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理想而战（2）理想的破灭_风闻

第一篇  乱象之源

有的网友在提到洋奴的时候义愤填膺，但通常只是痛骂一番，却很少想过他们从何而来，他们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份子为何会变成与主流思想针锋相对的存在，本篇将探寻洋奴的历史起源。

理想的破灭

纵观中国近代史，中国人的理想与信仰经历了数次严峻挑战。第一次是列强蜂拥而至时，中华民族陷入任人宰割的险境，面对这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我们原有的理想与信仰体系开始土崩瓦解，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整体的唾弃，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道统灭绝的危险。

当时在横扫世界的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中国社会的洋奴思想第一次兴起。**在洋奴心里，洋大人无所不能，中国人一事无成！贬损中国的一切，否定中国的一切，跪舔洋人的一切，正是洋奴的行为准则。中国社会取得的任何进步与成就都是对他们人生价值的绝对挑战，对于他们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洋奴们在心中为自己打气：“哎呦，我们是洋奴怎么了，跪舔怎么了？我们再贱也比中国人高贵冷艳！”而长达十四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正是洋奴们最为活跃的时期，汉奸[2]、卖国贼层出不穷！

这样的思想直到多年后，又开始再次出现，民族独立带来的自豪感逐渐消退，打开的国门让中国人见识到梦幻般的“自由”世界！

八十年代的北京城

纽约曼哈顿的世贸双子塔与自由女神像

1986年时，美国人均GDP高达19078美元，而中国仅为282美元，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67.62倍[3]。据文汇报高级记者郑若麟回忆，他于1985年第一次去法国，当时他在国内的工资是56元人民币，而人民币与法国法郎的兑换率是1.2:1，彼时法国的最低工资高达4400多法郎，是他的国内工资的94倍多。

今天我们很多人是“一出国就爱国”[4]，可当年有很多人是一出国就“叛国”[5]，为什么？因为差距大到让人绝望！我们在这种无比的震惊与痛苦中逐渐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坚持理想，争分夺秒、奋发图强；另一部分人理想破灭，认定共产主义死路一条，于是高喊“自由民主”！同时一个完美的西方世界的神话开始在国内流行。

中科院院士施一公[6]曾表示：他们那一代学生，一度以为美国是一个美好、自由、完全民主的国家。他们那一届，清华有2251位本科生，毕业后有一千六七百都去了美国，现在大部分还待在美国[7]。

小平同志在1979年就高瞻远瞩的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8]，但这样的不利局面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9]之后继续恶化，共产主义理想陷入了彻底的低潮，社会上对此不屑一顾者比比皆是。很多人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渗透影响下，高喊全盘西化！一时间，暗潮汹涌，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萦绕在很多人的心头，而西方媒体不禁沸腾欢呼：中国的和平演变就在眼前！

1989年11月11日，东德示威者将柏林墙的一段墙体拆掉

1989年11月，人群涌向德国柏林墙勃兰登堡检查站

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席卷中国之时，也是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节节败退之际。很多社会精英们纷纷认同西方的价值观，缴械投降，彻底放弃了舆论话语权，他们把西方文化捧上神坛，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踩在脚下，他们强烈渴望西方的认同，甚至不惜被再次殖民、为奴为婢！

这样的形势可以说是延续至今，依然没有彻底的扭转。“公知”们仍旧闭着眼睛高谈自由民主[10]，完全无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和西方世界的种种不足[11]，在他们心里外国的月亮永远比中国圆[12]！他们甘心为奴并以此为荣，无时不刻以双重标准[13]用“公知体”[14]对中国社会评头论足、大放厥词。他们吹捧西方中心论，大搞历史虚无主义[15]！他们对于中国社会中的种种问题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是非曲直统统归咎于体制、政府和文化，甚至当发生恶性暴力事件时，竟然刻意鼓动民众，高喊“冤有头，债有主，右手拐弯市政府”。他们根本就是西方反华势力的带路党和先遣军[16]！是一堆播恶遗臭的洋垃圾！

