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巨额贸易失衡的根源是什么？_风闻

本文首刊于2018年6月25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中美贸易摩擦急剧升温，“战争”到了爆发的边缘。6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清单，中国政府迅速予以同等反击后，特朗普政府甚至宣布计划对额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在这场谁也不能轻易示弱的角力之中，理解美国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中国能够应付好这场危机的前提。

复旦大学华民教授是国家发改委“十三五”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国家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在他看来，中国的产业政策带来贸易条件的“不对等与不公平”是这一次贸易战的核心。而这种“不对等与不公平”与美方一再指责的中方利用补贴等产业政策破坏全球贸易规则，以及在创新、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等问题上的担忧紧密相关。

在这过程中，更牵动国人神经的，是我们在面对技术“制裁”时显示出的脆弱。在完成了一系列让步换得制裁“暂缓执行”以后（实际上美东时间6月1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国防法案修正案，又再度恢复此前美国政府对中兴的出口禁令），中兴通讯6月13日复盘以来，截至21日，A股六个交易日全部跌停，H股更是暴跌53.5％，市值蒸发将近566亿港元。

一时之间，“举全国之力发展国产芯片”、“中国芯片必须掌握核心技术”的呼声不断出现。国家选择、直接投入的产业政策是否合理？除此以外，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

湖北武汉，烽火科技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交换机主板、芯片、线缆的生产和调试。图/视觉中国

贸易摩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财经》：您认为中美之间巨额贸易失衡的根源是什么？

华民：美国之所以会产生巨额贸易赤字，不是像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的那样，是因为消费大于储蓄，而是因为它是投资大于储蓄的国家。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近几十年来产业链分工带来的“端点解”使得美国成为超资本要素密集工序，也就是研发的集聚地。研发是最花钱的，所以对资本需求很大，需要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上主要就做研发这一件事情，这样配置于商品生产部门的资源就少了，商品自然就需要进口， 从而产生了较大的经常账户逆差。

美国人口规模大，人均收入高，又因为是国际发钞国，有很低成本的融资能力；并且投资支出大于储蓄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和传统经济学所说的消费大于储蓄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投资增长可以带来就业与收入的增加，从而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福利增加的，在本质上是一种融资行为，而不是消费行为，故而是可持续的。所以，在过去几十年间美国就给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顺差市场”：谁和美国经济挂上钩，建立起良好的贸易关系，谁就能获得大量贸易顺差。中国1979年开始对外开放，2001年正式加入WTO，并迅速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随之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因此，贸易失衡对于中国也是有利可图的。

《财经》：这种巨额的贸易失衡给中国带来的利益何在？

华民：上世纪70年代，中国首先开始了自身农村改革，产生了剩余劳动力和剩余资本，并且流向城市；于是80年代有了城市工业化改革，放开价格、改革国有企业、给出了市场信号，改变了资源配置的方式。但是在刘易斯增长方式下，只要产能一释放，就会面临国内总需求不足的约束，也就是农民数量比较多，缺乏消费能力。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人口占比为79％左右，到2010年为51％，目前仍然高达46％左右。 农村居民作为非工薪劳动者，是很难为总需求增加带来贡献的，但是他们却可以为总供给的增加带来巨大的贡献。要平衡刘易斯增长所释放出来的产能，需要找到一个能提供顺差的市场。

于是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通过三大正确的政策把出口通道打通了。1992年推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降低了进入美国市场的汇率风险；1994年对高估的汇率进行调整（官方人民币汇率贬值），提升了中国出口企业的竞争力；2001年中国加入WTO，正式进入国际贸易的“合规”市场。利用美国提供的“顺差市场”，中国的经济也快速增长。这是中美贸易失衡给中国提供的机遇。

《财经》：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华民：加入WTO时的中国并不完全达标，但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允许中国加入WTO，其附带条件是，中国在15年内完成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的转型。通过加入WTO，我们突破了需求约束。

中国产业政策中确实存在政府补贴与贸易保护，当这种补贴与保护政策指向幼稚产业的时候，原本也是国际惯例。当这些企业对外出口、或者侵犯他国知识产权的时候，那就可能产生外部性问题，进而产生贸易摩擦。此外，如果政府在贴国内企业的同时，又对国外企业实施准入限制，会产生不对等的问题，也容易产生贸易摩擦。综合起来看，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问题不是贸易失衡，而是背后的贸易条件是否对等与公平。

《财经》：您认为美国这次采取紧缩性贸易政策的真正意图是迫使中国消除“不对等与不公平”的贸易，还是用一切手段抑制中国？

华民：两方面都有。

尽管我们利用了美国的“顺差市场”，但这还说不上不公平，因为中国加入WTO是经过长期谈判认可的。问题在于加入WTO之后，市场化改革的力度仍然不够，我们有些企业享受了太多的政府补贴。这些享受国家产业政策补贴的企业不仅出口商品，有的还到境外收购美国与欧洲的公司，这就造成了不公平竞争与不对等贸易。

