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深圳_风闻

作者：西湖客栈（虎嗅）

在刚刚过去的梅雨季节，深圳的心情，可能和阴雨绵绵的天气一样。

一系列戏剧性的事发生了：最近的是P2P爆雷潮中，平安旗下，全球交易量最大的P2P平台陆金所也传出代销产品逾期；7月初，华为真的“跑了，媒体振振有词：从7月1日起，2700名员工、多个研发部门将迁往东莞松山湖，华为动用了40辆印有“华为搬迁专用车辆”的8吨货车，来完成搬家的任务；中兴被美国制裁，僵持89天后迎来曙光，但以此事为起点，中美贸易战爆发，走势波谲云诡……

一座城市的商业地位，有时候是由它的明星企业定义的。在热辣的仲夏，质疑深圳、唱衰腾讯、中美贸易战以及捧杀小米，成为财经类自媒体10万＋的法宝。马化腾可能也没想到，腾讯有没有梦想与深圳变没变，会以一种微妙的关系相连。

穿过历史的迷雾，这不是腾讯、平安第一次被质疑，更不是深圳的第一次。38年前，深圳在一根“试管”中诞生，改革开放近乎普世价值的年代，她成为路标。但是，几乎每隔几年，diss深圳都会成为一种“时尚”。然而，过去每次身陷漩涡，这座城市最终都避开了暗礁，打开新的局面，深商的成绩单是最好的佐证。

可是，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深圳呢？

种子埋在1984

2016年春节前夕，袁庚溘然长逝。壮心与身退，他走得很平静，无缘3个月后的99岁诞辰。二十多年前，袁庚提出的那句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至今仍镌刻在深南大道旁的招牌上。袁赓去世后，马化腾撰写了一篇情词恳切的悼文，将腾讯的诞生，归因于袁赓精神的感召，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拼劲和闯劲。Pony 甚至一改往日的佛系地作风，感情丰沛地说：“只要这种精神在，深圳就会生生不息，企业精神就会绵延持久。”

2010年9月初，庆祝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的晚会上，39岁的马化腾初次见到了“深商教父”袁庚。袁庚虽已年届九旬，但精神矍铄，令这位后生心生敬仰。当年推选的“深圳30年30人”中，袁庚与马化腾分别拔得创业人物与创新人物的头筹。这份耀眼的榜单上，还有华为的任正非、万科的王石、中兴的侯为贵以及平安的马明哲。

深圳始于蛇口，蛇口始于袁庚。1978年秋天，时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袁庚南下，执掌招商局。这个传奇的企业，肇始于洋务运动，主张其事者为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理论的具体实践。李鸿章绝对预料不到，百年之后，招商局会以这样的形式，再次成为“西学”的导管。

次年，由袁庚主导开发的蛇口炸山填海，破土动工。深圳在蛇口这根“试管”中诞生。从此时起，围绕深圳的争论就从未断绝。80年代初，率先向港商出让土地的市长梁湘，甚至被有些人批判为“20世纪80年代的李鸿章”，“出卖国家领土”。以至于袁庚曾有些绝望地说过：“要是成功了我们都没有话说，要是失败了，放心，我领头，我们一起跳海去。”“大不了，回到秦城（监狱）去。”

不管怎么说，深圳春风得意马蹄疾，除了总设计师的意志之外，中国的贫困，才是这场改革势不可挡的能量。198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相当于西欧1200年的水平，落后了780年。冰冷的数据，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根本无从谈起。彼时，中国崩溃论比近十年更为甚嚣尘上。《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中提到一个细节，总设计师在视察东三省时，说了一句紧迫感十足的话：“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某种意义上，深圳是在这种危机感的催逼之下获得时间和空间的。

水好不好，看鱼大不大。种种因缘际会之下，偏僻一隅的深圳，成为创业者的“中心”。1984年，有一种元年的意味，许多种子，都是那一年埋下的。13岁的马化腾随父母从海南岛迁居到了深圳。他看到了深南路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招牌，少年的心立刻被深深地震动了。“这是当年中国整个政治经济环境下不可能听到的大胆想法，但又像夜幕中的一道闪电、春天里的一声惊雷，时不我待，深圳从此成为全国的创业热土。”