特别是新媒体时代以来，“公知”们的社会影响力急剧上升，一个大V能有几千万的粉丝！他们在网上呼风唤雨、睥睨天下[17]，造谣传谣、兴风作浪[18]，自以为民心所属、胜券在握[19]。

2014年，蓝翔技校的校长在学生毕业典礼上说道:“同学们，咱们蓝翔技校就是实打实的学本领，咱们不玩虚的，你学挖掘机就把地挖好，你学厨师就把菜做好，你学裁缝就把衣服做好。咱们蓝翔如果不踏踏实实学本事，那跟清华北大还有什么区别呢？”

当时有很多人调侃蓝翔，其实这些话真的是振聋发聩！是虚的不重要吗，当然重要！关键是玩砸了，人家技校生也照样有资格不屑与之为伍啊！祸国殃民还不如踏踏实实的修理挖掘机。尤其是在历史、政治、哲学、传媒、法律、经济等重要领域我们溃不成军，节节败退。我们之前希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结果我们生生被人整成了杨过！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曾直言最让他失望的就是中国的知识界，希望中国知识界不再沉迷于西方的概念游戏，应当有勇气和智识直面中国经验。

2014年，中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直接指出，目前社科院意识形态的主要问题有四个方面：第一、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第二，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第三，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第四，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

2015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底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20]

2016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又撰文指出教育系统是我们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敌对势力对我们的渗透首先选定的是我们教育系统，是校园。

而直到今天，“公知”们耀武扬威、坚不可摧的大本营还是中国的高校！

[1]  晚清重臣李鸿章对时代的评语。

[2]  “公知”们则热衷于为汉奸翻案。号称“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

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说过：“即使对于抵御外国侵略这类看似天经地义的爱国主义主题，爱国和卖国仍然可能是很难区分的。”

知名作家章诒和（章伯钧的二女儿）为汪精卫大唱赞歌，称“在民族危亡时刻，汪精卫希望能保全沦陷区一部份民众和土地，他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了”，“汪精卫的‘汉奸’罪名，总有一天是会推翻的!”

[3]  数据来自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但实际差距远不止如此，因为当时实行的是官方固定汇率。

[4]  我们的“新四大发明”虽然并不是中国首创，但的确做到了冠绝全球、遥遥领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张维为指出国人把国外想象得太好了，结果“一出国，就爱国，效果比党的教育还要好。”

[5]  2017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突破1.3亿人次，因此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当年出国热（出差、留学、移民）的疯狂甚至是丑态。比如1982年网球选手胡娜在美国比赛时突然离队寻求政治避难（实际上她备受国家重视），引起中美之间的外交风波。而今她定居台湾，仍毫无悔意，对受她所累的教练、队友、领导没有一句道歉。可现在如此不忠不义不孝的叛国之徒还能恬不知耻的回国捞钱并自称爱国。

[6]  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现任西湖大学校长。

[7]  由于很多人知足常乐，满足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对比国内，当时留在美国对他们来说就已经是踏上人生巅峰了），导致这么多的学生到了国外，能脱颖而出的非常少。

[8]  小平同志于1979年3月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改为“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9]  1991年12月25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正式解体！当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电视讲话说：“四十多年来，美国领导西方同共产主义及其对我们最珍贵的价值观的威胁进行了斗争。”“这种对抗现在已经结束”，“这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这是我们（美国）的价值观念道义力量的胜利。”

[10]  2011年《南方都市报》曾发表神文《老大哥在看着你》以反对政府推广监控系统，称“强奸可能是没有了，可是，自由也没有了。和自由相比，强奸算得了什么呢？”

[11]  今天的“公知”们可敢扪心自问：如果当年中美两国的经济条件完全倒转，他们还会嚷嚷全盘西化、自由民主吗？！

[12]  2016年一位中国女留学生李洋洁在德国德绍市被人残忍至极的折磨致死，令国人痛惜不已。其父母表示“我们一直对德绍市有着良好的印象，真的没想到这里也会有魔鬼。”而受害者在遇害前几天还在描述天是如何的蓝，人是如何的善良。而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洋奴们把西方发达国家吹捧成了人间天堂，过度的美化使她们放弃了最基本的警惕。这些吹捧导致很多人明明知道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横行霸道、谎话连篇、背信弃义的丑恶嘴脸，却又相信西方的大众全部都是热情、好客、诚实、善良，好似完美无瑕的高素质公民。

