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调查：南非袭击白人农场主行为盛行的起源_风闻

引言

当和平的南非农业公社第一次遭受暴力袭击时，那时受影响的农场主们经常用罗得西亚内战来形容这次袭击，因为在这场由伊恩·史密斯领导的罗得西亚政府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与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之间的冲突中，白人农场主是被武装袭击的主要目标。在1964年到1980年间，大约300名白人农场主和他们的家庭成员被杀，尤其是在冲突逐渐变得激烈和残酷的最后几年间。

南非关于农场主谋杀案的统计数据可以追溯到1991年，当时南非农业联盟（SAAU）/现为Agri-SA，首次开始尝试记录这一令人不安的现象。这是在德克勒克总统解禁解放运动、释放政治犯、流放干部开始回归和非国大在法律上暂停武装斗争之后的一年。

据SAAU记载，1991年间一共发生了66起农场主谋杀案，这个数字在1994年上升到了92起。这一令人不安的数字显然是构成当时席卷全南非的政治暴力和国民普遍目无法纪现象的一部分。隶属于泛非主义国民大会武装派别APLA的一些成员也因在此期间谋杀农场主而被判有罪并被监禁，但是这些成员不久后便因为泛非主义国民大会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申请袭击赦免而被释放了，尤其是东开普省和自由州省的成员。这是因为泛非主义国民大会在当时的宗旨便是恐吓白人农场主并把他们赶走。虽然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声明为一些农场袭击事件，但它的一些成员却也申请了对农场主谋杀的赦免。

然而，根据南非警察部门（SAPS）的数据，在1994年之后，针对人少的农场和小农场的谋杀案件数量便在一直持续上升，在90年代结束的时候已经达到了一年150起谋杀案。1998年4月至2000年3月间，南非发生的农场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大约相当于罗得西亚内战期间白人农场主的死亡人数。虽然农场主谋杀案的数量已开始从峰值下降，但白人农场主的数量自1996年以来也减少了一半，从之前的6万减少到现在的3万。正如之前所说，白人农场主（特别是南非东部的）直到今天仍然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袭击中死去。尽管多年来不乏知识分子愿意争论，但是这种类型的谋杀行为（谋杀农场主）的盛行、被谋杀农场主的年龄（通常是老年人）分布、案件涉及的残忍程度以及近30年来高频率的农场袭击都是不正常的。在这段时间里，有超过15000起农场袭击事件发生，大约有2400人死亡，许多人身受重伤或留下终身精神创伤。这一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罗德西亚内战期间白人农场主的死亡人数。

然而非国大政府对于这场关于白人农场主的危机的迟缓反应却令人费解。尽管在纳尔逊·曼德拉担任总统期间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在1998年宣布农场袭击是一项重罪，但姆贝基和祖马担任总统期间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事实上，从2003年5月其，内阁便宣布，未来几年将逐步废除农业公社地区的主要防线——突击队系统。在这样做之后，政府便宣布将不再公布农场袭击事件统计数据。这项禁令直到最近才被解除，但仍旧有长达三年的统计数据缺失，最近公布的统计数据的可靠性也受到了人们的质疑。直到今天，非国大政府仍然坚定地拒绝再次将农场袭击作为重罪来处理。

如果农场袭击事件不是像非国大政府一直以来宣称的“普通犯罪”，那它是什么呢？为什么历届的非国大政府对于此类农场袭击事件毫无作为甚至半点反应都欠奉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就要去尝试了解在1991年以前这些问题是如何以及何时产生的。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简要地概述一下流亡中的非国大政党的意识形态，以及它与白人农民的关系。

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布尔人

根据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南非共产党（SACP）对南非殖民者的定义，这些外来的白人在几个世纪前到达开普敦，通过对非洲本土黑人的抢劫和残酷剥削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就像上世纪70年代南非共产党的一份文档中提到的一样：“这些来自国外的定居者们口袋里装着钱，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步枪，毁了我们的生活，抢走了我们的土地和牲畜，还让我们变成了奴隶”。

然而，非国大在如何定义“敌人”上有一定的流动性。那些少数的“白人民主党人”（白人共产党人）由于站在受压迫的大多数人一边，放弃了他们的种族特权，完全把他们的命运与非国大及其革命种族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参与制定的）绑在了一起，因此被非国大视为“我们的人民”的一部分。相比之下，南非的黑人警察或议员，则被视为与反抗解放运动的白人压迫者站在一边，被非国大定义为叛徒和敌人。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白人农民（即“布尔人”）则成为了“历史上的不公正”的个人化身，是被掠夺土地的非法占领者，是被剥夺土地者的无情剥削者。时任祖鲁国王丁冈有时则会在非国大的宣传中受到赞扬，因为他狡猾而无情地屠杀了500名移民者和他们的领导人，非国大用“布尔人就像吓坏了的老鼠一样被赶走”形容他的功绩，同时也表明了，这些白人殖民者用武力夺取了我们的土地后是不可能在没有武力威胁下归还的。

非国大/SACP的武装派别Umkhontowe Sizwe （MK）在选择攻击目标的时候是在内部与外部的层层约束下进行的，它并不像泛非主义国民大会的武装派别那样被民族意识亦或者是革命理念所驱使，而是根据时间、政治、外交、战略、宣传等因素去考虑。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非国大领导层才下令MK直接针对白人平民。在这个时间段，非国大/SACP高层领导的讨论便开始围绕着白人务农阶级作为攻击的合法目标展开。1981年的一份关于SACP的内部公告引用了党内总书记摩西·马布海达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所说的：“农民们压抑了足够的情绪来作出反应。我们必须用人民理解的语言进行强有力的宣传。我们是被压迫人民的一党。我们必须创造更多像Alpheus Madiba和Gert Sibande这样的勇士。农场主们将会在我们的恐惧笼罩下离开。”

