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之殇何解_风闻

​    近日，媒体爆出疫苗造假事件无疑给公众扔了一个重型炸弹，亿万国民原本伤痕累累的内心，又一次被狠狠捅了一刀。

    疫苗事件带来的有哪些问题？

    疫苗事件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今天我们通过三国里的一些故事分两点来展开讨论。

一

    看三国的时候，多数人都有一个想不明白的细节。当邓艾带着他的几千残兵，出现在成都城外时，刘禅为何轻而易举的打开了城门？

景耀五年（262年），姜维再一次率众出征，碰到邓艾，无所收获，只得回驻沓中。累计算下来，姜维已经九次北伐了。多次征战的结果是，功绩不立，国家空虚。再加上宦官黄皓弄权于内廷，竞争对手右大将军阎宇夺权心生。姜维对朝廷产生了不信任，不敢回成都。第二年，姜维上表，说钟会在关中治兵，意图很明显，我们应该派出张翼廖化等大奖，驻扎边关，以防不测。黄皓说这事不一定是真的（恐怕刘禅也认为不一定是真的吧），因此蜀汉并未重视。等到钟会邓艾和诸葛绪大举进军的时候，朝廷才反应过来。才一个多月的时间，边关多处失守，姜维只得和前来救援的张翼廖化合力拒守最后一关——剑阁。当姜维和钟会在剑阁对峙时，邓艾带着他的小分队从阴平小道绕到了后方绵竹。面对这支从天而降的部队，绵竹的诸葛瞻（诸葛亮儿子）被打得措手不及，邓艾得以长驱直入，来到成都。等到姜维收到投降的敕令，士兵都气得拔刀砍石头。

    这个细节里面，刨去一些偶然因素，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信任的缺失了。一方面是姜维所率领的主力部队对朝廷的不信任，另一方面是面对邓艾时，无论是刘禅，还是文武百官，或是百姓民众，对剑阁部队的回救能力都缺乏信任。

    如此一来，两代人经历几十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基业，一年之间就土崩瓦解了。

    我们再来谈谈疫苗事件带来的后果。显而易见的直接后果就是接种儿童有一定的概率出现意外，国内疫苗产业可能受到不小的冲击，防疫接种机制可能受到抵制等等。然而，最严重的后果莫过于公众对国产产品甚至对政府的信任降到冰点。我们一定还记得，上一次的奶粉事件带来的是什么。是公众宁愿冒着走私的风险也要购买国外品牌奶粉，是香港同胞埋怨大陆同胞买光了他们的奶粉，是国内奶粉产业陷入低迷。如此一些列现象，无一不折射出公众对国内事物的信任已经被摧毁。

    哲学上有一种观点，人类社会要建立一个有序的世界是千辛万苦的，要破坏一个美丽的世界是轻而易举的。自然科学里面有一个熵增原理，在一个系统内要获得一定数量的可用资源，必定要从另一个系统消耗更多的可用资源来弥补。建造一座房子要经年累月，消耗人力物力，而破坏一座房子，只需要一台挖掘机或者一颗炸弹。我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路上，众人不辞辛苦，你一砖我一瓦的劳作，却再一次有人点了一颗炸弹。那么，要抵消这颗炸弹带来的破坏，我们又要花多少精力和时间来修复呢？

    美国在50年代也曾经经历过疫苗事件，民众恢复对疫苗的信心花了60年，甚至到今日，仍有人抵制接种机制（良好的接种机制能有效的阻止传染病的爆发，这点毋庸置疑）。我们国家建立之后，经历了几十年才辛辛苦苦建立起的防疫机制也会像蜀汉一样土崩瓦解吗？但愿不是这样的。

二

   我们都知道，三国的孙吴最后被司马炎灭了。谈到被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内廷争权，部将（包括山越等蛮夷）反叛。孙鲁班，孙竣，孙綝等这些宫廷狗血剧我们暂且不说。就说说孙吴部将反叛的事。

