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先生的“钱学森之问”和中国的发展_风闻

据微信公众号“政事儿News”(ID:zsenews)7月14日消息，当天，清华大学物理系“基科班20年·学堂班10年庆典活动暨拔尖人才培养论坛”举行，96岁的杨振宁作为清华物理系的“老朋友” 对“培养一流的科学家不太成功”的情况，提出三个问题。

杨振宁三问一流科学家培养

在“基科班20年·学堂班10年庆典活动现场，杨振宁表示，自己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方才朱邦芬院士很详细的介绍了这些年来毕业生们可喜的成就，这是大家非常高兴的、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杨振宁说，有一点值得关注，就是创建(培养)一流科学家不太成功。

“对于创建一流科学家不太成功这件事，是值得讨论的。是不是有这个现象？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到底重要不重要，值不值得去研究？这三个题目相关的是值得大家讨论的。”杨振宁表示。

毕竟目前在中兴事件，美国卡脖子的后续发酵期，中央政府一再的要求各企事业单位，不要好高骛远，踏踏实实的解决基础科学的攻关，产业高科技的攻关，破解西方国家对我们科技围堵和产业发展的遏制，以及未来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设置的藩篱，早日实现中国复兴大业的持续推进与改革。所以杨振宁先生的这一拷问、质疑，即刻成为社会热点，引起社会的大讨论。

      远在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而后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文化界把钱学森的这一质问，称为“钱学森之问”，虽过去了十多年了，不时的都被人拾起，来拷问中国人，鞭策中国人。在特朗普政府卡中国人脖子的当口，这一问题又被杨振宁先生提起来，又一次引来中国人的大讨论。这是一个好现象，哀兵必胜，知耻近乎勇，同时找出问题的关键，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为什么新中国培养不出民国那样多的大师？机遇比能力更重要。1

《知乎》王梦雨先生说：1917年北大，有一群教授：梁漱溟，25岁；胡适，27岁；刘半农，27岁；刘文典，27岁；林损，27岁；周作人，33岁；陈独秀，39岁；朱希祖，39岁。。校长是蔡元培，50岁。最年轻的是画法研究会导师徐悲鸿，23岁。这个年龄，搁现在许多人还是“啃老一族”，而前辈们已经成为大师了”     这批人现在普遍被认可为大师了，但是他们之前有配得上大师称号的成就么？其实一翻，我们会发现基本都是留洋归来直接就当上教授了，说句不好听的，刚毕业的本科生，哪有什么能在国际上拿出手的成就，这些人并不具备大师的能力，之所以能当上教授，更多是沾了当时文盲率百分90的光，是真的矬子里拔大个。同时期，按世界学术标准来衡量，民国学者在相关领域上能算世界一流水平的极少。

就是钱学森、杨振宁本人，也是留学镀光让他们无意走进了科学的殿堂和未知的拓荒地，机缘巧合，成为大师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一流人才出国为他国发展服务，二流人才在国内为外企谋福利发展服务，三流四流和不入流的农民工人才是中国复兴的主导人员。这时候出国的人才也没有出现民国那批人的能力了，为什么？

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才的打压？

君不见当年美国为了对付纳粹德国，上马“曼哈顿工程”研制原子弹。只因为爱因斯坦是德裔，那么伟大物理学家都排除在“曼哈顿工程”研制人员外。中国和美国在朝鲜战场一接触对阵，钱学森立即被美国人从军事科研单位除名了。要不是新中国百废待兴，钱学森后半辈子就是碌碌无为的一个凡人。改革开放中国那么多一流人才去西方国家留学，再也没有出现钱学森、杨振宁这么好命运的人，想想就知道为什么了，也就可以回答钱学森的问题了。

大师需要持之以恒的坚持和媒体宣传的加持。

在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眼里，新中国不需要大师，不需要帝王将相，只需要杰出的单位和最可敬的底层列兵和工人农民。整个新中国建国史，宣传的是刘胡兰、董存瑞、江姐、黄继光样式的人，董振堂、段德昌、左权知道的却很少。

即使钱学森、于敏、屠呦呦、袁隆平等等新中国的大家，也都是改革开放后开始个人崇拜才宣传，让人知道的。若继续按照第一代领导人的路线走，极可能人民只看到中国站在世界第一梯队，却不知道是谁带领大家走到这一位置的。

改革开放每个人都想走捷径，放弃了奉献精神，放弃了不问收获，只管工作的精神。从科学的春天我们摸索到科学的冬天。这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再没有出现“结晶牛胰岛素”、青蒿素、杂交水稻，这样的成绩。让人可惜、可叹又可恨！

之所以基科班20年，学堂班10年没有太多的成绩问世，杨振宁先生质疑，不满意办学的方法和结果，和改革开放人的急功近利过于追求短期功名利禄有关，跟人心浮躁不愿意深入在一块地深耕有关。

大师的产生不但和机遇以及深耕有关，更和社会的标准有关。

按照西方国家的规则，中国这个国家根本就不可能有效治理，但让人跌眼镜的是，中国不但国家治理得好，而且比西方国家进步还快。

西方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一直无解，但中国一群泥腿子就把通货膨胀赶跑了，并且二十多年几乎保持货币稳定性。这么牛的经济学家西方国家竟然视若不见。更可笑的是，西方国家一个又一个诺贝儿经济学奖获得者，弄来一个接一个新观点，却把西方国家带入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谈起经济大家，都是西方国家的，没有一个中国的。但不入流的中国经济学家可以带领中国超常发展，入流的世界经济大师把西方国家一次次带入坑里，大家说，这样的大师我们中国需要不需要？

戒骄戒躁是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国家民族，保持进步的法宝，所以，“钱学森之问”还是有存在价值的，接一时段被人拿出来，拷问拷问我们，让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保持进步的姿态，这样才不会再发生“百年中国”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