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起，书写俾斯麦船长与普鲁士被湮没的乐章（一）_风闻

【文/观察者网风闻社区 余亮】

何为俾斯麦，何为普鲁士

**——“铁与血”背后的精致乐章（**一）

【世界杯德国队早早回家，带走无数粉丝的魂魄。然而德国人的灵魂早已无处安放，自二战以来，战败的德国人就生活在胜利者的历史叙述里。近些年，一些西方媒体热衷于将崛起中的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类比，释放中国威胁论的幽灵。国内也有不少人喜欢做类似影射。随意类比是无聊的，我所关心的是，那个被诅咒的德国，究竟被流行的历史话语遮蔽了什么？】

1847年，未来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的哥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决定在柏林召集一个“联合议会”，以便为其修建东部铁路的计划筹款。各等级议员汇聚首府，开始吵吵闹闹。

会议本身乏善可称，但是一位叫做布劳希奇的平庸的地主议员，无意中做出了他这一生最伟大的举动——生病告假。因此，坐在替补议员席上，此前籍籍无名的俾斯麦先生得以意外登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终成德意志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

在那之前，时人眼中的俾斯麦只是一个心猿意马的地主之子，先后在军队、公务员队伍、乡村地主群体里百无聊赖混日子。在他辉煌之后，则因为“铁血宰相”四个字被刻板印象包围，与专制、强横、好战、凶狠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今天的人们看到他一身军装的照片，就仿佛嗅到血腥气和火药味，不由生厌。“血腥气”也是威廉国王一开始对他的评价。即便今天，B站上喜欢高呼“德意志科技世界第一”的二次元们，恐怕也未必清楚这个短命帝国的历史细节及其伟人人物的艰难实践。

B站弹幕截图

如果对比那个时代的政治家，我们总会下意识觉得拿破仑是青春的，俾斯麦是老迈的。除了画像艺术与照片艺术的区别，还因为拿破仑被认为代表了启蒙、自由、反封建的法兰西精神，俾斯麦则被按上了强权和老旧政客的帽子。

拿破仑画像

俾斯麦照片

实际上拿破仑兵败滑铁卢那一年，俾斯麦刚出生。在他出生前两年，耳聋的同乡贝多芬写出了《战争交响曲》歌颂惠灵顿击败拿破仑。在他出生前三十年，康德已经在“专制”的普鲁士首府柏林发表了著名文章《什么是启蒙》，号召普通人走出不成熟状态，自己为自己做决定。俾斯麦自己，24岁做公务员的时候就说：“政府的人员像管弦乐队的成员，但我只希望演奏我喜欢的乐章，否则我就什么都不演奏。”说这话的俾斯麦好像康德附体。很快他就辞职了。

俾斯麦与海涅、叔本华、瓦格纳、费尔巴哈乃至马克思等著名思想家、艺术家是生活在同时代的人，他比瓦格纳小两岁，比马克思大三岁。他的国王威廉一世，时常用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被资产阶级起义民众砍头的事情提醒自己要谨慎从事，时刻愿意对新阶层表示尊重与关怀。所以某种意义上，俾斯麦与国王都是半新半旧之人，正是新旧之间的张力，让他们用现代人日渐消逝的隐忍决断和谋略艺术完成了新阶层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

（俾斯麦与李鸿章：在中国，因为李鸿章曾被拿来比作东方俾斯麦，就更添加了俾斯麦的老派属性）

看着俾斯麦苍老的脸，我在想，这略嫌粗暴的面貌背后的岁月是什么。今天很多年轻人都补过了《三体》的钙——“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回望现实的近代历史，在启蒙、人道、自由、民主等好词的背后，还有什么在推动事物的发展？在铁血、强权、阴谋等帽子背后，又有什么难以言说的衷肠？

比俾斯麦年轻三十岁的尼采看出了一点，世界并非按照理性的概念和华丽的辞藻运作。但他找到的世界本质却是纯粹意志。这位身体的弱者，偏爱倡导超人意志，以为意志可以脱离实践自我生长，俾斯麦一定会对他的乡愿发笑。恩格斯也看到了俾斯麦的意志，认为当时德国统治阶级已经失去意志，唯独俾斯麦没有失去。这是批判的语言，未必全是事实。难道一个阶级会在没落时分才出现自己的伟大人物？俾斯麦只是历史的偶然而不可能是不灭的星火？俾斯麦与历史条件的交织更值得品味。在那个风云变幻、列强角逐的年代，俾斯麦和普鲁士是怎么做到后发制人，异军突起的？这也是我开始对俾斯麦好奇的原因之一。

要了解俾斯麦，先要了解一下普鲁士，另一个被误解的角色。

普鲁士究竟是什么

普鲁士，很多中国人对这个名字的印象恐怕来自初中语文课文《最后一课》。法兰西的都德先生扮演了一个被欺凌民族的受害者角色。他们的国土被侵占，语言被剥夺。罪魁祸首是普鲁士，那似乎是一个阴沉的国家。之后，法国政府血腥镇压巴黎公社，也少不了普鲁士做帮凶，更加深了这个印象。都德笔下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法国人不忘祖国，正好契合了中国人的反殖精神和爱国主义。

