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钢：毛泽东对列宁的超越——党民关系是神与凡夫还是互为师生？ |第27期_风闻

【本文为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钢教授，在“观天下”第27期的主题发言。作为世界史-宗教史研究者，以及掌握了几十种外语的语言学专家，白钢教授分享的观点横跨东西，穿越古今，从中国古代文明到西方宗教观，从列宁主义党建理论与十月革命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从哲学、宗教学、政治学多角度分析了毛泽东思想对列宁主义的超越，在于师生辩证法对主奴辩证法的超越，在于认识到党和人民互为师生、学习共进的关系。本期讲座将分三部分刊发，未完待续，敬请关注！】

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广义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相关认知。可能很多人觉得“文明”这个概念已经很大了，但我实际上要讨论的是比文明还要更宏大的概念——道体。讲社会主义文明的人似乎比较多，但社会主义道体我可能是第一个讲的人。

“道体”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就不做内容方面的分析了，但可以就基本定义做一个解释。“道体”是一切文明之为文明的根本与基础，是文明所呈现的无数支流共所回溯的源头，是成就与决定文明自身之本质、特性、情态、命运的内核与源泉，体现于文明作为生命体的每一细节和瞬间。

打个比方，如果说“文明”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那么“道体”就是构成这个生命体的基因，它一方面是极为玄奥的，是赋予一切生机的源泉，另一方面它又体现在生命的每一瞬间、每一个细节当中。要把握“道体”，就得通过它的核心品质来理解。

我认为社会主义“道体”最核心的品质是平等和觉悟，而且更确切地说是平等和觉悟这两种品质的双运。因为最根本的平等在于一切人是有觉悟性的，而最根本的觉悟在于，体证一切人是究竟平等的。这一点跟我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有关，即东西方文明深处的社会主义“道体”是紧密结合在一起。

**一、**希腊与基督教：西方文明的两大社会主义传统

在东西方文明的核心处，都可以发现带有社会主义精神、气质、追求的思想与实践，这种生长于文明深处的社会主义基因，就其作为统一整体而言可命名为道体，随所处的境遇而呈现不同的形态与特性。

柏拉图的《理想国》往往会被视为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描述了一种消灭了财产私有制乃至消灭了基于私有制之家庭的类似共产主义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有几种核心的德性，即所谓的“四枢德”：对于一般公民来说最重要的品质是明智，对于城邦守护者来说最重要的品质是勇敢，对城邦的统治者哲人王来说最重要的品质是智慧，这三者各得其位，各行其所就是所谓的正义。

“四枢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孟子的“四心说”，但是你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四心说”中的是非之心和其他几个“心”，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德性，但是其中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恻隐之心”却没有类似的表达，甚至连一个勉强的对应都找不到。

如果一定要为“恻隐之心”寻找一个概念上的同类，大概就是“爱”了。在希腊哲学当中，不管是表达友爱的φιλία（philia）还是表达情欲之爱的ἔρος（eros），都意味着一种根本性的分别，首先爱就意味着要有差别，爱是基于特定身份差别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认知和体验。这跟“恻隐之心”要讲的这种普遍的无差别的爱，恰恰是相反的。

在基督教世界，如果一定要为爱找一个对应的概念，那就是ἀγάπη（agapē），这个词包含着某种自然生发的，无差别的不忍之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教生成的爱的概念，相对于希腊的友爱或者情爱，要更接近于恻隐之心。但是它同样有一个重大差别，即这种爱源自于作为创造者、主宰者的神和他所创造的、主宰的人类之间无可逾越的鸿沟，因而这个可以叫做圣爱。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讲得过于学院派，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这个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来俄苏社会主义的命运。

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基督教的某些传统，通常会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先声和前驱，但是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二者体系内部，其实都包含一种在理想社会当中的尊卑等差与支配关系关系。只不过前者居于最高地位的是哲人王，后者是上帝。从这点出发，我们才能去谈俄苏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意义和局限性。