然后在1983年，由新成立的联合民主阵线（UDF）领导的全国性抗议活动爆发了，这是为了反对新的“三院制”宪法。此后，1984年9月爆发了瓦尔起义，人们开始了反对种族隔离和南非白人继续统治的持续起义。当时的起义活跃分子们在UDF的领导下，向流亡中的非国大政党寻求了战术、战略和思想指导。这些都被记录在了非国大战略文档中，但是由于有关非国大和SACP的文献在南非都被禁止了，所以当时的人们只能通过口头通讯、走私的政治小册子和文件以及无线电自由广播向南非人民传达这些思想。然而，由于非国大的武装派别MK的基地当时位于赞比亚和安哥拉，所以非国大并无法很好的将MK的干部们渗透到南非各地。

有关非国大/SACP在涉及土地问题时的前进方向的初步迹象，是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国家执行委员会在1984年1月8日的声明中所记载的，这是由奥利弗·坦博提出的，同时也发出让南非政府失控的号召。在声明中，他是这么说的：“在白人农场里，我们的人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来自白人农场主们最残酷无情的暴行。解决我国人民在农村面临的问题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为我们的农民解决土地问题。因此，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动员农村群众围绕土地问题聚在一起，只有聚在一起成为一个组织的时候，农村群众才能够坚决地响应夺取土地的号召。

1985：解决土地问题的艰难之路

奥利弗·坦博在1985年1月8日发表的声明中再次提到了将全国各地农村地区的人民群众团结成一个个组织的重要性，并将从被剥夺土地者手中夺取土地的观点摆在了农村群众面前，教育他们明白，这是一项需要奉献、决心和牺牲的任务。他还声称：“外来者们强行地霸占了我们人民的土地，这令全国人民心中都充满了痛苦与不满，我们在农村地区的数百万同胞被外来者们野蛮地剥削，他们的农场是在我们人民祖传的土地上开垦出来的，我们人民的日常生活都被种族歧视的白人农场主和农业公司所支配，而且这一情况并不能得到改善，因为没有人去组织和动员我们这些在农场的同胞们。”此外，他还警告称：“土地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即使道路再艰难也无所谓。”

非国大领导层在为MK制定目标时仍持谨慎态度，因为他们和他们的西方国家的投资者和赞助者们必须对此负责，但在煽动非国大的支持者们去实行暴力行为方面，他们便不再那么谨小慎微了。无论怎样的恐怖和暴力行为都有可能被认为是南非黑人在种族隔离制度下长达几十年的不公正和压迫所产生的合理的愤慨，或者是针对野蛮而又凶残的白人政府所发起的暴动。

在1984年后期和1985年初的无线电自由广播中，流亡在外的非国大政党敦促他们在南非当地的年轻支持者们完全抛弃对刑法和基督教基本道德的遵守；把自己武装起来，与MK特工联系，破坏工厂和农场，抢劫白人并拿走他们的枪，并使用这些武器（以及其他武器）“消灭”黑人警察、议员、线人和其他类型的敌人。

位于Sundays河谷的Kirkwood地区便是全国无数个响应非国大号召的地区之一，1985年5月5日，《EP先锋报》报道了过去六周内发生的时间，当地原本和平的农业公社突然受到了罢工、消费者抵制、纵火袭击和针对个别农场主的死亡威胁的影响。1985年6月17日晚上，一对上了年纪的农家夫妇——72岁的Koos de Jager和68岁的妻子Myrtle惨遭杀害。他们的尸体是在Addo地区附近的农场家中被发现的，鲜血洒满了整个房间；Koos de Jager先生虽然在生前向凶手门进行了猛烈反抗但终究被制服并用斧头猛击致死。而他的妻子则死于刺伤。凶手们带了许多凶器，包括一把0.22口径的来福枪和一把弹丸枪，随后他们还开走了这对夫妇的Datsun 小货车，这辆小货车被焚毁的残骸后来在伊丽莎白港的Motherwell镇被发现。

实施这次袭击的12名青年都是Addo青年大会的成员，这是UDF的一个附属机构。该组织的八名成员被逮捕并被控犯有谋杀罪，四人被判处死刑，其中两人最终于1989年4月被绞死。这些人在2017年被非国大政府作为英雄重新埋葬。然而，其中一些人逃过边境，加入了MK的队伍。当这些人流亡归来后，其中的一人Khanyiso Malgas加入了南非国防部队，并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申请了特赦。他在1999年的听证会上说，联盟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做出了“应该杀死农场主”的决定。会议之后，他们便采取了行动。他们从Addo地区出发开始袭击农场并谋杀农场主，然后第一个农场主便被杀了。当人们问道为什么选择谋杀Koos de Jager，他解释道：“我们并没有一个特定的要袭击的农场或者要谋杀的农场主，如果我们的计划没有失败，我认为现在将会有不止一个农场主被我们杀害，但事实是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所以我们很难继续去谋杀农场主。我们并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农民，我们只是见一个杀一个罢了。”

针对白人农场主作为袭击目标也是当时流亡中的非国大领导层的首要考虑。1985年6月为非国大在卡布韦举行的会议所编写的武装斗争委员会的讨论文件中指出：“我们应该清算和骚扰包括农村资产阶级（白人农场主）在内的敌人的人力资源、傀儡和叛徒。”战略和战术委员会谈到利用解放运动的城市据点作为在农村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跳板。它说：