据不完全统计，末代君王孙皓的任期内发生过这些反叛：

1）宝鼎元年（266年）冬十月，永安山贼施但聚众谋反，劫持了孙皓的弟弟孙谦，还损坏了孙皓他老爸孙和的墓葬，一路吹拉弹唱直奔南京城，幸得诸葛靓（曹魏诸葛诞的儿子）镇压才有惊无险。

2）建衡二年（270年）春，原本派出去攻打交州晋军的李勖，走到半路，却杀掉自己先锋部队的冯斐，拉着部队回来了。等同于反叛。

3）凤皇元年（272年）秋，朝廷征召西陵守将步阐，步阐抗旨不遵，还连人带城一起降了晋。派出陆抗攻打，才得以平息。

4）凤皇二年（273年），会稽盛传谣言，章安侯孙奋要做天子。会稽太守为了减轻自己治理不力的罪行，举报了临海太守奚熙，说他给自己写信时妄议朝廷。两位太守都被收押，一时之间地方长官空缺。朝廷派出一个二十五人的巡视组到各州郡，这二十五个人居然都逃亡了。

5）天玺元年（276年）秋，京下督将孙楷叛变。

6）天纪元年（277年）夏，夏口督将孙慎叛变。

7）天纪三年（279年）夏，原本驻扎在广州的督将郭马，因为老上级死了之后，自己没有升官，于是聚合部将造反，交州广州各郡县接连失守。孙皓派出陶睿陶璜等多支部队镇压。陶睿行军至武昌时，恰逢晋国大部队大举压进，只得停驻不前。

8）天纪四年（280年）陶睿从武昌回到南京，孙皓让他汇报工作。他说晋国的船只都很小，我只要两万兵力加一些大船，就没问题。孙皓立马给船又给人。临近出发前一晚，士兵居然都逃跑了。这一年孙吴灭亡。

    也许大家都说孙皓本来就是个荒淫无道的人，而且后期孙吴本来就风雨飘摇，手下反叛是很正常的事。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孙权任期内的反叛：

1）建安九年（204年），孙权的弟弟丹阳太守孙翊被手下所杀。

2）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刘备筹划夷陵之战，武陵等地的蛮夷，在马良的金钱和官职诱惑下，悉数反叛，并且派出兵力帮助攻打孙吴。

3）黄武元年（222年），曹丕要求孙权送太子孙登去洛阳做人质，孙权当然不同意。本来赢得了夷陵之战他，是有资本和曹丕叫板的。但是碰到扬、越之地的蛮族又在闹事，只得又结盟于病床上的刘备，共同抗曹。

4）黄武二年（223年），戏口守将晋宗杀掉王直，拉着部队投靠了曹丕，曹丕任命他为蕲春太守，屡次骚扰孙吴。

5）黄武四年（225年）冬，鄱阳的流氓彭绮拉帮结派，自封为将军，攻破了周边好几个郡县，兵力达到上万人。

6）黄武五年（226年），以全琮为东安郡太守，讨伐山越。（说明又反叛了）

7）黄龙三年（231年），派太常潘睿率兵五万征讨武陵蛮夷。（这兵力规模说明反叛很大）

8）嘉禾三年（234年）秋，以诸葛恪为丹杨太守，讨伐山越（又又反叛了）。冬，太常潘睿终于搞定了武陵蛮夷。年还没过完，庐陵李桓、罗厉等又造反了。这一波孙权派出大将吕岱，花了两年时间才搞定。

9）嘉禾五年（236年），前面的事刚搞定，鄱阳的流氓彭旦（估计和前面的彭绮是亲戚）又闹起来了。

10）赤乌二年（239年），孙权派出蒋秘南征蛮夷，蒋秘的手下廖式却杀掉沿路的地方官，自称将军，然后率领部队攻占了一大片地盘，人数达到几万人，整个交州震动。孙权只得派出吕岱和唐咨，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摆平。

11）赤乌五年（242年）秋，派遣将军聂友等，带兵三万征讨海南岛（这规模也不小）。

12）赤乌八年（245年），陆逊去世，将军马茂造反失败，夷三族。

   孙权相对于孙皓来说，高了不止一个档次吧？连曹操都有“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叹。可是孙权的任期内，造反的次数比孙皓时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可见，领导人的英明与否于此无关。