以上两个传统对俄苏社会主义的影响在于，东正教结合了希腊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中所呈现出来的信众对宗教领袖信从的宗教形态，这也是列宁发展出来的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个文明论的基础。实际上是基于传教原则所形成的基层教众-基层教会-各级高层教会-最高教会-牧首的一种等序关系。列宁党建理论将其创造性的与现代政党原则进行结合，形成了一个基层群众对基层党组织和各级党组织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这样一个全新的现代政党组织。

接下来讲列宁的理论。列宁对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贡献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把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视为一个阶段论来看，马恩为第一阶段，列斯为第二阶段，毛泽东则为第三阶段，这三者之间呈现一个明显的逐渐发展递进的关系，后者超越于前者。

此三者之间关系的一个核心在于，它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现实。这个理论构想牵动了亿万人民投身参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而且，现实总是具有相对于理论的优先性，如果违背了这个基础认知去讨论，往往会陷入某种很可笑的理论图景当中。

    在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列宁的理论贡献。如果想对列宁的理论体系有一个宏观的认识，那么我会推荐三本列宁的著作去阅读。第一本《帝国主义是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这是有关整个大的时代判断的一个特别重要著作；第二本《国家与革命》，讨论的是社会主义与国家的关系，这一块在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讨论当中是缺位的；第三本《怎么办》，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讨论党建理论，列宁主义对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做出的最重大的贡献就是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论断，**他说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党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绝不是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这个理论乍一听，可能大家还不会意识到它包含着巨大的革命能动性和世界历史意义，其实它着重要回应和解决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是否可以进行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以及如何进行这样革命。

对此，列宁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革命肯定是可以的，而不是像很多人那样觉得条件没有发展成熟就应该等待，即所谓的补课论。关键的一点是，列宁把握住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存在和阶级意识是可分离的，正因为二者是可分离的，所以无产阶级革命所依靠的不是尚处于自发状态的无产阶级，而是在于由“自为”的具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从外部把这个阶级意识灌输给无产阶级，从而领导他们进行革命。正是伴随着列宁的这一伟大的理论发展和相应的建党实践，俄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都迎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国的新纪元。

西方政治思想史很喜欢用“XX时刻”这样的概念来形容某一个思想家对世界历史的重要贡献，比如剑桥学派很喜欢说的马基雅维利时刻。相对于马基雅维利，列宁对西方历史的影响当然要更巨大，因此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个时刻命名为列宁时刻。

正是伴随这个理论，才使得在广大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成为了可能，从而标志着人类由漫长的19世纪甚至可以说是漫长的16世纪，终于进入了20世纪。汪晖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讲的是为什么说19世纪是漫长的呢，**因为只要还承认资本主导的这个世界体系的合理性，只要还是由最强大的资本集团和最强大的民族国家进行联盟共同统治这个世界的话，不管过多少时间，人类历史就仍然处于19世纪乃至16世纪。**而20世纪则意味着人类有了一种不同生活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伴随列宁所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拉开序幕的。

**二、**颠倒的主奴辩证法：俄苏社会主义实践的意义与局限

在承认列宁建党理论的伟大历史贡献和世界历史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他内在的理论局限性，即其核心处保留了希腊基督教传统当中横亘在政党和人民之间的根本的不平等关系。

在这个体系当中，党和人民的关系始终是单向的，**党是人民的领导者、监督者、教育者，就好像东正教会之于民众，牧首之于教徒。对党而言，只有党到群众中去使之提升，没有党降低为普通群众从群众中来的环节。只有党领导人民、监督人民、教育人民，没有党接受人们领导、监督、教育的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人民的感情，即便是再最高尚无私的感情，也是一种神对凡人的圣爱。**这是它在文明论深处被印下的痕迹，这样一种单向度的党群关系，本质上可以叫做颠倒的主奴辩证法，这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整个精神现象学中最精彩的一段，也是对现实世界最能够发挥其持久影响力的一段阐释。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颠倒的主奴辩证法？因为在这个体系中，党作为一个觉悟了的主人，主动放弃了对奴隶群众的统治地位，他拯救了人民，因而成为人们的依靠和救世主，他从外部灌输、赋予人们做主人的意识，因而他比人民要更高明更伟大，**这种党群关系本质上是不平等，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制度之所以能够有效运作的核心在于保持革命理想。**就是尽管有这样的不平等，但是在充满革命理想的时代，共产党员作为先锋队，其愿意为人民献身的精神，仍然可以有效地鼓舞、团结人民跟他一起来进行革命和建设。

