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优势：迎击贸易战的中国底气_风闻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梅新育】

中美贸易战不是一起事件，而是一个阶段，实际上代表着美国对中国一种比较全面的挑战，而且对方特意选择了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即美国经济景气处于峰顶，而中国经济多年积累的一系列问题正处于集中暴露阶段；所以，我们做好了应对极端情况（如对方向中国对美全部出口都额外加征关税）、打总体战和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做最坏的打算，朝最好的方向努力。而我们之所以有此底气坚决应对，维护中国国家、中国人民持续发展的权利，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组织动员能力强大的制度优势。

中国体制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世俗政权，这是至迟从西周代商以降三千余年来中国国家不可更改的基本特征；

——一党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一系列其它党派参政；

——行政主导，实行民主集中制；

——社会主义官方意识形态，决定了这个官方意识形态高度重视追求社会公正，并据此在执政基础、经济制度等各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安排。

正是这种体制赋予了一度虚弱一盘散沙的中国强大的动员能力和连续执行政策的可能，重大决策一旦形成，就能够迅速动员起经济、行政等各方面资源，全力以赴完成，而不至于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看看美国每次竞选政党轮替之后国家政策路线的变化，再对比中共执政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核心主题的长期坚持，不能不给人以深刻印象：

即使在安全形势严峻、一度四面受敌的建国前三十年，即使土改这类许多人眼里的重大政治决策，究其根源，其出发点仍然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核心主题。新中国1950年6月正式颁布的《土地改革法》第一章《总则》便开宗明义宣布：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改革开放至今40年，更是始终高度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管这几年国外冒出了不少依靠绘声绘色描述中国“争霸”、“新殖民主义”之类混迹政界、学界和舆论界的玄幻小说家，但中共十九大报告依然一再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

直至重申这句论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正是凭借这一制度优势，新中国只用了世界经济史上相当短的时间就从积贫积弱的起点成功实现“站起来”和初步实现“富起来”；也正是依托这一制度优势，我们能够有效动员一切力量，不仅仅应对眼下的贸易战，还要预先为未来的国际宏观经济变局准备。小平同志断言：“社会主义的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信哉斯言！

在某些人笔下，强大动员能力被描绘成一种错误，乃至罪过，而党争不休、言胜于行、朝令夕改、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被描绘成一种优点；其实，只要审视人类文明诞生发展的历程，审视西方世界崛起的历史，就不难得出相反结论。

动员能力是文明与人类社会诞生的基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前提。人类文明得以诞生，关键就是尼罗河谷、黄河中下游居民在与洪水的斗争中发展起来了动员组织能力，原始人群体由此形成有组织的社会。

动员能力又是决定一个社会在战争和灾害考验中能否生存的关键因素，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发展的关键；无论是资本积累，还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对先驱产业的推动，抑或创建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直至对外战争，成败高下都取决于动员能力。

鸦片战争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总量较小、人口少得多但动员能力强大的小国击败了一个经济总量和人口都要多得多的大国。正是由于动员能力不足，昔日的中国曾连续失败在西方列强炮火之下，进而被强行固定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的不利地位上，以至于中国1950年时的人均GDP纵向比较尚不足1820年时的3/4，横向比较不足当时西欧及其衍生国的1/12。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上，我们不能天真地寄希望于不遭遇外部冲击和灾难，我们只能立足于自己保持足够强大的动员能力应对一切挑战。

在这场贸易战中，我们深知对方的始作俑者选择此时发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认为经济周期变动时段于他们有利，期望中国经济多年积累的一系列问题集中暴露，为他们在贸易战中助一臂之力。但他们应该看看去年成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看看7月2日新一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公告：

“会议认为，……完全具备打赢重大风险攻坚战和应对外部风险的诸多有利条件，对此充满信心，下一步各项工作都将按既定方案有序推进。”

不仅如此，凭借体制优势，我们不仅要努力有效应对当前的贸易战考验，还要把眼光投向数年之后，当美国经济不可避免结束当前的景气、步入萧条之时，为我们届时的反危机而开始布局。

我们不认为自己的体制每一个细节都完美无缺，我们不认为自己的具体政策尽善尽美，但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让我们能够不断与时俱进锤炼改进我们的体制，能够在保持大的路线框架稳定的前提下，不断因应环境变化而调整具体政策。正因为如此，我们期待这场史诗级贸易战能够对中国经济社会发挥“压力测试”的作用，帮助我们发现我们现行具体政策措施中不符合客观规律之处，进而果断改革。

“宋人议论未定而金兵已渡河”——目睹美欧西方在应对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等等危机时的表现，我脑海中不能不一再回响中国先贤检讨两宋覆亡总结出来的这段沉痛教训，这是这一点导致西方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相对于1980年代、乃至本世纪初都显著掉落。

今年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

不错，凭借祖先遗泽，欧美人还可以继续享受而放言诋毁他人的“赶超”；但一旦他们技术优势不再，又将如何？须知，这场贸易战发展至今，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利益就是有效地激励了中国社会上下发奋图强、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决心，而且已经付诸行动。

西方时下流行观念认为，党派政治下的立法机构和独立司法体制能够对腐败实施更有效的监督，进而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干净、更有利的环境；有些人进一步由此引申，立法机构和独立司法体系面对行政部门越强势、制衡越强，就越能有效消除腐败，提高效率。

然而，上述简单的线性思维方式忽视了立法机构和司法体系个人的自利内在动机，须知他们自身也有可能成为腐败的主体，包括干出敲诈勒索行政部门的腐败行为，而不能发挥监督、制约腐败的功能。看看台湾“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们如何利用手中审查、表决预算的权力勒索相关行政部门向其“进贡”打点，看看政府投资如何成为美国、菲律宾等国议会政治中通行的词汇“猪肉桶”（pork barrel），1或曰“政治分肥”，我们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更为突出的是对效率的影响。其它条件相同，同样是就公共事务作出决策并付诸实施，行政机关显然比议会效率要高得多，成本低得多。

而且，与议会相比，行政机关有着相对明确的决策者去承受决策成功的业绩和失败后果，而且有系统的业绩考核机制来决定其陟罚臧否，因此在同等条件下有较强的内在动机去干实事以创造政绩，为自己升迁奠定基础；集体投票决策的议会则更容易陷入“人人负责又无人负责”的境地，对成功的决策竞相争功，却无人为失败承担责任，这样的内在机制进一步恶化了议会体系的效率。

正因为如此，即使在代议制民主政体运行相对成熟的美欧国家，倘若议会权力过度扩张而侵占行政部门权力，审查太多日常公共事务，也必然带来效率下降、决策失误增多的后果。

由此审视中美不同体制对应对当前这场贸易战的影响，美式体制的不利影响在“伐交”上面表现得格外明显。《孙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但很大程度上正是美式体制的掣肘，使得美方决策者走出了几乎同时向全世界贸易宣战的招数，而中国在贸易战爆发之后迅速启动了“伐交”的布局，现已明显改善了最初的不利条件。

《孙子》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人民主权”原则与赋予行政部门足够权力并不矛盾；在这个竞争的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的发展乃至生存归根结底都取决于其效率，任何政治体制最终都必须接受效率原则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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