在我个人看来，孙吴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反叛，本质在于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没有分配好。孙吴的主要作战部队，都分散在将领手中，朝廷能直接掌握的部队非常有限。。通常一只部队都是在主要将领之间继承，比如西线的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等。而这些主要将领下面的将领多是父亡子承的模式。有个故事可以说明这点：吕蒙掌管西线部队时，周边的成当、宋定、徐顾三位将领死掉了，后代又很年幼。孙权想让吕蒙接管他们的部队，吕蒙不但拒绝了，还请了几位老师辅导这三位将领的子弟，培养他们接班。

    可见这种观念在孙吴是根深蒂固的，这导致的结果就是部队私有化。当碰到大的战事时，很多将领可能想的就是保全自己的利益。赤壁之战前夕，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劝孙权放弃抵抗？鲁肃当时就对孙权说得很直接，他说大家都劝你投降，无非是不想自己碗里的东西打翻掉，我也可以投降，我投降之后无非是回到老家，凭我的才能曹操仍然会给我个一官半职，我一样可以过的很好。但是主公您呢？您投降了，曹操给您个什么位置？

    孙权幸得有周瑜，鲁肃，吕蒙等这些心怀大义的忠臣，以至于三国前期舞台上，他是那么的耀眼。但是这些大忠臣亡逝之后呢？没有合适的机制来调配部队力量，任何一个将领私心重一点，带来的就是无止境的反叛。

回到疫苗事件上。

    十年前有三鹿奶粉事件，今天有疫苗事件，我们惯性的认为这是特定行业的人私心过重，道德沦丧导致的。那么谁又能保证明天不会再有其他事件呢？仅仅只能靠某个行业里类似于周瑜，鲁肃这样的人来把握良心底线吗？如果他们换岗了，退休了呢？

    我们再延伸一个小故事：

    东周时的晋国苦于小偷太多。有一个叫郗雍的人，能看出小偷的相貌，看他们的眉目之间，就可以判断他们是否是小偷。晋侯叫他去查看小偷，千百人中不会遗漏一个。晋侯大为高兴。告诉赵文子说：“我得到一个人，全国的小偷都没有了，何必用那么多人呢？”文子说：“您依仗窥伺观察而抓到小偷，小偷不但清除不尽，而且郗雍一定会死于非命。”不久一群小偷商量说：“我们走投无路的原因，就是这个郗雍。”于是共同抓获并残杀了他。

    晋侯听说后大为惊骇，立刻召见文子，告诉他说：“果然像你所说的那样，郗雍死了。但收拾小偷用什么方法呢？”文子说：“最好的办法是选拔贤能的人并重用他们，统治者开明，百姓受感化，老百姓有羞耻之心，那还有谁去做小偷呢？”于是晋王按照这个理念去执行了，小偷果然少了好多。

    我们的政府在对待一些事情上，仅限于使用“郗雍”这个方法。碰到有人造毒奶粉是吧？那就派出调查组，揪出责任人，处理掉。碰到有人造假疫苗是吧？那就派出调查组，揪出责任人，处理掉。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思考一下，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些问题，难道就没有办法从源头上根治吗？假如真没有办法根治，那么我们必定会陷入孙吴那种反复平叛的恶性循环中——今天的叛军刚摆平，明天的又会到来。

    当下中国政治军事上可以说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因此我们才拥有牢不可分的领土和很多国家无法媲美的安全环境。然而，在财政，民生，金融，工业生产等各个领域名义上遵循着统一的号令，实际上全然由各路“将军”把持。当这些“将军”心生大义时，我们是幸福的，当他们盯着自己的碗时，我们是悲惨的。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带给了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物质丰裕时代。然而也造就了唯GDP的年代，在这个吃喝不愁的年代，充斥着好大喜功的地方政府，金钱至上的企业家，追求住院人数的医院，增收创利的学校。我们到底是幸福的还是悲惨的？

邓爷爷当年的白猫黑猫论点，放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物质贫乏的年代，这是至高无上的真理。然而任何真理都要与时俱进。假如今天我们发现好多猫抓来的都是早已风干的老鼠，那他们还是好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