“在农村地区，必须建立地下群众政治基地，作为武装斗争的基础。在有适当条件的地区，必须派遣部队驻扎在当地，与当地居民接触并训练他们对敌人采取行动。我们必须进行一场持续的扫雷行动，清除白人农场，用地雷战骚扰敌人。在农村地区进行持续的武装活动，无论是在当地还是在全国政治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这也是驱赶敌人的一种策略。”

尽管针对白人农民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意识形态上的——发动一场旨在从“白人殖民者”手中“夺取土地”的攻势——非国大仍在遵守《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原则，即MK不会直接针对白人平民。委员会对此争论不休，声称“敌人已经开始把几乎所有的农场变成军事前哨。在农村，平民和军人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化。因此，整个白人务农阶层被重新定义为合法的“军事”目标。

会议的报告就武装斗争问题指出:“我们应该把斗争从黑人聚居区转移到白人聚居区。”它还指出，应在农村地区加强“武装宣传”，并“鼓励农场工人消极怠工和破坏农场的经济，特别是位于边境的农场。”在“农村群众”问题上，它指出“农民在政治上是孤立的”。但是，我们的城市组织者仍然必须找到方法和方法去接触这些农村群众。武装的宣传必须继续下去，我们应该复兴那些反抗过白人和有抗争传统的地区。我们应该摧毁位于边境的农场。

在卡布韦会议中当选或连任的30名国家执行委员会（NEC）成员中，有摩西·马布海达、乔·斯洛沃、乔·莫迪斯、麦克·马哈拉杰、乔·恩兰赫拉、西扎卡尔·西格萨什、阿齐兹·帕哈德、克里斯·哈尼、塔博·姆贝基和雅各布·祖马。为了成功地将斗争带入白人地区，行动中应当有包括煽动在内的宣传元素，也应当包括军事元素，即由MK的干部自己去对付特定的目标，或者将支持非国大的年轻人训练和武装起来，然后指示他们做同样的事。卡布韦国家筹备委员会的综合组织报告中谈到了“在工人和农民之间建立MK单位，吸纳失业人员”和“在工厂、农场、矿山和其他工作场所建立政治军事单位”。这份报告将受过革命思想训练的MK干部描述为“能将士兵、鼓动者、宣传人员等工种技能传授给国内人民的全才”。必须要向MK武装分子施加压力以让他们成为政治激进分子。

1985年10月，非国大在《自由广播》电台中呼吁其支持者“不择手段”从“武装到牙齿的特权白人社区”中获得武器，。它说，这些武器是用来镇压我们的人民的。它号召“我们作为白人家庭的佣人的同胞们是时候发挥领导作用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雇主把武器藏在哪里，他们可以设计出夺得武器所有权的计划。它还呼吁把“战争剧院”带进白人居住区。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设法保持了斗争的势头，但我们的攻势已经局限在我国的黑人地区，敌人仍在夸耀白人地区是其后方基地。现在是时候停止将斗争局限于黑人地区这种想法了。

1985年年末，非国大给人们分发了一本小册子，上面写道:“把战争带到白人地区的时候到了。南非白人是不可能在黑人城镇则陷入战火的时候享受和平的。“它阐述了“将战争带到白人社区”意味着”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形成地下战斗单位和团体，在工厂、矿山、农场和郊区等地的同胞们应采取类似于消极怠工的行动”和“精心策划后去袭击军工产品生产工厂和军队、警察、农场主储存武器的仓库以使我们的战斗单位可以获得足够的武器。即便是在这个还算温和的行动号召中，白人的农场也被明确地列为蓄意破坏和抢劫的合法目标。

与此同时，在卡布韦会议之后，MK在非国大政治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下，也开始执行非国大领导层的指示，即从边境地区开始将白人农民赶出土地。行动将在朱里乌斯·马里巴和西菲韦·尼安达的指挥下进行，朱里乌斯·马里巴是MK在津巴布韦的地区政治军事委员会（RPMC）的负责人，而西菲韦·尼安达则是负责东德兰士瓦尔和博茨瓦纳地区的RPMC的负责人

同年11月，马里巴命令一个由12名MK干部组成的小队分两组越过边境进入北德兰士瓦。这些部队在Soutpansberg地区的道路上埋下了地雷之后便越过边境离开了。1985年11月26日，Messina地区附近的道路上发生了两起地雷爆炸，造成两人受伤。同一天，比勒陀利亚的一份新闻报道称，这是“第一次有人在南非的道路上埋设地雷”。其中一辆车上的乘客爱德华·梅鲁巴后来重伤不治身亡。四名南非国防军（SADF）成员被派遣来该地区扫荡寻找其它被埋下的地雷，第二天他们的运兵车不小心引爆了地雷，导致他们受了轻伤。

地雷袭击行动的第一个受害者是25岁的黑人拖拉机手JasBalie。11月27日，他的车压上了埋在农场路上的地雷，第二天他就重伤身亡了。一两天后，另一名黑人农场工人Philemon Ngcobo在当地一个农场被炸身亡。

非国大在1985年11月28日的《自由广播》电台节目中扬言这些爆炸袭击“震惊了种族主义政权”，并补充说“一直以来，在德兰士瓦尔北部的种族主义农场主们，就像其它地区的农场主一样，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傻瓜的地方，因为他们竟然还认为他们是安全的。”但是非国大强烈否认这些用于袭击的地雷是由在津巴布韦活动的MK部队实施的。它还警告南非白人，像Messina地区的这类地雷袭击行动将很快成为白人农场主们的家常便饭……他们还必须记住，这种行动不仅会愈演愈烈，而且还会蔓延和吞噬整个国家，包括他们的居民区。”