不过在时人眼中，印象未必如此。当时的法国才是欧陆霸主，普鲁士则是个初出茅庐的第五强国（在1815年的维也纳和约中，普鲁士排五强之末）。拿破仑军队侵占普鲁士的时候，费希特用长篇哲学演讲来表达德意志爱国主义，比不了都德的法国小说写法有煽动力。试想，如果普法战争法国胜利，破碎德国的艺术家又该怎样书写被欺凌者的声音呢。

普鲁士给人的印象似是而非。它是德国的一部分，却不知道是从哪冒出来的，然后又不知不觉地消失，像是某种完成历史穿越的道具而已。

普鲁士的历史确实不长，连国名都是捡来的。罗马帝国解体后，在漫长的日耳曼民族纵横史里都没有过这个名字。起初，短暂的法兰克王国雄踞欧洲，很快分裂为三。东法兰克王国居民以日耳曼人为主，逐渐演化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却被内部的封建割据以及与罗马教会的纠缠关系困扰不已，未能完成统一的、普世的帝国建构。到了15世纪已经积贫积弱，眼睁睁地看着国土两侧法国、俄国、西班牙等王权国家纷纷崛起，自身沦为列强的猎场，生灵涂炭。

普鲁士本身则是德意志变奏曲主旋律之外的一个意外插曲。大约一千年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出于对领土的渴求、对异教徒的打击愿望和应对农业危机等因素的考虑，派出王公经营北方苦寒地带的勃兰登堡边区。几经继承转手，勃兰登堡最终落入霍亨索伦家族手中。同时皇帝提倡反向殖民，鼓励日耳曼人回到千年前的东北出发地，与斯拉夫人争夺故土。于是教会背景的条顿骑士团东进，征服和统治了那里较为落后的普鲁士人——这个名字原本指称日耳曼人、斯拉夫人与波罗的海民族的混血族群。他们说着日耳曼人听不懂的杂糅方言。这块地方被称作东普鲁士。

天高皇帝远，条顿骑士团实行准共和制，体现出最初的理性国家面貌。骑士团中一个教团长是霍亨索伦家族远亲。一次联姻和随之而来的继承，导致东普鲁士与勃兰登堡在1618年合并成一个侯国。普鲁士这个名字也被新侯国借用了。因为勃兰登堡公侯腓特烈三世想称王，却不敢在勃兰登堡登基，毕竟勃兰登堡还在神圣罗马帝国传统势力范围之内，要称王就需要经过皇帝和各个王公的同意，成本太大。腓特烈聪明地跑到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登基，那里之前还是波兰王国的属地，不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管辖。

于是在1701年1月18日，某个腓特烈摇身一变成为“在普鲁士的国王”。普鲁士国家就这么瞒天过海诞生了，成为德意志境内诸多王国中的一个。可以说，普鲁士国家的创立就已经体现出创业者在夹缝中求机会的性格特质。有实力，无名分，遮遮掩掩，不屈不挠，最终靠实力达成名实合一。

新生的普鲁士始终处在国家安全的紧张焦虑中：

第一，领土分散狭长，堪称欧洲的智利。而智利是连贯的，东普鲁士和勃兰登堡则是远远分开的。那时的欧洲战火不断。普鲁士没有纵深，随时可能被敌人切成数段，现实中也不断被北方的瑞典蹂躏。不前进，就会死亡。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的欧洲版图，注意勃兰登堡与普鲁士的相对位置。图片来自乌尔夫·迪尔迈尔《德意志史》）

第二，人口稀少。到1713年也只有160万人口。

第三，普鲁士没有神话也没有历史来维系民族自豪感。没有神话和历史感的国家，是完全抽象的国家。所以它自己必须就是自己生存下去的理由。我猜想，这个自我循环自我维持的意识才是康德《什么是启蒙》诞生的土壤，也是康德式“启蒙”所隐藏的国家理由。

为了把这个国家经营下去，统治者采取了不同于欧陆主流的治理方式。

在人口方面，为了吸引劳动力，政府广纳移民并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于是宗教战争年代的欧洲，各国被迫害教徒纷纷移民普鲁士。新教徒、旧教徒、异教徒，在这里都能够相安无事。需要提及的一点是，柏林很多人口来自未来的宿敌法国，他们为普鲁士殚精竭虑。

在国家治理方面，普鲁士率先采用垂直的官僚机构，规范法律和纪律，通过“战争总署”实现高效的征税以筹集军费。同时期的欧陆多数国家还处于封建状态，只能通过境内大小诸侯来进行统治，深陷于各种扯皮、斗争之中，效率低下。不要忘记，哈布斯堡家族之所以能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位，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家族最弱，而强横的诸侯们只愿意推选弱者来当皇帝，由此积贫积弱。