[13]  在知乎，网友对于什么是“双重标准”这个问题有着淋漓尽致的讨论，毫不留情的揭穿了很多洋奴们的虚伪嘴脸。而一位海外华人Duo-Liang Lin的英文诗《What Do You Really Want from Us？》（《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更是表达了许多华人长期以来内心的压抑和愤慨，因此被认为是多年来受到双重标准压迫的海外华人向西方偏见“射出的一记利箭”。该诗收录在本书附录1中。

[14]  这国怎：这国家怎么了？亏总民：吃亏的总是草民。我陷思：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定体问：这一定是体制问题！停等民：停下来等等你的人民。西吃草：西部人民还在吃草。中或输：中国或成最大输家。

[15]  2015年，章诒和发微博称：“日本国公布了二战在华阵亡人员数据：死于国军之手为31万8883人，死于共军之手为851人，死于苏联红军之手为12万6607人，被苏联红军俘虏的关东军80余万，另被苏联红军拘压得日本侨民167万多。基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相吻合。”

在这条微博之后，她随即发布了详细数据：“百团大战毙敌302人；平型关大捷毙敌167人；38年晋察冀秋季反围攻毙敌39人；39年冀南春季反扫荡毙敌37人；39年冀中冬季反扫荡毙敌27人；40年春季反扫荡毙敌11人；115师陆房突围毙敌16人。共击毙日寇599人，加上小战斗，合计被共军杀死851人。死者都有姓名年龄、家乡，部队、死亡地点、被谁所杀详细纪录。”

网友看了直言：“共军只有这点战斗力的话。国军也不用跑到台湾去了。”随后她删除了两条微博，称“两条微博，被人骂死。睡了，从明天开始好好看央视。”

[16]  网上流传着这样的打油诗：美军来了我带路；国军来了我入伍；共军来了我投毒。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书中写道：“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使斗争变得更加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得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

[17]  大V薛蛮子曾这样吐露心声：“每天早上打开微博都有上千条求我的信息，求关注、求转发。我随手回复或转发，感觉就像皇上批阅奏章一样。转XX省人民政府阅，一个私信发过去就解决问题。”

[18]  2013年长期在网上造谣传谣的“秦火火”和“立二拆四”被抓，曾经疯狂转发谣言的微博大V们立即掀起了删帖的热潮。

[19]  2013年畅销书作家慕容雪村应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邀请与“民主女神”刘瑜（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对话，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觉醒，文化的作用非常缓慢，但往往是决定性的。这些年，人们对共产中国官方文化的嘲讽越来越密集。在苏共倒台之前，黄色笑话，政治笑话也特别多。这大概可以说明，当人们开始反感你的文化，反感你的文体、文风、一切话语、一切做派的时候，你的统治就已经接近尾声了。”

刘瑜则认为虽然自己的觉醒尴尬不堪，但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到蒋方舟他们这一代，九零后、零零后的这一代，他们的觉醒应该比我们容易得多。”

[20]  袁部长还提出了了三个“决不允许”，包括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当然这番讲话立即引来了洋奴们狂风暴雨式的口诛笔伐。

但其实在这之前，英国教育大臣尼基·摩根（Nicky Morgan）发表演讲时强调英国价值观的重要性，认为“每一所学校，无论有无特定信仰，都应当推行英国价值，因为这才是正确的行为。”与袁部长只针对高等教育不同的是，摩根坚定表示，“所有学校都应当推行英国核心价值，就如同所有学校都应当推行严格的学术规范，无一例外！”

与中国的舆论截然相反的是，英国教育系统纷纷积极响应，剑桥大学哲学系当即决定，将所有“非自由主义传统”（non-liberal tradition）的哲学作品，统统从其本科生教育中移除，第一位被清除哲学家便是卡尔·马克思！之后更有英国中学因没有通过“英国价值观” 测试（British Values texts）而被勒令关闭。同样是反对“吃着祖国的饭，却砸祖国的锅”，在中英两国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