但是，一旦这样的革命热忱和理想退却之后，这种强调单方面的领导、支配、教育关系的制度，就必然会演化为缺乏人民主体参与的高度僵化的，所谓的党的系统官僚和技术官僚共同统治的模式，其带来的直接后果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一个超级大国竟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解体，一个核心的原因在于党的最高层被西方和平演变之后，党的整个机体没有办法对自身瓦解过程进行有效的反映，广大民众对于这样一场深刻影响着自己命运的过程只能作为旁观者。

**三、**师生辩证法：中国社会主义对列宁主义的继承与超越

正是认识到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和局限性，我们才能够真正看到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乃至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史发挥了何等巨大的作用。毛泽东思想对列宁主义最重要的超越，在于构建起了一套可以被概括为师生辩证法的党和人民互动的机制，这是一种平等和觉悟双运的党和人民的辩证关系。

我要特别讲一下“人民”这个概念。大家往往认为“人民”就意味着复数、单个人的集合体，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单个人的集合体只是作为复数的人，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人民”在本质上与之相区别的地方，在于它代表着能够通过先锋队的教育、领导、组织，把自己本具的觉悟激发起来，形成自己的主体性，能够参与到一个共同的事业当中，形成共同理想，构成特定的生活乃至生命共同体，离开共同理想、共同认同和共同事业，是不可能有“人民”的。

比如说调查收视率，尽管可能被调查的对象足够广泛，但是做调查的人也不会想要用“人民”这个概念。对他来说，适用的概念是消费意义上的大众。以此做对比，我们就可以知道“人民”这个概念首先一定要具有特定的政治主体性，离开政治主体性去谈论“人民”这个概念，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很可能会走向讨论的反面。

    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能够把人民本具的觉悟充分地激发出来，展现出来，他可以通过教育人民教育自己，通过向人民学习而指导人民学习，人民的主体性需要党的主体性来激发，党的主体性需要通过激发人民的主体性来实现，这是一个双向的、辩证的、有机的、不断的循环。离开这个循环，党的先进性和主体性就不足以维系。这也是对当下时代提出的一个深刻的考验，也就是说如果人们都变成了以逐利为特征的所谓的欲望动物，不管这个党自身如何进行相应的主体性教育，他的先进性都是不可能持久维系的。

在毛主席的《愚公移山》这篇文章中，有一段对师生辩证关系阐述得非常好，我为大家朗读一下：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对此，我的解读是：

“如果说，俄苏列宁主义式政党是以类似于神对凡夫的“圣爱”态度对待人民，那么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那里，这一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就如同从事在智叟式的常人（“理性人”）看来不可能完成任务的“愚公”，而这一任务实现的关键，就在于要感动人民大众所代表的“上帝”，二者一起努力来实现目标。感动“上帝”，意味着以感同身受的方式打动乃至引动神圣而全能的力量，人民大众就是这个“上帝”，意味着人民本身就是此世间一切神圣全能之力量的源泉，坚持下去感动人民所代表的“上帝”，意味着要以共产党的觉悟引发人民的感同身受，激发人民本具的无上觉悟，以此觉悟所转化成就的神圣全能之力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将革命进行到底。”