同年12月15日，一辆由6人驾驶的面包车在Messina地区附近的一个野地里不小心引爆了地雷，车上6人全部死亡。死亡的人分别是34岁的Kobie van Eck女士，还有她的两个孩子2岁的Ignatius，和8岁的Nellmarie,，59岁的Marie Denyschen，以及她两名孙子3岁Kobus和9岁的Karna都在爆炸中丧生。两周后，32岁的Elize de Beer和她63岁的岳父Hubert de Beer在靠近博茨瓦纳边境的农场也不行踩中地雷身亡。

《自由广播》电台在1986年1月6日的广播中宣称了第一次袭击的受害者分别是“6名布尔人和1名黑人”，而第二批则是“两名布尔人”，还表示由于非国大总部在卢萨卡无法确认攻击者是谁，但做出这些攻击的人“肯定是一个南非的爱国者。”第二天，在德兰士瓦东部的Komatipoort区，一个种植甘蔗的农场主Lukas Marais在农场被一名手持AK-47步枪的袭击者冷血地射杀。

1985年的MK JournalDawn中的" MK in Combat “一节指出这些爆炸的地雷都是MK的人埋下的。此外MK还筹划谋杀过Marais，一个来自Komatipoort地区的农场主。第二天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九枚子弹壳作为证据。

1985年底，南非的各家报纸均开始报道白人农场主被袭击事件，这已经不再是在新闻里稍微说说而已了。《东开普先驱报》在1985年11月29日报道说，在1983年至1984年期间，在东开普省有20名白人被杀，而自那一年的1月以来，已经有15名白人被杀，这一数字相比增加了50%。报道中引用东开普省谋杀和抢劫小组负责人埃里克·斯特雷多姆中校的话说，“大多数受害者（11名）是独居偏远地区和农场的老年人。”死者中包括Koos de Jager夫妇。他称这些案件的动机都是抢劫。

1985年12月23日，DieVaderland报纸以“Boere so uitgemoor”为标题，报道了德兰士瓦省东部的农场主们在遭受一系列针对独居老人的袭击后产生的严重担忧。在Middleburg地区，一些年老的农场主夫妇遭到袭击，75岁的Faan Balack和他75岁的妻子Alie被袭击者用钝物残忍地殴打致死。与此同时，据报道，在Komatipoort地区，人们对Marais被暗杀感到震惊。在此之前，另一名70岁的农场主约翰·斯库曼也遭遇了类似的袭击，但是袭击者后来被他成功击退。

1986：让敌人无处可逃

在非国大于1986年1月8日发表的声明中，奥利弗·坦博说:“我们对于MK和人民的指示便是进攻，前进，不给敌人任何的空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土地问题上，国家执行员会指出，“我们的大规模政治攻势必须要以成功吸引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居民为目标，无论是在班图斯坦地区内的还是外面的。”很明显，与过去相比，我们在动员和组织农村人民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坦博补充说，MK还“把武装斗争带到了班图斯坦，带到了敌人的农村军区，给敌人及其傀儡带来了担忧。”然后他说：“在这些地区的组织和动员工作仍然需要去做，要将摧毁压迫黑人的班图斯坦种族隔离区摧毁，奋起反抗压迫剥削黑人的白人武装农场主，夺回人们人被夺走的土地等问题拿到。”

克里斯·哈尼当时在对MK的讲话中指出，1986年MK应该对敌人的作战方式作出质的改变。在这一年，MK应该成为“人民的军队，让全体人民都参与到战斗中来”。它还应当去将那些已经与种族主义者做了一年多斗争的年轻斗士们武装起来。他说，1986年也应该是敌人们意识到农村地区已经不再安全的一年。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开始发生。但现在发生的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应该把这些行动推广到农村和农场地区。哈尼还说，为了实现这一切，MK需要“投身于国家，训练和武装我们的人民，并成为千百万人民斗争的一部分。”

在《自由广播》电台在1986年2月26日对哈尼的采访中提到，我们将斗争带到白人生活区域的目的并不是骚扰白人平民和儿童，我们要加强力度去攻击警察部队的成员，南非国防部队的成员,那些在政府中恐吓和骚扰我们人民的人，还有那些农场主和其他平民，因为他们是我国国防力量的一部分，是军事、准军事和预备役的一部分。但是同志们，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正义必将会有牺牲，白人平民的死亡是不可避免地。

他还告诉采访他的人，MK干部将被指示去把那些与种族主义作斗争的年轻人聚集起来，教授他们在战场上的技能，战术，战斗的技巧，伏击敌人的技能，如何用武器袭击并制服别人，群战的技能，伪装的技能，还有如何在敌人不注意的时候袭击敌人。

1986年3月，《自由广播》电台呼吁农场工人们想方设法的破坏白人农场日常生产，因为那里有着数百万同胞像个奴隶一样在为人工作。在那个月的另一次广播中，哈尼重申了非国大的号召，要求人民武装自己。这个国家到处都有武器。白人社区就是一个军事化的社区。那里的每个店主，每个商人，每个农场主都有武器。我们的人民必须拿起这些武器来对付敌人。

4月15日，三名Paarl青年大会（PAYCO）成员，即UDF的附属机构，为了与Azanian人民组织进行作战所以袭击了Vlakkeland农场想夺走农场中的武器。在袭击中，家政工人安妮·福斯特和园丁约翰·盖瑟不幸被枪杀。由于找不到武器，罪犯们便用一个盒子装满了珠宝和现金后逃走了。

