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叙事下的三方博弈—评我不是药神_风闻

是不是要以牺牲少数人为代价来保证程序正义？

亦或是做出妥协，来维持社会公平。

这就是《我不是药神》给我们设置的道德难题。

影片的叙事逻辑是十分解构的。

放映过程中除了少数时刻，情绪流都很克制。文牧野导演尽力而不带立场的让观众在患者（具体表现为吕受益、黄毛、刘思慧等）、警方/药厂、程勇之间来回切换。没有过度的煽情，甚至在最后老人的控诉中，都将语气控制的十分平静，这正是为了能让观众思考，到底是谁错了呢？

是患者？

电影的态度很明显了

“谁家还没有个病人呢，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

是人，就要生病，白血病更是一种容易人财两空的病，吃光家人，吃掉房子。

那么，是****警察？

办事警察原则上既要执行法律的意志，也受到了来自上级的压力，更何况最开始他们认为自己追查假药也代表正义。

那只能怪到药厂身上了。

事实上为了易于观众理解，电影中的黑脸就是药厂代表。

这个人西装革履，影中很好的用服饰搭配体现了这一点，长袖善舞，毫无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底线，口口声声合理合法，嘴上都是主义，心理都是生意。

可以说得上是一个模板般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但很遗憾的是，如果就影片中的三方博弈来说，这个道德难题在局内几乎是无解的。

如果可以不进行任何药物的研发的话，这样就可以从源头上避开了后续所有的事情。

这样又不用承受极高的研发风险，又避开了高昂定价下的道德困境。

（诺华公司在1997到2011年投入了836亿资金进行研发，其中只有21种通过了种种测试得以上市。其中影片中出现的格列宁则是一个花费了50亿美元的吞金巨兽）

而片中的警察（曹斌），自然也不用同时面对来自药厂和上级的压力，在最后以自我放逐，即辞职，来避开这个死局了。

但最终如果没有格列宁的话，患者就只能享受电影中张长林“院士”所发明的，磕扑热息痛配淀粉来作为安慰剂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了。

所以单纯从哲学层面的对错来衡量片中各方势力，自然只能得出一个让人郁闷的结论

谁也没错

毕竟出现了道德与法律困境之时，总是意味着道德高尚，而违反法律的情景。这种矛盾会让我们观众感动，但是什么都无法改变。

但，真的是谁都没有错？有的，错的是这个社会啊。

“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你能保证你这辈子就不生病吗？我不想死，我只是想活下去。”

医疗是一个在当下中国社会让人人都焦虑的问题，因此当本片出现后，非常奇特的达成了社会阶层一致性。出现了基于各个角度的优秀回答：

比如科普国际药物研发体制荒谬性:

“大型药厂在资本压力下会默契的尽可能多做那些昂贵的续命药，而避免向市场推出一次性治愈的特效药。对于患者来说，这些额外的昂贵成本全部由医保承担后分摊给了美国乃至美国以外的每一个人。”

心理学立场下的道德阶段推理：

前习俗水平：根据行为的直接后果进行道德推理。

习俗水平：将行为与社会崇尚的观点与期望相对照进行道德推理。

为什么会出现，明明是为了解决患者需求而研发的药物，但最终结果却是绝大多数患者却失去了获得医治的可能，这无疑是医疗体制的扭曲。或者说，异化。

美国人用每年百分之十八的GDP投入换来了发达国家中几乎最低的人均预期寿命,

程序正义的结果却是社会不公。

值得庆幸的是，文导演其实在结尾字幕中给了我们影片答案的最优解。

如何最大前提保证程序正义的情况下尽力的去推动社会的进步。

程勇如同辛德勒一般完成了自我的救世主建构。从一开始的赚钱养家为导向，到最后的圣者渡人，

这是一个完整的救赎过程（精神救赎与社会救赎）。

医药公司并没有完成彻底的垄断体制，资本得到了遏制。

最关键的自然还是是患者，他们需要的药物纳入医保，生存权重新得到了保障。

“公平是在所有人的正义达到共识之后所形成的一种秩序”

英剧《是，大臣》中曾经有一句基于公共管理和政府立场的金句,

*“*小孩子才谈对错，成年人只关心利弊”

因为我们有一个自主而独立的政府，既可以将越来越多的类似病症将被纳入医保范围内，又有与国际医药集团谈判议价的丰厚筹码。

所以我们既不需要像印度政府那样，彻底放弃国产医药创新体系，将同样的十三亿人口作为世界医药集团的试验场。又不会如同美国政府那样，以全联邦纳税人的公共资金分摊了新药研发的风险，还要被迫忍受最终的不合理定价。

毕竟

​仁心妙手普众生，徒留人间万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