到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的今天，美国觉得有必要严肃对待与中国贸易逆差的问题。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贸易带来的外部性的问题。中美贸易失衡不仅规模太大，而且由贸易带来的外部性效应也过大。这种由贸易带来的外部性问题主要是由全球产业链分工所造成的。全球产业链分工将各国之间的产品分工推向了“工序”分工（trade in task），使得参与国际贸易的各个国家从产品贸易变成了产品内贸易，从而使得国际贸易的一般均衡解变成了产业链分工下的“超边际端点解”，结果，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成为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的某一道工序的参与者。

其中，基于美国的禀赋与竞争优势，美国参与的国际分工主要是研发，这就导致高水平人力资本供不应求，于是这群人的收入水平因供求关系失衡而不断提高；但是，那些原先参与中间品生产和下游组装的劳动者则因外包分工而失去了就业机会，他们的收入水平也因此而不断趋于下降。由此造成的美国国内收入差距的加大，就是基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贸易所带来的外部性。

面对这样的外部性，美国应该通过国内调整还是国际调整来降低这种外部性呢？国内调整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的，但在实践中很难，因为美国不可能把大部分劳动者都变成拥有人力资本、适合从事研发活动的劳动者。于是，外部调整也就成为选择，那就是让外包“回岸”、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尽可能降低贸易逆差。这些调整成本主要落在了中国的身上，中国是对美贸易最大的顺差国，而且是知识溢出的主要受益者和外包的主要接受者。

第二，是要压制来自于中国的挑战。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美国人看来变得太大，更何况中国还要通过改革现有的、包括国际贸易在内的国际经济秩序，获得更大“话语权”与经济利益。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特别是WTO多哈回合谈判，由于中美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立场，使得谈判无果而终。当美国无法在多边贸易协定中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转而采取单方面行动来压制中国的贸易与投资也就成为逻辑上的必然。

“政府的角色是支持，而非创新与选择”

《财经》：那么您对于产业政策的态度是什么？

华民：从实践的角度来讲，产业政策如果把握不好，会导致政府干预介入太深，从而不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从学术的角度来讲，产业政策有三大缺陷，这就是经济学家们大都主张慎用产业政策的原因所在，这三大缺陷分别是：

第一，信息问题。受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的约束，政府很难识别哪个产业应该得到政策的支持或者优先发展、甚至给予补贴；

第二，资源错配问题。宏观经济政策是用来反周期的，但产业政策则是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只要信息不够完全或者对称，就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直至造成资源错配；

第三，市场出清问题。政府推行产业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提升竞争力，这就不能确保市场供求平衡，假如供求不能平衡，就会形成过剩产能，其后果不是增加库存、就是增加债务，从而对宏观经济稳定带来冲击。

基于以上缺陷，除了在工业化早期需要借助于产业政策来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以便实现经济多元化之外，一般情况下最好不使用产业政策来扰乱市场秩序，特别是在对外贸易场合，产业政策干预会带来不公平贸易质疑而遭遇贸易伙伴国的反倾销或者反补贴报复。

《财经》：政府在产业发展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华民：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在经济动态增长和结构演变（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企业创新、市场选择、政府支持”是比较理性而又有效的做法。政府的支持可以是制度方面的、人力资本方面的，以及生态环境方面的。但政府做不了创新，受信息约束也不能做产业选择。美国加州硅谷就是上述政府、市场企业互动的典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在他的著作《大繁荣》中对此作了详尽的分析，认为政府的职责不是选择产业，而是造就商业部门的创造力、激励企业家的创新。

斯坦福大学中美技术管理中心主任Richard Dasher等人的研究总结了“硅谷产业生态系统的11个特征，并探讨了支持这11个特征的制度基础，包括：

（A）为有风险的事业提供资金的金融体系；

（B）提供高质量、多样化和流动的人力资源的劳动力市场；

（C）产业界、大学和政府之间的互动，以持续不断地产生有创意的想法、产品和业务；

（D）知名大公司和小型创业企业共同成长的产业组织；

（E）鼓励创业的社会制度；

（F）协助创业企业成立和发展的专业组织。

此项研究还发现，“政府研发资金对建立硅谷至关重要，政府继续资助该地区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硅谷的地方政府也通过建立孵化器和监察员办公室，帮助企业打造有利的创业环境，应对复杂的政府监管”。