当月晚些时候，第11次地雷爆炸发生了，也是发生在德兰士瓦的东部地区的第一次地雷爆炸袭击。四月下旬，一辆出租车在Chrissiesmeer和Breyten地区之间不幸引爆了地雷。这辆车的司机本·恩德拉利身受重伤。他的乘客Jan Moshuloane的部分腿则被炸掉了。在几公里外的另一起爆炸中，拖拉机司机西蒙·马克瓦纳兹因右腿、脸部和眼睛等部位在爆炸中受伤而住院。

五月初，《星报》报道了有许多年轻的革命同志在Sekhukhuneland地区发动袭击，先是在Lebowa地区，袭击位于德兰士瓦东北部的Steelpoort河的另一边的农场。这次袭击行动包括对汽车进行汽油瓶轰炸、进行破坏和山东工人罢工，抗议该地区农民低得可怜的工资。

1986年5月25日星期日清晨，一辆载着10名乘客的小型公共汽车在前往乘客的祖先墓地扫墓的途中，在德兰士瓦省东部Hendrina和Davel地区之间的柏油路上引爆了一枚地雷。这片算是一个远离边境的地区。25岁的比扎·马兰古和40岁的丹尼尔·辛丹被杀，另外8人也深受重伤不得不住院治疗。

同日晚上，另一个UDF附属机构Cradock青年协会（Cradoya）的三名成员袭击了位于Cradock地区外的一个小农场，目的是夺取武器。67岁的丹尼尔·克朗杰头部中弹，当场死亡。他61岁的妻子最后虽然在这次袭击幸存了下来，但却身中枪杀且被袭击者强奸到不省人事。行凶者随后开走了这对夫妇的小货车，里面装满了从房子里搜刮来的物品。

1986年中期，也是起义最激烈的时候，SACP的杂志《Umsebenzi》在彼得·威廉·波塔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呼吁人们要巩固革命的成果。报告指出，“反抗的火焰已经蔓延到了讨厌的班图斯坦人身上。Bophuthatswana、Lebowa、Transkei、KwaNdebele等名字也被列入了全国重点关注名单。在声明中称，当务之急是“加强对所有背叛者的攻势，以及那些把自己当做在比勒陀利亚的政府高层的傀儡的人”。也是时候开始清理一下那些在农村地区的种族主义的农场了。

1986年8月17日，一辆宝马车在Nelspruit地区附近的路上踩上了地雷，造成3名妇女和2名儿童死亡。28岁的艾琳娜·塞比提， 20岁的Lindiwe Mdluli，23岁的凯蒂·萨姆博和两个婴儿一起在爆炸中丧生，不幸丧生的两名婴儿分别是Joyce Nkowayne和Regina Nkowayne。

1986年9月，《东开普省先驱报》报道，自1月以来，已有22名白人在东开普省被谋杀。大多数受害者是“独居的老年男女”。该报列出了农场和小农场的四起谋杀案，其中包括丹尼尔·克朗耶的袭击案件。

1985年10月21日非国大在《自由广播》电台中指出，在南非北部边界附近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地雷爆炸事件中，有相当多的种族主义农场主被杀害或身受重伤。非国大表示，他们早在这些农场主、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被纳入国家安全与国防网络之后，便立刻宣布了这片地区成为战区。这些种族主义的农场主以野蛮压迫和剥削非洲劳工而臭名昭著。我们的工人受雇于这些农民，他们来到田间，在鞭子和枪的胁迫下被迫工作，就像一个奴隶一样。随后补充道：这个白人社区的农场主们是带有奴隶主心态的剥削者之一。他们对待他们的鸡和牛，还有拖拉机和卡车都比他们对待黑人农场工人更尊敬。他们垄断了土地，并声称这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天真地认为，作为白人农场主便对我们所有肥沃的土地拥有排他性的权利。在农场里，在他们的种族主义社区里，他们认为只有在白人农场主的允许下，黑人才能出现，他们认为这样是上天注定的。黑人农场工人从他们痛苦的经历中知道，布尔人用冷血残忍去维持他们的存在统治。他们才不会用脑子去思考把黑人工人打死的后果。他们认为，恶意戏弄我们的孩子留下童年阴影，或者对黑人女性农场工人进行性侵犯，这些事是没有什么不对的。这一切都是在白人文明、白人力量、超级利润和自由企业的名义进行的。

它还说，MK需要继续在这些地区扩大活动，让地雷袭击成为白人们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它说黑人工人们作为受压迫的大多数的一部分，并不是这次地雷袭击运动的目标。该组织呼吁农场工人要小心，不要当白人农场主们趟雷的炮火或者间隙。你不欠布尔人什么。事实上，他们欠你的多了，因为他们靠你的贫穷和劳动，变得富裕又肥胖。

然后，它还鼓励农场工人做以下事情：“破坏农场主的日常耕种。摧毁他的庄稼。破坏他的工具和机器。MK的袭击行动不是对抗敌人的唯一途径。破坏白人农场的日常活动是人民战争的一部分。不要拿着波尔人的武器去对抗自己的铜箔。从他们的手里抢走枪和通讯设备还有所有你能拿到手的东西，把它们对准剥削过你的农场。为了结束占领我们土地的这种暴政状态，我们必须这样做。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为建立一个新的南非而战斗，在那里土地不应只是白人农民的财产，而应由所有从事土地工作的人分享。

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广播中所传达的信息和被流放的MK干部所唱的战争歌曲“Dubul’ibhunu”之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Dubul’ibhunu"sung by MK cadres in exile:

Dubula!Dubula! Dubula nge s’bhamu

Dubul’ibhunu

Dubula’Dubula Dubula nge s’bhamu

Mama, ndiyekendidubul’ ibhunu

Dubula’Dubula’ Dubula nge s’bhamu

Ziyareypalezinja

Dubula!Dubula! Dubula nge s’bhamu

[Shoot!Shoot! Shoot them with a gun

Shootthe Boer

Shoot!Shoot! Shoot them with a gun

Ma, letme “shoot the Boer

Shoot!Shoot Shoot them with a gun.

