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舆情灾难的背后：现代化与富裕的挑战_风闻

摘要：这几天中国发生了一件核弹级的舆情风暴，东北长生生物因大批量无效疫苗被使用而遭到了全民抨击，舆论轰击对象从企业的不良，逐渐上升到监管部门的不作为，再攀升到对体制的信任，可谓层层叠加。在此次事件中舆情首先发于自媒体，同时并非传统的旧时代常见的资金补偿问题等经济纠纷，而是类似于环保的新型问题。在此，笔者推荐大家参考一下《统治与革命》中的《旧时代与旧制度》，希望对各方理解自己当前的利益，能够有所助益。

什么是旧制度？

旧制度即是基于旧时代的产物。

没有旧时代，就不会有旧制度。旧制度依赖于旧观念，但旧观念的维系却离不开旧的技术，旧的经济基础。倘若一个旧制度的统治者试图推动超脱旧制度的技术和经济，恐怕终将反噬其自身基于旧时代的权力。

在18世纪中期以前，报纸尚未流行的时代，欧洲各国舆论传播的基础在于教堂的教士，教士们对前来礼拜或弥撒的信众们传达国王的命令，阐述每天的时事，由于教士是最天然的君主拥护者，所以这就使得民众对基督教神权体制的崇拜和信任是如此牢固。

然而，报纸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切。

这种新式的信息传达方式使得当时的政府手足无措，也为那些最激进的鼓噪者提供了平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不论是米拉波，还是布里索，亦或是丹东，其反体制理念的传播都是基于这种新式传播方式——包括更早的卢梭亦是如此。

报纸而非刺刀在旧制度的崩溃中，扮演着超乎想象、甚至决定性的角色，它是革命家的道具。

同样，经济现代化带来了民众的富裕和丰足，使得民众对精神层面的需求大大扩张了，自我意识大大提升了，同时也意味着对自身尊严和权利的冒犯更加不能容忍。

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对于旧制度来说，经济现代化并不能解决统治难题，它只能缓和统治病症，同时使得统治变得更加困难。

因为现代化带来了两个效果：一个是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这意味着他们拥有极其强烈的自我意识和预期，这些人对旧制度的统治者缺乏敬畏，且渴望平等；另一个则是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这意味着他们对生活质量和个人自由拥有更多的奢求，他们不能容忍缺乏道义的管束就像不能容忍生来贫穷一样。

这些对于旧制度来说，无论是新的传播工具，还是新的统治难题，都是难以应付的挑战。在现代政治史上，很少有旧制度能够应对现代化带来的冲击。那些致力于推动现代化经济的统治者们，实际上走的不过是一条泯灭自我的不归路。

巴列维终身致力于缔造一个现代富裕的伊朗，但伊朗最现代化的年轻人反而是王权体制最坚决的反对者，庞大的中产阶级反而最不能容忍体制的管束。相比之下，朝鲜的金氏家族则深知如何统治，绝无任何开放改革的冲动，故而国家稳定，统治绵延不绝。

在此，我不禁想起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一个有趣场景：

当1980年11月，霍梅尼要求伊朗与美国彻底断绝外交关系时，伊朗相对爱国的总统巴尼萨德尔质疑道：“如果与美国断交，伊朗经济恐怕会遭受惨痛损失，社会足以倒退三十年”。霍梅尼冷冷地回应，“不错，但只有这样神的圣音才能真正践行。”

历史证明了霍梅尼洞穿时代的先见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