从加州硅谷的案例来看，政府的职责不是去选择应该发展的产业，而是对市场创新中崛起的企业和公司创造更为完善的成长环境。

所有产品创新和技术发展的方向，都不是来自于政府的选择，而是源于市场的选择和企业家的决策。过去30年硅谷诞生了IT行业。近些年来，又在加州伯克利分校周边集聚起了新兴的生命科学产业，它同样不是产生于政府的产业政策，而是源于市场的需求，以及科学家的发明和企业家的创新。

《财经》：日本能不能作为成功的产业政策的例子？

华民：实际上日本的产业政策并不成功。比如日本的高铁，基本上是在政府的财政投资支持下发展起来，可以视作为日本产业政策的经典，但日本高铁同时也是产业政策失败的经典。

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政府投资支持下的高铁产能与运能过剩、且不能盈利。凡是不能盈利的投资，最终都会成为债务，于是日本高铁不得不通过私有化重新回归市场，而不是继续依靠政府的扶持。高铁疯狂发展造成的资源错配还使得日本的宏观经济也陷入了债务陷阱，在债务压力下，日本经济增长迅速走向难以阻挡的衰退之路。所以，日本算不上是一个产业政策成功的国家。

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道宾曾经在《打造产业政策》一书中对日本的产业政策做过批判性的分析，认为日本高铁的失败就在于政府不计成本、不尊重市场的错误决策。他比照分析了世界上三种修建铁路的模式，发现日本模式（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法国）是最没有效率和不可持续的；次优的是美国模式；最优的是英国模式。这三种模式的区别就在于谁是投资与决策主体。

日本高铁的投资与决策主体是中央政府，美国铁路建设的规划权在地方政府，投资主体是私人企业；英国铁路建设的决策与投资主体都是私人企业。通过比较这三种模式，道宾发现英国铁路是最有效率的，美国次之，日本和法国都很糟糕。原因就在于中央政府既缺乏足够的决策信息，又处于预算软约束状态。

另一个制造业大国德国，也说不上有什么产业政策。政府的行为目标是让经济活动变得更加有效，而不是去决定企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为达此目标，政府的财政支出大都是进入企业生产函数的，比如全球最好的职业教育和工科教育，以及各种各样的公共品。当企业面临外部冲击时，政府不仅会通过减税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且还会劝说工会降低工资来帮助企业进行提升竞争力的调整。

此外，德国企业相互之间也不进行价格竞争，它们通过建立价格卡特尔，避免了成本竞争，因为成本竞争是向心的，企业竞争的空间不能在国内市场，而是应当在国际市场。企业相互间绝不打价格战，有本事就去海外拿市场。政府没有产业政策，企业没有恶性的价格与成本竞争，政府和企业都很自律。

“即使针对所谓核心技术，产业政策也无法从根本上帮助它们”

《财经》：对于液晶显示器、半导体这样需要巨大投入的产业，或者一些核心技术、基础产业也是如此吗？

华民：生产公共品和推行产业政策事实上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是改变禀赋，后者是配置资源。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支出来改变禀赋，比如增加人力资本投资，鼓励民间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等，但不能直接去配置资源。因为由政府配置资源导致的低效率会降低政府的财政能力，从而直接影响政府生产公共品来改善禀赋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产业政策和公共品生产实际上是有冲突的。

对于那些涉及到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与基础产业也是一样，产业政策也无法从根本上帮助它们。核心技术靠的是研发，基础产业靠的是用户。研发的关键不是钱而是人，政府做不了研发。政府可以成为用户，但是以政府作为主要用户的产业做不大，只有当产品可以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才能孕育出一个规模巨大的产业。

至于投入，除了少数基础研发活动（其产出无法成为私人产品）的费用需要政府支持，大部分研发活动和基础产业的投资与政府无关。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前者主要来自于风险投资，后者主要来源于银行信贷。没有风险投资者的识别与银行债权人的监管，就不可能带来真正有价值的核心技术和可持续、成规模的基础产业。

政府投资研发为何缺乏效率，关键的问题是，经由行政配置的研发投入基本上都耗散在流程上，而没有能够成为从事研发活动的创新者的技能溢价或者财务回报。与政府的财政投入不同，风险投资者和银行一般是不会允许融资者这么干的。

再从实际情况来看，政府用产业政策支持的产业通常都有两个问题：一是缺核心技术；二是普遍产能过剩。原因就在于财政投资的预算软约束，以及由体制和流程所决定的资金的耗散性使用，从而对于从事技术创新的人缺乏足够的激励。

最近几十年中所涌现的成规模、且有技术创新的企业大都是非政府财政支持的民间企业，比如华为、美的、海尔等。哪怕是在一些基础性行业里，比如钢铁等，民间企业的经营绩效与技术进步要优于政府财政投资的国有企业。这告诉我们，无论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还是企业成长，都与产业政策没有太大的关系。

