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杨振宁三问”，不是没有办法_风闻

7月14日，96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在清华大学的论坛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对于创建一流科学家不太成功这件事，是值得讨论的。是不是有这个现象？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到底重要不重要，值不值得去研究？”

这被称为“杨振宁三问”，如同“钱学森之问”一样，正是中国科研体制无可回避的问题。

并不是每个科学工作者都有能力成为一流科学家，培养出一流科学家是概率事件。当代中国也确实有一流科学家，例如电磁动力专家、被授予“八一勋章”的马伟明院士，量子通信专家潘建伟院士等人，其研究水平都处于当之无愧的世界顶尖水平。但是放到宏观层面来看，“投入产出比”是不容忽略的问题——在既定的科研投入下，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产生一流科学家的概率？

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换句话说，当前的科研体制确实有不足之处，局部确实存在埋没人才的现象。如果对科研体制、特别是资源分配进行优化改革，就会减少埋没人才的风险。

被埋没的人才少了，产生一流科学家的概率自然就增加了。道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首先咱们应该谈谈，当前科研体制的弊端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因素导致人才被埋没。其实根子都在于资源分配机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理工科专业的科学研究普遍需要财力支持，因此，把钱给谁花是一门大学问。数学可能是不需要太多财力支持的特例，例如张益唐在数论研究中的突破完全是自己推导出来的。但是有机化学、材料科学、生物科学、凝聚态物理等绝大多数理工类学科，研究都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硬件和耗材方面的需求——只要实验室开工一天，就有一天的开支，没钱啥也干不了。当前科研体制的弊端在于——许多想做事、能做事的青年学者，现实中很难得到充足科研经费的支持，导致壮志难酬。人才在年富力强、本应大有可为的年龄，没能做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那不就是被埋没了吗？

接下来咱们再说说，青年学者为什么很难得到充足科研经费的支持。青年学者中，不太需要为科研经费犯愁的，大概只有近年来中组部引进的“青年千人计划”成员。因为“青年千人计划”的指标有配套中央财政拨款，参与申报的院校和研究机构也会承诺一些经费支持。所以，能够入围的青年学者，刚组建实验室的时候就会有几百万人民币的科研经费。然而青年千人计划的入围者每年只有五六百人。除了这一小部分幸运儿之外，绝大多数青年学者都处于极其苦逼的状态，哪怕申请20万元的科研经费支持，都是非常头疼的事情。申请科研经费的难点，未必在于自身科研能力；科研项目评审背后巨大的关系网和“潜规则”，倒是结结实实地难倒了众多英雄汉。

长期以来，由于项目评审讲究论资排辈，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圈子”。能够进入“圈子”的，往往是职务和年资较高的“大佬”。“大佬”之间会彼此给予许多照顾——今天你给我的项目高抬贵手，改日我为你美言几句还个人情。已在圈内的“大佬”们，活得大都比较滋润，每一轮科研经费的“蛋糕”刚出炉，“大佬”们先上去把大块的蛋糕给分了，留下些小块的蛋糕和蛋糕渣来打发圈外的学者。“大佬”们相互照顾，其实还是看重对方手中能够调动的资源，以致现实中存在大量这样的现象：一个原本科研实力不强的人，只要当上了院校领导，课题马上就来。这不禁让人想起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笔下的情节：范进原先住破茅屋、连吃饭都成问题；可是刚中了举人，立刻有做过县官的张乡绅送上三进三间的住房。这种风气客观上促使许多学者削尖脑袋往上钻营，“政治因素”已然压倒了科学研究。

由于项目评审受到关系网的制约，客观上造成了这样的现象：尚未进入“圈子”的青年学者很难独立申请到科研经费，于是不得不找“大佬”拜码头，求着“大佬”带着他们一起申请科研项目，或者赏一点科研经费救救急。“大佬”们可不见得有提携后辈的高风亮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道德品质很差的人，已经堕落为学霸学阀。

学霸学阀的特点是：自己并没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完全凭借对资源的垄断在科研体系内生存。他们不过是分给青年学者一些科研经费，却要霸占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给自己充门面，在自己并未付出多少心血的项目中冒充首席。倘若青年学者有朝一日离他们而去，这些人什么都做不出来。

上述现象造就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学霸学阀通过霸占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把自己打扮成“学术明星”，由此更容易忽悠到研究经费，进一步提高了“圈子”对科研资源的垄断程度。另一方面，青年学者因为研究成果被霸占，总是难以积攒足够的资本用来独立申报科研项目，以致不得不继续寄人篱下、为了一点科研经费而继续忍受学霸学阀的剥削压迫。

除了“大佬”们掌控的关系网，另一个让青年学者头疼的问题是科研项目评审中的“职称歧视”——许多科研项目虽然名义上允许副高级以上职称的学者申请，但事实上基本上只有正高级职称才能分到“蛋糕”。由于高校编制所限，青年学者往往只有副高级职称（副教授，副研究员），在项目评审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这类评审规则背后的基本假设是，职称可以直观地反映科研水平，正高级职称一定比副高级职称有本事。然而这现实中完全不成立——客观地说，中国的职称更多地反映科研人员的资历，而不是他当下的研究水平。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科研体制的考评标准呈现迅速的“水涨船高”。由于国内科研水平快速进步，且有越来越多的海归加入青年学者的行列，科研体制对职称的考评标准迅速提高，但职称编制却卡得很死。就大多数“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情况而言，现在要想评个副教授，必须有博士学位，要发表多篇高影响因子的科技论文，最好还要承接过重要的科研项目，有些高校还对海外研究经历有所要求。各项要求叠加在一起，现在评个副教授的标准，恐怕比20年前评个副院长还高。另一方面，正高级职称的编制却卡得很死。在教育部2017年公布的“世界一流大学”里，平均20个副教授能摊上一个晋升教授的名额；仅有“一流学科建设”的高校更惨，平均50个副教授能摊上一个晋升教授的名额就不错了。每到评职称的年月，众多青年学者的心情可以用“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来形容。很难说十几年前评上的教授，就一定比现在的年轻副教授更有水平。