Thesedogs rape us

Shootshoot shoot them with a gun。

1986年11月3日，20岁的士兵阿尔伯塔斯·勒鲁斯在德兰士瓦尔东部的巴贝顿地区郊外的一条土路上不幸引爆了地雷，导致他丧生。这起爆炸事件是因为他借了别人的马想从一个观察哨快速到达另一个观察哨，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如果他只是走着走，地雷很可能不会爆炸，他也不会因此而死。《商业日报》报道，这是该地区自4月份以来的第14次地雷爆炸。这些地雷爆炸共导致11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MK成员，和24人受伤。

11月14日，一位名叫德赖斯·范·德韦斯图伊岑的农场主和他8岁的儿子彼得开车回家，他们家的面包车的后轮在靠近博茨瓦纳边境的农场公路上引爆了苏联制造的地雷。汽车被炸得四分五裂，两辆车被抛向空中。这位父亲被邻居发现流血不止，处于休克状态，双手抱着受了重伤、失去知觉的儿子。

在11月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南非陆军总司令凯特·利本伯格将军说，MK的干部正通过两条路线从博茨瓦纳进入南非。他们收到的指示是“执行一项有选择地杀害白人农民的计划，目的是恐吓农民放弃他们的土地，并监视废弃的农场，在那里可以建立非国大的附属基地。”他说，在博茨瓦纳以外活动的MK特工今年迄今为止已造成6起地雷袭击事件和14起其他事件。

在1986年12月出版的Sechaba对哈尼的采访中，哈尼说:“我们将会越来越多地遇到这样的情况：愤怒的同志们将会做出反应，甚至与白人平民打交道。”这不是非国大的政策，我必须重申它的立场：我们要对付的是敌人的警察、军队、和敌人的管理层、经济设施、农场和农场主。

1987：起义失败

1987年1月初，非国大主席奥利弗·坦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及非国大在向白人地区发动战争方面走了多远。他回答说:“我们的号召是把斗争从边界线的小镇带到全国其他地方。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不应该只把斗争局限于乡镇。它必须传遍全国。事实上，我们已经这样做了，白人地区目前也受到了影响。尤其是他们的农场也受到了影响。我们对农场地区发动的行动太多了，白人政府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并维持紧急状态。

1987年1月8日，在非国大国家经济委员会发表的声明中，坦博表示，农村群众“在团结自身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些英勇的战士们所取得的在动员人民和革命活动上的成就是我们在最近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发展，以确保农村地区的人民的团结性和活跃性，如在KwaNdebele和Lebowa地区，要让他们能够清除所有存在种族隔离制度的农村，包括班图斯坦地区，让他们参加武装斗争，夺回土地，这将是我们走向全国胜利的一部分。”

1987年2月5日，Cradoya武装部队的四名成员奉命前往位于Cradock地区郊外的Leeukop农场，他们其中一人的父亲曾在那当过工头，他们此次前往是为了解除布尔人的武装。农场的主人是一个叫名叫乔达安的男孩，但农场的房子被63岁的监工马修斯•吉迪恩•帕尔维占据，他的妻子珍妮特•约翰娜•帕尔维现年54岁。当帕威一家在6号开车进城时，这群人闯进了房子，把财物掠夺一空装进了两个手提箱。然后，他们便等着帕尔维一家人回来。

此次行动的两名成员分别手持一把刀和一把锤子，在他们进入家中时伏击了这对夫妇。帕尔维先是被刺伤，然后被殴打致死。他的妻子被锤子砸在头上，锤得很重，警察在她旁边的地上发现了她的头骨碎片。她后来因伤口流血过多而死。上诉法院将这起谋杀案描述为“策划已久的袭击”，针对的是一对年事已高的孤寡老人，并实施了“可怕的野蛮袭击”。袭击者随后便带着抢来的赃物开走了这对夫妇的车逃跑，其中包括一把小手枪和一把来复枪，但他们不久之后就被逮捕了。虽然在法庭对凶手起诉和定罪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凶手具有任何政治动机，但一切的真相却在之后被TRC的一个特赦小组透露了出来。

1987年3月29日，四名乘客——包括姓莫塔的两名兄弟和菲克希蒂夫人在——在Barberton地区附近的Lebombo山脉时不幸引爆地雷时丧生。Siphiwe Nyanda、Solly Shoke和Dick Mkhonto在2000年申请了包括这起屠杀事件和另外一名军官Le Roux案件的赦免，。1987年5月初，卡瑞尔·尤在他运送的10辆卡车压上Messina地区附近的地雷后丧生。

