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私企、私有化和资本_风闻

疫苗事件爆发到现在，大家都在反思为什么救命的疫苗会出现如此大的问题。相关讨论不仅牵涉了政府将管，也上升到国企和民企的层次。然而，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是国企好或者民企好就能够说清楚的。重要的可能不是企业的所有权性质，而是这样连个因素：一个是私有化，一个是资本。

一、化公为私的民企更可怕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把它们一棒子打死。如果论数量，中国的民营企业数量远超国企，提供的就业岗位也比国企多。如果论企业单个体量，国企不都是巨无霸，而民企也不都是小作坊，也有阿里巴巴和京东等一起大型民营企业。如果以依法依规经营来衡量，国企照样也有违法经营的，大型国有化工企业污染环境的报道不是没有过，大部分私企也基本能够合法经营。然而，这些企业对安全的重视程度并不一样。

单从本次疫苗实践来看，国企和民企都存在违规行为。根据新华社的报道，长春长生（民企）和武汉生物（国企）各有一个批次的百白破疫苗因药效不合格被通报。长春长生此次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一方面是拜《疫苗之王》一文所赐，被推到了台前；另一方面是该公司存在擅自改变生产工艺并伪造记录的行为，主观故意更大，性质更为恶劣。

虽然国企和民企都可能出问题，但国有企业对安全更为重视。国有企业因其自身特点，对成本并没有那么敏感，但是对安全风险更为敏感。国企领导没法把利润装到自己兜里，同时赔了也不是自己的钱，所以企业效益不是越高对他们越有利，而是顺利完成包括利润、安全、合规等在内上级考核才是最优选择。公家单位的领导，无论是在政府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甚至是部队，都有一个特性就是怕出事。毕竟都是混体制内的，责任事故一票否决，之前的努力和苦熬都将付之东流，升官无望，还可能丢了铁饭碗，个人成本实在太高了。有的时候，国有企业领导宁可亏损也不能削减安全生产方面的投入，宁可赔钱也要确保产品和服务的正常供给。记得前几年兰州自来水出问题的时候，员工对记者说过，外资老板为了节省成本，对维修管线很不积极；但还是国企的时候，自来水公司的领导宁可赔钱也要修管线，因为一旦出事儿要丢乌纱。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迫于盈利压力对安全就没那么关注了。对民营企业而言，在安全生产与合规方面投入的每一分钱都会削减自己的利润，那可都是真金白银。再加上我国的处罚又太过仁慈，只要事情不闹大，事故成本和处罚成本远远小于其违法违规收益。吉林省药监局对一个利润上亿的企业只罚300万，简直是隔靴搔痒。因此，民营企业更愿意牺牲安全投入来换取更大利润。

民营企业虽然有削减安全成本的冲动，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做。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民营企业按来源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家白手创业，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另一类则是通过私有化，化公为私的企业。最危险的，就是后者。

白手起家的企业更看重合法合规经营。一方面，一个企业从无到有，会面对监管部门、同行和消费者的三重审视，能生存壮大必定有其过硬的地方。另一方面，企业家更加珍视自己亲手创办并经营壮大的企业，不允许因安全生产或质量不合格而毁掉i企业的信誉。

相比而言，私有化而来的民企则比较危险。第一，能够私有化国企的企业家都不是等闲之人。大家都懂，一个国企那么多职工，凭什么某些人最终成为企业的大股东，而大部分人沦为打工者？这背后的水很深。先不说这个别人哪儿来的那么多钱收购企业，单是官家肯把股权给他，这背后必然有过硬的关系做支撑。这些能够私有化国企的管理层，必定不是踏踏实实干业务的人，而是那些精于钻营人际关系之徒，压根儿就不是扎实做企业的人。第二，这些企业的所有者走惯了捷径，根本等不及扎实办企业。在改革开放的致富经中，化公为私是一条致富的捷径，另一条就是上市圈钱。这些私有化的操盘者前脚化公为私，后脚就要跑步上市，而阿里巴巴、华为却在上市的问题上反复思量。这些人走惯了捷径，哪里还愿意走那道阻且长的经营正道，一心想着怎么挣快钱。人性就是这样，由简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快钱容易钱挣惯了，就很难扎扎实实做事了，所以什么安全成本，什么研发投入都可以省，最重要的就是吃老本上市，就是靠重金砸营销。