第二个原因是知识迭代的速度很快。以制药科学领域为例，五六十岁的教授很多是做有机化学起家的，并不了解生物药发展的趋势。然而近年来生物药的风头已经完全压倒了化学药，世界主流药厂都已经将开发生物药作为未来的战略。然而在国内许多高校，许多“著名教授”仍然没有跳出陈旧的知识体系——他们能做的无非是在现有药物的化学结构上改几个基团，有限地提高一点药效和安全性，完全无法提出新的药物靶点和治疗机理。长江后浪推前浪，固步自封的前浪恐怕只会死在沙滩上。

如何实现合理的资源分配，是科研体制无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与其执迷于职务、职称和名气，不如回归本应受到重视的科学问题。

如何建立更为合理的科研经费分配机制？从实际情况出发，可操作的手段有以下几种：

1）统分结合，使科研经费分配符合学科研究的客观需要。有些复杂系统工程确实需要统一领导和“大兵团作战”。例如，运20项目就是这么做下来的。对复杂系统工程而言，集中资源、统一领导，确实有助于做成大事——这是“统”的一面。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科研究都属于复杂系统工程。例如，在材料科学、生物科学等新兴学科的未知领域很多，创新边界非常宽广。因此只要经费到位、调度得当，十几个人的实验室就能够做出很多成果来。即使在《Cell》、《Nature》、《Science》这些顶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研究团队，很多也就是十几个人、二十来个人的规模。由此可见，这些学科并不适合照搬复杂系统工程项目的资源分配模式。如果资源过于集中，那就等于押宝在少数几个“大佬”身上，客观上助长学霸学阀之风。反倒是应该降低资源集中的程度，让更多青年学者获得发展机会，这才有助于他们将来成长为一流科学家——这是“分”的一面。

2）进一步改革科研项目的评审机制，提升公开透明的程度。我们要认清一个因果关系：青年学者在起步阶段难以获得科研经费开展独立研究，是造成人身依附关系、催生学霸学阀的根本原因。如果青年学者大多能够顺利起步，愉快地开展科研征程，学霸学阀自然走向瓦解。

提高评审公开透明的程度需要实施细则，例如：

实行利益回避机制，规定有过项目合作、或相互审批过项目的学者，4年内不得参与彼此项目的评审。

科研基金的每一轮项目评审，应有一定比例的项目发放给青年学者，与我国青年学者迅速增长的基数相匹配。如果做不到这点，很难说参与评审的专家没有私心，那就该说道说道了。

3）增加向青年学者倾斜的专项扶持基金。此举是为了保障青年学者在起步阶段获得宝贵的科研经费。目前，各部委、各省的科研预算中，为青年学者安排的专项基金规模太小，说“粥少僧多”那是客气的，说“喂人吃猫粮”也不为过。专项扶持基金的额度，应该根据按照该学科的实际情况，按照维持2个博士生、5个硕士生的实验室稳定运转一年的平均开支来设计。这有点类似军事上“弹药基数”的概念。例如，在生物科学领域，一个“弹药基数”得按15万元估计。专项基金的额度如果太少，那就几乎没有意义了。例如，2018年辽宁省博士科研启动基金单体项目经费为3万元/项，这不搞笑吗？光是买个保存样品的超低温冰箱就能把3万元的经费全用完了，还搞什么科学研究？

改革高校内部的管理，将博士生招生资格与学者的职称脱钩，与科研经费的到账数额挂钩。这一“脱”一“挂”，大有深意。在中国高校的传统管理体系之下，只有某些教授才有招收博士生的资格，副教授则没有。博士生可以在实验室里稳定工作3年，直招的博士生甚至可以工作4年以上；但硕士生刨除上课和学习基础实验技能的时间，真正能够做实验的时间只有1.5年左右。由此可见，没有博士生的科研团队难以维持稳定高效的研究，博士生才是中流砥柱。

如果青年学者没有招收博士生的权限，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中国高校的传统管理体系会造成这样的问题：某些教授凭着资格老，哪怕科研能力裹足不前，也总有博士生招生名额；许多青年学者则因为无法直接招收博士生，迫不得已跟着“大佬“跑腿。如果将博士生的招生名额与到账经费挂钩，那就是谁有本事谁招博士生，尸位素餐的教授就该把招生名额让出来。其实，美国高校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无论是教授、副教授还是助理教授，只要证明有经费保障，就可以招收博士生。

5）增加科研经费投放渠道，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圈内“大佬”们能够影响的，主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常设的计划项目和专项项目的科研经费，俗称“纵向经费”。但是由企业提供的研发经费，也就是相对应的“横向经费”，是“大佬”们没法控制的。真要是想拿横向经费，哪怕是“大佬”，也要和年轻学者一样，在企业面前证明自己，拿出实实在在的应用研究成果来。真金不怕火炼，从某种意义上说，横向经费是对科研团队组织研发的能力更为直接的反馈。国家可以通过免税等方式，鼓励国有企业从高校购买一些应用科学的研发服务。增加横向经费资金池有助于大大促进高校科研工作的优胜劣汰——真正有本事的青年学者有望摆脱学霸学阀，很快靠自己的本事吃香喝辣。

自古英雄出少年，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才是科学研究发展的大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科研体制改革应该创造对青年学者尽可能友好的环境，鼓励他们尽快成长起来。青年学者在最宝贵的年华做出些真正的成绩，又会带动更多人投入科研事业，中国的一流科学家日后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