诉你吗？不需要啊。
比如印钞厂，创新方向就是“防伪性强、识别性好“，这些创新方向需要市场告诉你吗？不需要啊。
但手机就不行，摄像头是不是该伸缩，后盖是玻璃的还是金属的，这个真需要市场来告诉你。
同理，对于疫苗，那就是“提升防疫效果、覆盖更多的疾病”，这些创新方向也不需要市场告诉你才知道啊，国家直接就可以下达指令，往这个方面上创新就可以了。
当然，计划体制下的疫苗创新机制的具体细节可以再深入讨论，比如是直接让生产一类疫苗的国营工厂同时负责创新，还是由另外的事业单位、学术机构负责创新，还是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全国各单位合作攻关，都可以再进一步分析。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疫苗事业也是从无到有的，并不是说计划经济下大家就真的什么新东西都不搞，一起混吃等死：
1975年7月1日，陶其敏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代血源性“乙型肝炎疫苗”——“7571疫苗”。检验疫苗是否有效的第一步是进行敏感性和安全性试验，通常先要进行动物试验。但当时，动物试验的条件并不具备。制出的疫苗被锁进了冰箱。陶其敏望着凝聚着研究组几个月心血、克服了重重困难研制出来的疫苗，默默思忖，疫苗做不了安全试验，不能使用，怎么办？疫苗是自己亲手做的，于是她做出了勇敢的决定：在自己身上试验！1975年8月29日下午，陶其敏打开冰箱，取出了一支疫苗，请值班护士把疫苗缓缓地推进自己体内。晚上，陶其敏跨进家门的时候，两个孩子已经做好了晚饭。同样做医生的爱人去河南水灾区参加救灾医疗队。她对两个孩子说：“妈妈今天打了我们研究的肝炎疫苗试验针，很可能得肝炎，为了不传染给你们，你们也暂时离妈妈远一些，注意观察妈妈情况。”此后两个月内，她每周抽血五毫升进行检测，第三个月转入定期检查，始终没有发现异常。这时，体内的抗体也产生了。陶其敏取得了第一手试验依据，证明了乙型肝炎疫苗的安全可靠性。血源疫苗研究成功之后，陶其敏将其交给做基因工程的研究机构，以便大规模生产和在人群中推广。根据卫生部的安排，陶其敏把自己制作血源疫苗的技术和整个工艺无偿给了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
再说了，计划体制也仅仅是把一类疫苗管起来，你私人企业如果真的有本事，真的愿意搞创新，那你完全可以在二类疫苗，在新的疫苗（比如艾滋病疫苗等）上搞创新，没人拦着你啊。你真要靠创新搞出新疫苗，你挣大钱，没人看着眼红。
总之，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脑子里不要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束缚，要看实际，在不同领域，哪种手段实用就用哪种，即使反对，也一定要出自“因为这个手段在实际中的这个领域的效果不好”，而不是出自“因为这个手段是计划/市场，所以不能用”。
我们还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同时，大力加强监管和一类疫苗国营化不是互相冲突的，而是可以互相协作，相辅相成的。一个治标，一个治本，方可保疫苗事业顺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