130公里之外的广州，文艺青年王石已经33岁，喜欢读司汤达的《红与黑》，当过兵，做过工人，在政府部门混了三年。他的母亲是锡伯族。锡伯族历史上是个游牧民族，能征善战，其中一个分支曾跋涉两万里，大举迁徒军屯伊犁河谷。王石一直认为自己的身上延续了这种野性的精神和对生命行走的强烈渴求。1984年，他已经揣着一腔近乎中二的热血来到深圳，从倒卖鸡饲料开始，办饮料厂、扬声器厂，开供电服务公司、开发房地产。因为业务太广，以至于1993年前后，万科被批准赴港上市时，在筹划会上，渣打银行一位年轻的基金经理瞪着大眼睛问王石：“王总，你们万科到底是做什么的？”

差不多同一时期，复员转业到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的任正非，在一个电子厂被骗200万之后惨遭解雇。他与妻子离婚后，同父母、侄子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为了偿还巨额债务、养家糊口，任正非被迫创业。摸爬滚打了三年后，他筹集了21000元，创立了华为，开始倒卖交换机。

那时，初中毕业的马明哲，在蛇口社保公司任经理助理。蛇口的工人经常发生工伤事故，一次偶然的机会，马明哲建议成立一支基金做保障，意外得到袁庚的赏识，并将此事委托给这个“无名小卒”。1986年，马明哲向袁庚建议成立一家商业保险公司，他汇报了5分钟，袁庚说“可以，具体怎么做？”马明哲随即拿出准备好的，模仿袁庚行文风格的信件，袁庚详读后，只是略作修改。随后，马明哲便带着信前往北京，单枪匹马“走审批”。1988年，平安保险正式成立，这家公司带有显著的蛇口“改革”气息，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地方性保险公司。

而在横贯东西，与长安街媲美的深南大道上，则可以窥伺到深圳执政者曾经的野心。去年，一家民间智库在《37年，深圳一直是个意外》中，透露了深南大道与梁湘的二三事。1980年，深南路第一段修通时，全长只有2.1公里，7米宽，可以说是“深南小道”。当时，有位美国老华侨在广播上听到深圳建立特区，写信给深圳市领导：“你们新建城市，我很高兴，根据外国经验，一定要把路搞宽，路要有六线走车的宽度，开始建设不搞宽，将来城市发展了，路不够宽，后悔就晚了。”规划设计部门随即提出将路面加宽到50米。

一年之后，梁湘走马上任深圳市委书记。五四运动开始的那一年，他出生于广东开平，清末此地曾是贩卖华工的重灾区，当地人称“贩猪仔”。梁湘的村子中，青壮年男子十之八九，或为生活所迫，自愿离乡，或被掳掠、拐卖到南洋、旧金山等地，充当苦力，这其中也包括他的父亲。 梁湘18岁时，便奔赴延安，从此南征北战。

临危受命到深圳时，和袁庚一样，他已过耳顺之年。趟过大风大浪的梁湘立即显示出与前任的极大不同——将深圳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城市来开发运营，而不仅仅是一个出口加工区。这在今天来看，无疑是非常有远见的认知。深南大道是他实践“城市理想”的主线之一。1993年，30公里长的深南大道全线贯通，耗时13年，最宽处达160米。梁湘因此没少被diss ，“小小的深圳，才几辆车，需要这么宽的路？”公开的质疑与非议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深南大道建成之前的1986年，梁湘黯然离开了深圳，在离职演讲上，他引用聂鲁达的诗，表达对这个城市的热爱：“如果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遗憾的是，他既没有生于斯，也未能终老于斯。不过后来的二十年里，深圳企业的摩天楼，以流畅的线条勾勒出了深南大道的曲线，包括顶着企鹅logo的腾讯大厦、地王大厦以及京基100等。

特区不“特”重要吗？

深圳作为“鲢鱼”的作用，在90年代达到顶点之后，开始回落。94年开始的特区不“特”之争，可以说是“唱衰”深圳的鼻祖。

早在1984年，深圳就已经不再那么“特殊”了。中央在四个特区之外，又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不叫特区，但是可以实行特区的部分政策。”1990年，浦东新区成立，与深圳有异曲同工之妙，几年之内，这个在当时地图上还没有标上地名的三角平原被世界瞩目。财富立竿见影地来了，有村民养猪赚到第一桶金后成立公司，在外滩开起了珠宝店；还有村民去证券营业部炒股，赚得盆满钵满，住起了别墅。

“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改革总设计师坦言：“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这其实也表明，深圳一枝独秀的时代过去了，长三角与珠三角的角力开始变得暗潮汹涌。

1994年3月14日，一份报告经由新华社以内参形式上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这份署名为胡鞍钢的报告，剑指深圳：为了区域均衡发展，特区的优惠政策不能继续保持。以此为导火索，一场关于“特区不特”的舆论战，在酝酿了几年之后还是爆发了。

