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和儒学的关系以及武士道诞生的原因_风闻

武士道和神道教是日本本土两大核心思想，这两大思想影响了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直到今天两者依然有很大影响力。很多普通人对武士道的印象多半来源于电影电视动漫，这些影视剧里的武士都非常忠诚、血勇、残忍，不但对他人的生命毫不在乎，甚至对自己的生死也不放在心上。这和中国的儒家简直就是两个极端，看起来就是风马不相及的，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两者的渊源极深，甚至可以说儒学是武士道的老师，武士道主要的两大派里面一派名字就叫“儒学武士道”。这其实并不奇怪，日本几乎所有文化都可以从中国找到根源。无论是相扑、茶道、建筑、文字、服装、乃至鬼怪妖精等等。写出《武士道》的日本伦理学大师新渡户稻造就曾经说过在道德教义方面孔子的思想是武士道最重要的来源，事实上武士道的核心理念一大半都来自于儒家。

江户时代是儒学在日本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朱熹理学成为日本的统治意识形态，即官学，也是日本科举的主要内容，不过当时日本的科举叫学问吟味。朱熹不但在中国成为圣人，在江户时期的日本也是如此。日本哲学大师，德川家康的老师藤原惺窝就曾经说过“宋儒之高明，诚吾道之日月也”和“朱熹理学诚百世万年圣学之标的。呜呼大哉！”。制定了德川幕府时期日本规章制度和政策法令的林罗山也是如此，不过相比他的老师尊崇朱熹理学整体，林罗山更强调理学的“大义名分”，更准确的说是“君君臣臣父父子”的等级观念。他曾经说过“上下定分而君有君道，父有父道，为臣而忠，为子而孝，其尊卑贵贱之位，古今不可乱，谓之天下察也。举鱼鸟之微小，而天地万物之理具于此也”。武士道就是从这里开始找到他们忠于天皇和主上的理论依据的，并进一步把他们提升到“无论君皇如何暴虐无道，臣子也要无限忠于君皇”的地步。林罗山试图建立一种神道和儒学思想融合的理论，即“本朝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固无差等”，意思是日本神道就是王道，而王道又是儒道，两者没有什么差别。

到了山鹿素行时代武士道体系逐渐形成，山鹿素行是日本的兵法家、儒学家，他创立了“山鹿派兵学”。日本从他开始试图用儒学阐述“士”的立身之道，即武士道，但山鹿素行推崇孔孟而排斥其他宋明儒学。山鹿素行提倡在学校立“道学”，学校里面学的就是儒家“六艺”，他认为儒学才是“武门学问”的根本，什么叫“武门学问”呢？在他的解释里其实就是兵法韬略，滑稽吧，他居然认为儒学是兵法的根本，甚至他还说孔子孟子他们都是兵法大家，即“诸先圣先贤皆兵法之大家也”。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的回答是“当世之四书、六经者，皆此(即兵书)也”，因为他认为“正士法，养义，治天下，治国，皆士之本也”。从他开始日本用儒学解释武士的存在意义和兵法战阵，这也是日本军队里面武士道思想浓厚的原因，甚至近代军国主义在日本军队里的泛滥也不能不说没有这个因素。

我之前的文章曾经说过，儒学对中国的一大贡献就是在奴隶制解体后为中国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家天下”社会结构，也就是把家规族规提升到国法，把对父亲的尊重扩散到族长皇帝，皇帝便是君父或大族长。这种社会结构把中国成功从奴隶制带到中央集权制，因为仅仅有始皇的领土和度量衡文字统一是不够的，还要有意识形态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又必须要有一种适应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社会结构，如果像战国时代那样治理大一统社会是无法成功的，原因我之前的文章已经多次解释过这里不多说。

全世界除了中国外其他文明如欧洲印度中东等地在奴隶制瓦解后都没有进入中央集权制度，而是变成了封建农奴制。唐朝时期日本也想学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这就是大化改新，大化改新后日本的确短暂时间内变成中央集权国家。但就像上面说的那样，仅仅是表面学了始皇帝的统一文字制度等是没有用的，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配合，这种中央集权就如镜花水月。所以日本的中央集权制度很快开始瓦解，和欧洲一样不可避免的进入了封建庄园制。庄园主或者说领主为了保护领地安全就必然需要专门的军队或武士，这和欧洲的骑士或中国战国时代诸侯里的“士”差不多，这种武士或骑士不但负责保护领土，还是管理领土的领导层一员，他们掌握一定的知识是必然的。为了给这种制度寻找根源和大义名分，也可以说为了给领主或武士这些特权阶级寻找统治的合法性，就必须要有一套主观精神标准做思想基础。但我之前的文章数次说过，这种主观精神标准的建立是非常难的，每一套主观精神标准其实就是一种文明，无论是伊斯兰还是基督教还是印度教都是如此。如果说古代人口少社会分工简单的时候自然崇拜巫术崇拜还可以满足的话，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不可能了，谁建立了更完善的主观精神标准他就能在文化上吞并其他没有建立主观精神标准的地方，即使你武力再强也没用。如蒙古横扫世界，但在俄罗斯他们信了东正教，在中东信了伊斯兰教。日本自盛唐时期发现佛教入侵无可阻挡而本土又没有完善的主观精神标准抵御，于是在宗教层面便开始将儒学的标准结合本土的泛灵多神信仰和佛教部分思想创立了神道教，在社会层面将神道和儒学再次结合创立了武士道。

从以上文字我们可以知道武士道的确吸收了大量儒家思想，甚至日本武士道的主观精神标准也完全是用儒学的，如“名，忠，勇，义，礼，诚，克，仁”，其中每一种的重要性往后递减。但我们更要知道，它和儒学又是非常不同的，武士道大部分核心思想是来自儒家，但最根本的部分却没有。首先，①儒学的核心是“仁”，仁的基础是“孝”，而除了“仁”外最重要的是“义”，儒学的顺序是“仁，义，礼，诚，克，名，忠，勇。”，和日本武士道的侧重点完全反了。②我之前的文章数次说过，所有宗教都建立于一个或几个假设之上，儒学也一样。儒学的假设是人无论本性善恶都是该“仁”的，而日本的武士道缺失了这个最重要的前提。武士道更看重名分，名是核心。而这个名其实就是为什么要效忠主上，其次就是如何效忠主上，如何勇敢视死如归的效忠主上。③如果说很多人批评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让人失去血性的话，到日本这里就不攻自破了。日本武士道讲究对主上没有任何条件的忠诚，等级制度更森严，但武士们并没有失去血性，反而非常勇敢视死如归。

咱们中国的孟子则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儒家公羊派也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臣子并不是没有条件服从君主的，君主和臣子是以道义联系的，君主如果不守道义那么臣子就不必效忠。当然，在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加深后明清的小说里面就开始出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这是因为儒学的核心是“仁”，其他一切制度礼仪都是为了达成致仁的目标，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只是在特定生产力下为了致仁而设立的最合适的等级制度。不可能在奴隶制瓦解后就宣扬什么民主自由，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也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很多人批评儒家这种等级制度，但要清楚的是等级制度不一定代表坏，也和失去血性没有关系，反而是等级越森严越野蛮，如草原的奴隶部落制。即使是近代伊斯兰在非洲的传播对于非洲来说都是进步，因为非洲之前完全没有一套主观标准去组织社会。儒家当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相对于当时其他全世界的等级制都是最平等的，无论是和欧洲中东印度还是日本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