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到阶级意识只可能是从外部赋予工农阶级，也就是说他认为这样一种特定的阶级觉悟，需要通过一个比一般工人群众更高明的，更具有觉悟的群体，向工人阶级进行灌输的。而毛主席的理论对列宁主义或者说列宁的建党理论进行了最重要的超越，就是人民的觉悟是本具的，但是这个本具的觉悟会被各种各样的欲念以及各种各样以往的教育、意识形态所遮蔽，先锋队要做的是用自己的觉悟去激发人民本具的觉悟，人民的觉悟一旦被激发起来，成熟起来，一定会赋予先锋队永久的持续的动力，从而构成一个有效的辩证循环。

最后，做一个总结。 西方文明的根底即在古希腊传统与基督教的结合，而黑格尔意义上的主奴辩证法是对于这种文明核心特征（或说道体）极深切高明的把握：彼此陌生的双方相遇后展开生死搏斗，胜利者成为主人，失败者成为奴隶，二者通过关照对方发现自我。这种以斗争形成的具有支配-压迫关系的身份认同，构成了主奴关系的核心。这一关系是辩证的，即主奴的身份是在相互斗争中形成、通过相互认同确立、因新的斗争而发生改变的，这其中也包含者支配的一方主动放弃主人身份这种可能。

    俄苏社会主义的实践体现的是主奴辩证法当中极高明的一种形式，即接受了革命理想和革命理论知识的精英主动放弃了主人身份，领导原先做奴隶的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构造新型社会的新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颠倒的主奴辩证法，但是颠倒的主奴辩证法还是主奴辩证法。

白钢教授

我特别担心的一点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个充满伟大斗争的时代，有关中美关系，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东西方整体性的消长态势，有一种对中国崛起充满信心的表述是，中国可以像西方一样，按西方的方式发展，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是一个比西方更有资格做新的世界体系主人的存在。如果只是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可能这样一种前景也是值得追求的，或许也可以叫作伟大复兴。但是，这个决达不到主席曾经说过的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期许，无非是旧世界换新主人而已。而且，如果只是满足于这种形式的话，恐怕旧世界也不会这么容易就换了新主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寻找一种超越于这种世界想像的，一个对于新世界可能性的理解。

不管怎么说，在列宁主义的实践当中，它一方面超越了希腊基督教文明所赋予他的局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颠倒的主奴关系，它依然有其相应的痕迹与力用，上下、尊卑、支配-受制、主导-依附这些主奴辩证法中衍生的范畴会继续顽强而深刻地影响新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

对毛泽东思想的诠释，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因为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各种相应的教材都会对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进行表达。但是，我要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阐释还远远不够。因为我们很少将它放在整个世界的文明史和世界历史范畴中去讲，很多提及它对整体人类文明形态、人类世界想像做出了多么具有创造性的贡献。

当然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文明中生长出来的。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喜欢讲国学，讲国学复兴，复兴传统文化，但是如果只是一般性地讲传统文化，不谈将中国传统与中国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完美结合，并且领导了亿万人进行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就证明他对中国传统的认知仍然停留在高度肤浅的层面，还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传统。如果只是把传统高高供起来，作为一个伟大之物抒发思古之幽情，这又变成了对待文物的态度，而不是把传统作为活的事物，事实上，我们要尊重它在当下所呈现出来的活脱脱的形态，这才是真正尊重传统的态度。

**在中国文明深处，有一种跟主奴辩证法逻辑高度不同的一种新的世界想像或者是表述，我将其称为师生辩证法，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在道体意义上的差别。**在这种互为师生、教学相长、学习共进的关系中，必然包含对人的本质（乃至作为人之共同体的类本质）的开放理解和超越性追求：即不把人当作某种具有恒常不变特质/属性的抽象体，而始终将人看作是具备高度主观能动性的、以自我实践改造着世界及自身的实践主体。在这种关系中，平等不离觉悟，觉悟终归平等，二者互摄互入，相即相融。

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对师生辩证法原理进行概述，但实际上，整个师生辩证法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就体现在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中，对此我们可以用毛主席的一句话加以概述，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且，请记住人民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人民是需要有觉悟，同时又能够体证自己觉悟的主体。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