1992年，总设计师到深圳时曾不无深意的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然而，半年之后，深圳终于按耐不住，以《深圳特区报》为阵地反唇相讥。

事后来看，这一次口水仗的成果是直接刺激了深圳转型。细心地人也许会留意到，是从那一时期开始，深圳的关键词悄然换成了“创新”，腾笼换鸟、产业升级等理念在深圳比广东省里早提出十年，为这座城市的未来种下了“善因”。

那时候的老领导们心如明镜，发展才是硬道理。1990年，深圳上报的关于建立证券交易所的报告迟迟没有批复。与此同时，上海在深圳取经后上报的方案却很快就批下来了。老领导不惜冒着风险毅然拍板：“先生孩子，后领证。”在未拿到准生证时，深交所便提前坠地。一时之间，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涌来很多人到深圳炒股，场面不亚于今天炒房。与此同时，按照国际化大都市标准规划的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全面开工。

深圳网络名人金心异曾撰文称：对于深圳而言，深交所、海港、机场，拥有国内一流的基础设施和一个市场经济体制，比“特济特区”的牌子更有用。牌子随时可以摘掉，更可以有其名无其实，但是这些软硬实力是摘不掉的……深圳作为一个经济中心城市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崛起就已经是注定的了。

这一时期，“深商”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简单举几个例子：王石在“君万之争”中逃过一劫。事后他用一本畅销书的书名来形容君安的行为——“门口的野蛮人”。此后，万科决心把全部心思放在房地产上，此后一路顺风顺水。王石给万科定的战略准则中，有一条是“高于25%利润不做”，如今看来，这很好的让万科规避了风险，在适应经济周期时更具竞争力。2010年，万科销售额破千亿，今年年初，万科完成这个数字只花了两个月。

1995年，华为的销售额达15亿人民币，主要来自中国农村市场。之后，华为逐渐占据中国内固定交换及接入网等通信设备市场，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到90年代末，国内竞争者已经无出其右了。

至于袁庚眼中最得蛇口精神真传的平安，每年的保费已经接近3亿元。马明哲的雄心还远不止于此，他将平安的战略转向综合金融。但这与当时的监管政策相左。华商韬略在一篇解读平安集团的文章中，透露了一段故事，马明哲一度内外交困。他求见监管部门领导，提出“只谈五分钟”都遭到拒绝，为了见领导一面，他在街道上站了几个小时，从晚上到深夜。

有平安的管理层为马明哲叫屈：“你成天在外面磕头作揖，为了说上几句话，站街上等到半夜，值不值？”马明哲闻言后回答：“为了公司长远的发展，我情愿给人家下跪！”2002年，平安拿到金融的全牌照。而现在，这家公司的资产已经超过4万亿。

但是，深圳越来越大，越来越重，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内部的忧虑与外部的竞争、城市治理、社会治理等问题，都是逐渐靠近的灰犀牛。

​深圳“被抛弃”了很多回

2002年，一位年轻的财经分析师，以一种“暴发户”的方式在网上走红。他以“我为伊狂”的网名，在强国论坛上发表了万言书《深圳，你被谁抛弃了？》。这篇帖子就像撒向油锅里的几滴水，将深圳积蓄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此后，几乎每隔几年，深圳就要“被抛弃”一次。

这篇帖子以香港式微、深圳证券交易所停止发新股、众多明星企业或将“迁都”上海为依据，批评深圳步伐迟缓，营商成本太高，竞争力渐渐丧失。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在这一次的争论中，上海与深圳终于被置于同一架天平上，以至于深圳衰落的论据之一，是上海的光芒过于耀眼。

随后，金心异撰写5万字长文《珠三角失去竞争力了吗？》，旗帜鲜明地鼓吹深圳。按照金心异的分析，上海的崛起一部分得益于中国工业的重型化运动，钢铁、石油、造船等项目上马，另一部分则是因为跨国公司对上海旧梦的依恋心态，沿着旧地图而来。相较而言，深圳的产业结构、市场经济制度与营商环境则健康得多，又背靠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香港。

一组数据也许可以部分说明问题——到2002年，深圳高达4000亿的工业总产值中，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已经占到了42%的比重。十几年后，深圳新兴产业的GDP比重超过40％，而上海的目标是到2020达到20%。

这次舆论风波中有一个可堪玩味的插曲，因为《深圳被谁抛弃了？》的热帖，作者还获得了深圳市长的接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此前边缘的互联网，已经以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开始影响中国的政治、商业与社会了。