与此相反，无论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还是企业成长，都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体制与人力资本供给不足的瓶颈。这些瓶颈没有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旨在改变资源禀赋的人力资本投资，几乎是不可能突破的。

结论是清楚的，政府真正应该做的事是提供企业发展、产业转型、技术创新所需要的体制与禀赋支持，而不是通过产业政策来参与资源配置。

《财经》：在今天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中国重新花精力投入到底层技术和核心技术，可能来不及、赶不上，那该怎么办？

华民：民间企业的成长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中国是有可能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底层向处于上游的分工领域推进的。就像格兰仕、青岛海尔、特别是华为这样的企业，也就通过30年左右的时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从加工制造到中间品生产、再到进入高端研发与自主创新的转型。只要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成长为以上所列举的企业，那么中国在世界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就会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构性变化，最终一跃而成为世界制造与创新大国。

但是要想实现这样的转型，就必须解决三个问题：需要一个伟大的企业家阶层的崛起；需要划清政府与企业的边界；需要政府提供更加有利于创新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与人力资本供给。我们需要更多的工程师而不是金融从业人员；我们需要更多的工匠而不是快递员，工匠是一种职业，不是一种精神，故而需要政府对职业教育有更多的投入；我们需要把更多的大学实验室建在企业里，才能实现产学研一体化。总之，在技术进步与企业发展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既不存在“弯道超车”，也没有什么“华丽转身”。

《财经》：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其实德国和美国也是有调节的，比如“碳指标买卖”，中国能做这样的事情吗？

华民：这里首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政府是在选择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还是在保护环境。从因果关系上来讲，政府首先是为了保护环境，推出了碳关税，然后才有了产业的调整，即企业根据成本收益分析，决定是否需要进行结构调整，推进汽车产业从传统能源向新能源的转型。所以，新能源汽车的产生并不是政府选择的结果，而是企业对环境要求的变化的一种选择。迄今为止，我们也没有看到欧美政府对新能源汽车有多少财政补贴，基本上都是企业行为。至于碳交易，更是一种贴近市场化的政策运作，基本不属于产业政策范畴。

这类国际经验中国当然可以借鉴。但是我们必须搞清楚其中的机理与因果关系。不是用产业政策来改变环境，而是用环境保护的政策来影响产业的健康发展。前者属于资源配置，后者旨在提高社会福利。

《财经》：举一个最近的实例，您如何看待近期特斯拉来上海建厂这件事？

华民：引进特斯拉，既是上海政府产业战略和回归制造业的选择，也是特斯拉的理性选择。考虑到特斯拉落地上海的这种战略思考，防止政府干预不当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政府最好不要站在产业政策的立场上来操作这个案例，而是应当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把这当作一次外资自由准入的改革来对待，可能更理性、获利更多。简单地讲，引进特斯拉应当成为推进上海自贸区改革的一个机遇，而不是政府推行产业政策与结构调整的一个杠杆。

汽车产业在国际社会早已不是朝阳产业，但是其地位仍然很重要，原因就在于汽车产业链长、技术要求高，对工业综合能力的提升有帮助。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也已经越过峰值。在这种情况下，再把汽车产业当作幼稚产业来保护已经没有必要了。中国的汽车产业走到今天，到了可以开放的地步，该发展起来的公司都发展起来了，发展不起来的也都退出了。

所以降低国外汽车进口关税，既可增加国民福利，也可缓解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何乐而不为？

《财经》：您认为中国企业家需要怎么样的产业环境？

华民：第一，保护私有财产；第二，税负要低；第三，改善劳资关系。此外，企业家自身也需要树立起很高的道德情怀，既追求物质利益，但是更应该去享受那些非物质财富，比如：为自身努力换来的成功感到满意，即所谓的成就感，这种回报是体验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探索未知的快感、挑战的刺激、克服困难后的欢欣，还有对不确定性的痴迷、影响世界、留下印记，这些回报就是所谓的充实感；个人成长或者自我实现，即人们从发展自身才能潜力中得到的满足感。

以上这些报酬都是传统经济或者管理理论中所没有的，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推崇。

19世纪90年代美国处于镀金时代，有产者的炫耀性消费让企业界迷失了方向，这时，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凡勃仑出版了旧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有闲阶级论》，猛烈抨击了这种有害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作为。美国社会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更多的富人开始将金钱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为低收入阶层带来“淋下效应”，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建立慈善基金，帮助各种各样需要帮助的人，比如孤儿、老人、病人等。企业于是也就从一个纯粹盈利的组织演变成为一个可以被社会欢迎和包容的机构。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家的崛起与成长需要得到全社会的支持，那种“无商不奸”、“劳心者治人、劳力者被治于人”的思维必须坚决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