2011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里盛赞中国早于西方两千年建立了垂直高效的行政官僚机制。而普鲁士则比一般西方早了几百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认为，普鲁士由于地主之间的贫富差距不大，相对平等，城市经济不发达，腐败相对较少，统治阶层更团结，整个社会较为均质，由此便于发展行政官僚体系（见《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普鲁士军队也率先现代化，强调常备军的训练和纪律，发明了列队操练等先进军事技术。军队是保证普鲁士安全和扩张的首要条件。普鲁士不断在领土扩张中寻找安全，并最终把两大块国土连接起来。

著名的德国历史书写者塞巴斯蒂安·哈夫纳认为，普鲁士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国家，政府所做的一切就是要维持这个国家机器的理性运转，塑造力量之一是战争（参见《不含传说的普鲁士》）。每一个腓特烈国王都认为自己热爱和平，每一个腓特烈都还是要通过战争来为本国赢得安全。腓特烈大帝自是一代名将，他的先祖早已孜孜以求于获得领土空间。三十年战争（1618—1648）、法国荷兰战争（1672-1678），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40-1748），七年战争（1756—1763）……最不被看好的新国家坚韧不拔，险中求胜，屡次面临亡国危险，却每每绝处逢生，就像胆大妄为又工于算计的企业家一样，每次都获得了最大收益。（如果有机会，我再阐述普鲁士和德国的创业史。）

军事只是一面。这样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国家，较早接纳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影响，诞生了不少文化名人。经济改革、义务教育法等都在这里率先推行。普鲁士在后世被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光芒掩盖，其实在法兰西共和国建立之前，时人眼中普鲁士更符合启蒙主义现代国家的理想，具有法治、理性、效率和较高程度的形式平等，堪称当时欧洲的理想国。弗里德里希大王（通常被译作腓特烈大帝，但他不是皇帝）更是经常和伏尔泰先生通信讨论人权、和平以及腓特烈的论文，不过最终对文人的散漫蹈虚产生了厌恶。

无忧宫里的伏尔泰与腓特烈

最近，中国在开展大规模纪念马克思的活动。可惜，我在各种相关文章、节目里但凡看到提及普鲁士，一概称做“专制的普鲁士”。青年马克思以在报刊上批判普鲁士专制而伟大，但是后人一味延用马克思的话则只是一种偷懒。对普鲁士的僵化印象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毕竟，那么多专制国家并没有能诞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有普鲁士产生了那个条件。

我们最好把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治、专制、议会、传媒、战争、工业、农业等等互相冲突的要素看作普鲁士乃至欧洲内在矛盾综合体。割裂和对立式的认识，正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所极尽嘲讽批判的，无法认识事物的全貌和根本动力所在。普鲁士的进步性显而易见，当然也包含了落后因素。佩里·安德森认为普鲁士综合了德意志南北经济、文化、政治差异，拥有最多的矛盾性和发展潜力。

而当时的德意志正处在迷茫中，地处欧陆中央，列强环伺，地缘政治环境复杂，自身内部大大小小封建王国和自由商业城市林立，经济社会屡遭战争破坏。教会与世俗权力相爱相杀，宗教冲突无处不在。皇室哈布斯堡家族只顾经营自己的领地，无视德意志利益，无法建立已经在英、法、西、俄建立的统一王权。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空有名号，却“既不神圣，也不罗马”（伏尔泰语）。到了1830年，歌德还忧郁地说道：“没有一个城市，甚至没有一块地方使我们坚定地指出：这就是德国。如果我们在维也纳这样问，答案是：这里是奥地利。如果我们在柏林提出这个问题，答案是：这里是普鲁士。”

1806年，拿破仑军队在耶拿战役中击碎了普鲁士的自尊，曾经的启蒙国家在法国新式国民军面前不堪一击。柏林和维也纳被攻占，神圣罗马帝国被消灭，德意志人陷入既屈辱又羡慕的状况中，普遍的心态是：“我们不能再次被法国羞辱，但我们必须成为法国那样”。民族主义高涨，普鲁士的改革派得以施展手脚。模仿拿破仑法典的普鲁士法典颁布，之前被延宕的改革在各领域展开，当然，并不彻底。有趣的是，改革人才大多来自文化更先进的德意志西部。

1815年，反法联盟彻底击败拿破仑，普鲁士改革也就放慢了脚步。在维也纳和约中，普鲁士获得了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地区。当时那里的丰富矿产还未被发现，无人知道未来会发展为鲁尔钢铁工业区，也成为俾斯麦说出“铁和血”这句话的底气。

拿破仑死了，但民族主义和改革风潮不会被消灭。德意志人把目光投向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强国，由谁来统一德国并建立现代国家，现在提上了历史日程。

德意志是民族国家的迟到者。俾斯麦在1868年说过：“德国若还能够在19世纪达成自己的民族目标，那在我眼中将是难能可贵的事情。”要缔造这个奇迹，哈夫纳认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最缺乏的是外交保障和作战意愿，只有一个人为他们补足了这两部分。

就在拿破仑的落幕声中，这个人出生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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