如今回头看，后来的十六年里，真正打开深圳新局面的，恰恰是互联网。四年之前，在华强北一家忙乱的楼房里草草成立的腾讯，在历经没钱买服务器，发不出工资及卖身未遂之后，已经悄无声息的“成年”了——2002年3月，QQ注册用户数突破1亿大关。马化腾时不时会想，如果不是在深圳，腾讯还会不会是今天的腾讯？

如今，腾讯的用户达到9亿，成长为真正的商业巨头，放眼中国，也就只有杭州的阿里巴巴能与之称伯仲。吴晓波承认自己当年看走了眼，“如果重写中国三十年商业史，一定会用大篇幅写腾讯，因为其已经深刻影响到生活和社会的变革。”

在深圳“被抛弃”论爆发的前一年，中国加入WTO 。爱发内部信的任正非在《华为报》上发表了一篇6000字的长文《华为的冬天》，而在千禧年，华为以220亿的销售额位居电子企业之首。他意识到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将连累电信市场，“冬天已经不远了，IT业的冬天对别的公司而言，也许不是冬天，但对华为可能是。华为的冬天可能来得更冷一些。”这位有先见之明的解放军前代表，提前为华为穿上棉衣，熬过了后来的冬天。此后，华为没有再遇到什么危机，一路壮大。2017年，华为年营收6000亿，是阿里的4倍，17万员工遍布全世界。

就连当年杂乱的华强北，也一跃成为极客天堂。CNN在一篇报道里写道：“创业者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生态系统中。如果你想融资，可以前往硅谷。如果你想参与硬件和制造业，你就要来深圳。”

万科、华为、平安、腾讯都是吴晓波的好友秦朔偏爱的企业。这位前主编有自己的审美标准—— “那些在阳光下看得清清楚楚、主要依靠创新和管理创造价值、高度重视公司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企业。”这不失为对几位深商的恭维。他甚至还写了一篇文章，称深圳企业将在未来的全球商业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几年，被唱衰的主角偶尔会换人。比如，时不时有人拿上海与杭州对比，甚至传言，有上海领导懊悔错失了机会：“上海为什么没有留住阿里巴巴？上海为什么没有出马云？”再比如，另一耸人听闻的论调时不时刷屏：广州将被踢出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变成“北上深杭”。

当然，这并不是说深圳就安全了。自2015年开始，深圳高企的房价就成为媒体讨伐深圳的另一理由。这座有着近1300万常住人口的城市，正面临着和其他城市相同的困境——棘手的社会治理、城市治理以及激烈的区域竞争。

矛盾其实早已爆发，2010年初，一个星月惨淡的凌晨，富士康观澜分厂19岁的农民工马向前，从高楼上一跃而下，宣告深圳梦碎。这个城市底层的人，用一种近乎惨烈的方式控诉某种不公。

在商业领域，不堪成本华为将外迁的声音一直甚嚣尘上。2016年，一篇《别让华为跑了》刷爆网络。今年夏天，华为真的“跑了”，质疑深圳的声音又流行起来。

撇开情绪的因素，华为等企业跨区域发展并没有什么问题，而深圳土地、资源有限，产业升级亦属于必然之路。深圳的目光，应该聚焦于更广阔的世界，如何营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让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整合全球资源的企业对深圳产生依赖。

也许，与以往的争论不同，这一次背后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因由——撺上天的房价与固化的利益阶层，已经让多数人感到真真实实的绝望了。连《经济之声》的评论中，都不难窥伺到这种情绪：“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说了半天跑与不跑，其实，华为或者富士康不跑怎样，跑了又如何？实体经济的困境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深圳之所以总是“受伤”，之所以更能挑动公众敏感的神经，在于她甫一诞生，便是“改革之城”，人们总是希望她在中国改革开放道路上，充当探路先锋的角色。只是今天，从万千荆棘中踏出一条路，已经变得愈加困难。

“有希望是件好事情，也许是世间最好的事情。”这不禁让笔者想起了极有深意的一幕： 2014年，袁庚接受采访之后，突然回头嘱咐：“向前走，别回头。”

参考文献：

我为伊狂：《深圳，你被谁抛弃了》

金心异：《珠三角失去竞争力了吗？》

老亨：《深圳，37年中却一直是个意外》

秦朔：《袁庚去世后，马化腾王石马明哲……等都说了什么？》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南方周末：《袁庚：故事未完待续》

中国新闻周刊：《“特区不特”，深圳改革何去何从？》

腾讯科技：《CNN：深圳创业界正变得更自信》

华商韬略：《马明哲和他的4.7万亿帝国》

新京报：《浦东开发28年：从一片农田到“东方曼哈顿”》

秦朔：《20世纪看外商，21世纪看华商》

王石：《道路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