1987年7月在Senegal地区举行的Dakar会议期间，由ThaboMbek领导的非国大代表团，和Frederik van Zyl Slabbert带领的由许多南非白人知识分子组成的IDASA代表团，他们在会议期间就非国大将战争带到白人社区的政策产生了问题。在《自由广播》电台的评论中，哈尼解释了MK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他说，虽然白人平民不会直接成为目标，但白人农场主仍会继续成为目标。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那些一直以来对我们黑人同胞造成压迫的白人一定要找出来，, 还有那些一直在执行压迫手段的人，白人警察，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白人成员，那些预备役军人和突击队成员。我们必须在白人社区建立永久性的军事基地。而且我们已经对农场主们下手了，这是因为农场主们是SADF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到1987年中期，非国大的领导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南非的安全部队对各类袭击行动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在宣布紧急状态之后，局势便得到了安稳的控制，数以千计的UDF革命党人因此而被捕。MK为南非的年轻同志们提供训练和武器从而在白人地区和其他地方加强人民战争的雄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挫败。在东开普省，1987年和1988年有14名白人被谋杀，其中许多案件是非法入室谋杀案。1988年，该地区似乎没有发生农场谋杀案。

记者霍华德·巴雷尔描述了非国大此次失败的原因：“除了口头上的胡言乱语，非洲人国民大会对乡镇武装分子提供战术指导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尽管民众对非法暴力运动的支持日益高涨。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莫桑比克的主要基地已基本被拆除；来自斯威士兰的机械设备承受着巨大的压力；MK的渗透行动几乎不剩下什么人；而那些MK的干部则在Nkomati协议签署后遭遇了可怕的追杀。此外，由于非国大的地下组织是由分散的单位组成，没有任何内部指挥结构。而UDF领导人的被拘留使地下组织的成员失去了方向，这也进一步削弱了非国大的领导力和执行力。

MK特工在南非有着高死亡率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非国大和MK在南非安全部门的渗透程度很高。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的安全警察们事先便知道了所有普通的MK成员的消息。这包括被派去的MK特工的名字，他们接受的命令，他们要走的路线，以及他们被指示执行的破坏任务。

到1987年，非国大领导层对于推翻白人政府政权的高度期望已经消退，它被迫改变了策略。一方面，它开始更加重视外交和政治倡议，包括与布尔人当权派的中介人进行会谈。姆贝基在这些会谈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马克·格维瑟后来所写的那样，是为了向他的“白人同胞”表明，他和非国大是可以得到信任的。另一方面，它试图通过“乌拉行动”在南非建立非国大的地下组织，在该行动中只有最值得信赖的特工参与。这涉及大规模的武器走私和囤积。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第一次起义失败。1988年，Siphiwe Nyanda和其他一些人被部署到这个国家。在1987年下半年，非国大领导层第一次积极地反对对那些解放运动中的黑人目标使用绞刑。它还暂时搁置了白人农业社区的地雷袭击行动。

农场袭击的回归

在整个1980年代后期，南非新闻界有许多关于老年人成为南非白人地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的问题的报道，谋杀案不仅发生城市还发生在农村地区。1989年末，又有报道称MK再次将目标对准边境地区的农场。9月，津巴布韦边境附近的一个农场发生了RPG和AK47袭击事件。11月下旬，南非警方报告说，在通往Piet Retief地区附近一所农舍的路上，发现了两枚俄罗斯制造的地雷，距离斯威士兰边境大约一公里。同一星期早些时候，在德兰士瓦西部的农用公路上也发现了地雷。新任命的MK的政委Steve Tshwete对此作出保证说，作为“持续的军事进攻”的一部分，非国大的武装派别将很快进行“无情和耸人听闻的”袭击。《亲政府公民报》援引国家情报部门的消息称，此类行动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在农业社区埋下地雷进行袭击，但城市袭击也有可能发生。”

1990年，南非媒体开始再次报道称农场袭击和农场谋杀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1990年2月16日，Oosterlig报纸报道说，警方正在东开普省的Stutterheim地区追捕一个袭击该地区农场的团伙。在最近的一起事件中，艾里希·科布斯在深夜被卧室窗户外的手枪击中，还被飞溅的玻璃弄瞎了双眼。不久之后，他在医院死于心脏病发作。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袭击者用霰弹枪从一幢房子的门上开枪打伤了一名名叫帕迪勒·森迪的42岁黑人雇员。然后，他们向店主约翰内斯·比勒陀利亚斯开枪把他打伤。进行袭击的有关小组的成员将因在该地区进行农场抢劫和谋杀未遂而受到审判和定罪。这次袭击的行凶者都是年轻的非国大/UDF的革命党人，他们随后进行了申请并获得TRC的特赦。一名申请者解释说，他们实施这些袭击的原因是“我们的执行委员会和领导人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去袭击农场主，恐吓他们，拿走他们的武器，告诉他们离开他们的地方。”

自1990年中期以来，媒体上有许多报道称，从那年3月开始，纳塔尔中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袭击和残忍的农场谋杀事件。警方在1990年中期说，这些袭击在某种程度上与因卡塔自由党和UDF的支持者们在黑人地区持续数月的血腥冲突有关。在1990年8月5日的《星期日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谋杀泛滥的米德兰》的文章，报道说“今年有10个人，都是年纪较大的老人，在农场和小型农场上被谋杀，还有很多人遭到袭击。”这就像在任何一个小社区里一样，邻居们以最残忍的方式死去所引起的反应，远比在一个多元化的城市社区里强烈得多。

在1990年下半年，在东开普省和边境地区也发生了一些残忍的谋杀。1990年12月8日，《周末邮报》报道，在这些地区“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农场地区的犯罪和暴力”，“老年农场主和妇女在对农场和小农场主一系列袭击中受到袭击。”1990年12月19日，《EP先驱报》报道称，警察对“东开普越来越多的受到攻击的老年人，特别是针对农场和小农场的攻击”表示严重关切。在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一系列农场袭击事件中，有6名受害者死亡。“在大多数情况下，”该报称，“受害者被残忍地袭击，有些人被恐吓数小时，然后被抢劫，被抢的财物主要是枪支和车辆。”