长春长生就是一家私有化而来的企业，危险性最高。现任董事长在当年只有几万年薪的时候，就能拿出几千万收购企业，而且作为时任的副总能够顺利完成私有化，没有靠山谁能信？完成收购后，企业上市，市值飞涨，董事长、副董事长、财务主管、销售主管都是自家人，迅速走上财富巅峰。企业享受着超高的利润率，营销成本大大高于研发投入，明摆着是一家靠关系而非靠技术生存的公司，所以除了关系，其他的都不重要。

总结一下，在所有企业里面，国有企业在全方面投入的医院最高，其次是那些从无到有的民营企业，最后就是化公为私的民企。很不幸，在国产疫苗行业，化公为私的企业的企业占到了半壁江山。

二、资本的逐利本性

说完了私有化，只能解释长春长生出问题的原因，却解释不了武汉生物的问题。那么就要引入第二个变量——资本。

伟大的革命先师马克思早就告诫过我们资本的逐利本性，“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

国有企业的逐利冲动低于民企，不代表它不逐利。如果上级考核更看重利润率，那么国企领导逐利的手段并不比民企差多少。如果国企从重企业发展和社会效益，变为重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话，那我国恐怕离社会主义的初心有点远了，有了那么点国家资本主义的味道。既然国企变成了国有资本，那么资本的逐利本性就不会改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国企也会为了利益铤而走险。

武汉生物是国有重点企业，而且还是央企。按理说，这样的企业更多的应当看重社会效益，盈利是其次。可惜，有报道称其母公司要整体上市，在资本市场对利润率的严格要求下，老牌央企也不得不追去利润。逐利这个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恐怕会变成一对儿孪生兄弟，一个老虎尚的两个爪子。

三、强制免疫应重回计划经济

分析完了原因，咱们还是谈谈怎么办吧。我的建议是一二类疫苗采取双轨制。

国家把疫苗分为两类，一类是强制免疫疫苗，二类是公民自费接种疫苗。一类免疫是国家为了公民生命健康和全社会的免疫需要，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开展的，算是公民的一项义务。国家在预防疾病、财政能力和技术条件的平衡下确定一类疫苗的种类。进入一类免疫的疫苗有这么几个特点：技术成熟、成本较低、免疫效果好、副作用小、疾病危害大。此次出问题的百白破疫苗是一类疫苗，而狂犬病疫苗为二类疫苗。

强制免疫更适合定点计划生产，无需市场竞争。第一，便于政府监管。在国内买家唯一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国营工厂定点生产，统一调配，以便监督和控制生产成本和产品质量。监管机构最喜欢的就是垄断，因为盯着一两个孩子，总比盯着一百个孩子轻松。国营工厂定点生产能够采用标准化生产流程，监管部门全程监管。第二，一类疫苗本身对创新和竞争要求不高。一类疫苗技术成熟，对成本和安全性更为看重，因此无需通过市场竞争的手段刺激创新，只需要控制成本和质量。第三，国营工厂的非逐利性更好地降低成本和控制质量。生产一类疫苗的工厂不生产二类疫苗，因此没有研发新药的需求，其产品价格无需包含新药研发成本，也就可以降低价格。同时，国家定点生产和统一调配，既免去了高昂的营销成本，又省去了不必要的竞争和浪费。在安全性上，因为工厂不需要盈利，只需把成本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确保产品质量和稳定供货，所以偷工减料、弄虚作假的冲动更低。如果一类疫苗厂家违规，那么直接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杀人——来惩罚。

对于二类疫苗，市场竞争还是必要的。一方面，二类疫苗需要市场竞争刺激厂家创新，并通过专利等手段支撑高昂的研发成本。另一方面，市场竞争也可以刺激企业寻找降低生产成本的途径。当然，二类疫苗市场，政府必须加强监管。监管不仅仅是发许可、检查抽查产品这么简单，还要加大执法力度和惩罚力度，用资本主义的惩罚方式——让违法者倾家荡产。一二类疫苗生产企业一旦分离，政府在惩罚起来也无需估计企业破产而造成一类疫苗供应短缺，从而能够放开手脚给违法者严厉制裁，切实维护人民生命健康。

四、姓公姓私要以人民的福祉为准绳

空谈国企好还是私企好毫无意义，只能陷于意识形态的纷争，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

我党的优良传统是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只有在这两点基础上，恐怕才能处理好姓公还是姓私的问题。在成熟稳定、注重安全的领域，坚持公营为主，私营补充，确保人民享受均等化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才能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普通消费领域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和技术进步，为社会留下进步的活力。

在市场化风起云涌的今天，在必要的领域巩固和加强国有企业，需要执政者以民为本，拿出政治魄力和政治智慧。让人民在养老、医疗和教育领域免于恐惧，以全民福祉为重，抑制资本支配整个社会，正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