1990年之后

尽管超出了本文的主要范围，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的观察是很重要的。1990年以后，由于在这一时期席卷南非大部分地区的可怕的政治/犯罪暴力所造成的阴影，人们很难理解引言中所描述的大规模农场袭击和农场谋杀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线索。

从1990年起，安全部队的某些成员--特别是警察和军事秘密部队- -越来越脱离平民的政治控制，继续走上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犯罪和杀人道路。这些人不仅不再试图掩盖这个国家一直以来面临的严峻的安全形势，还积极地试图破坏它的稳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因卡塔自由党的支持者在纳塔尔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对当时的局势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并且由于两派党人在冲突时均使用假的和错误的党旗，因此最终没有人可以哪个党派要为这些暴力行动负责。

安全和情报部门现在也不再像1990年那样联合起来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而是彼此对立。一方面，国家情报局试图引导他们与非国大共同发起的谈判进程；而另一方面，警察和南部非洲发展联盟内部的右翼分子则联合起来公然反抗FW de Klerk总统和Roelf Meyer“出卖”布尔人的行动。

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初，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武装派别的数千名意识形态坚定、接受过军事训练的成员从监狱获释，返回南非。即使在合法的时期，解放运动也会继续把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结合起来作为革命的标志去实践。从1989年开始，特兰斯凯的军事领袖班图·霍罗米萨将军允许MK和APLA利用家园作为一个安全的基地，在那里他们可以训练自己的特工，然后在那里他们可以对邻近地区进行武装行动。尽管在1990年8月，非国大已经正式停止了武装斗争，但与此同时，非国大正在为在南非的所谓“自卫部队”提供武装和支援，以打击因卡塔自由党和有政府背景的民团团体，并为恢复全面的人民战争做准备，如果他们在谈判中无法取得进展的话。

就1994年谈判的过渡而言，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意不没收白人拥有的农田和其他财产。虽然这是一个痛苦的让步，但如果当时他们坚持这个要求，就会引发大规模的内战。非国大领导层在对其特殊类型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承诺上丝毫没有让步。相反，它现在的战略是，在20至25年的时间里，分阶段地实现它的目标，即废除“殖民主义的遗产”。其最初的计划是通过部署黑人官员和驱逐白人官员等手段，掌握国家机器，最终在国家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解决南非遗留的土地问题。

结论

从上面概述的1991年以前的南非历史中可以明显看出，南非的农场袭击现象背后有着非常特殊的政治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非国大的最高领导层明确地将白人农民定义为“敌人”，不仅是MK部队的武装袭击的合法目标，而且是在人民战争战略方面，非国大试图将农场主定义成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普遍暴力袭击的合法目标。尽管这些计划在执行阶段基本上失败了，至少在最初阶段，他们的意图是使用各种形式上且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把白人农场主赶出他们非法占领的土地。农场主之所以成为袭击目标，是因为许多人都是突击队的成员，这是一个相当陈旧的道德方面的托辞，被用来掩盖一个主要是出于种族和意识形态原因的针对白人农场主群体的决定。

虽然非国大领导层可以在MK的地雷袭击行动不再符合其政治目的时叫停，但对于曾经煽动民众去袭击农场主的他们来说的确很难去叫停这项运动（如果他们愿意叫停的话）。首先，非洲人国民大会人民战争战略的成功需要消除人们对抢劫、杀害和破坏财产的正常道德禁忌。但是这类东西一旦破损，就不容易修复，这一点在今天南非的许多其他情况中得到了证明。

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非洲人国民大会（AMC）和泛非政治行动委员会（PAC）都有组织过小型军事部队，接受基本的军事训练，教他们如何成功地实施农场袭击。基本的行动套路包括通过监视或内部信息获取目标的信息，在攻击前切断电话线，对农场主实施物理打击，没收任何可用的武器，然后使用受害者的车辆逃离和运走赃物。同样，一旦这种知识被广泛地传播到一个群体中，就不可能被轻易地消除掉。（顺便说一句，值得注意的是，抢劫案与上面描述的受到政治启发的农场袭击是不可分割的。鉴于这一背景，最近有关农场袭击中的盗窃或抢劫事件中排除政治或种族动机存在的可能性的断言是荒唐可笑的。

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在非国大的宣传和意识形态的灌输下，在南非的MK干部和非国大的支持者眼中，已经完全将白人农场主们不当人看了。如上所述，白人农场主们被贴上了种种标签，“狗”、“强奸犯”、“种族主义者”、“剥削者”和“吸血鬼”，他们“偷走”了我们的土地。虽然非国大领导层随后试图说服布尔人和平地放弃权力，并在试图这样做的同时向他们作出各种温和的保证，但是非国大早期的宣传仍旧与许多激进的年轻人产生了共鸣。

综上所述，南非针对农场主的大规模暴力行为显然与非国大人民战争的遗产以及卡布韦会议中将白人农场主定义为被攻击的“敌人”的决定密不可分。此外，参与作出或执行这一重大决定的许多流亡的非国大领导人后来都有在1994年以后担任南非政府和国家安全部队的高级职务。布尔人和农场主代表们接触了历届非国大政府，希望他们对农场袭击事件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事实上，他们是在向制造问题的人请愿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从事后看来，他们得到了如此冷淡的回应，并不令人惊讶。

（华人头条-南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