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真的和李治伦乱么_风闻

 虽然汉唐是封建王朝中较为强盛的朝代，一向是国人心中所向往的盛世，然而也有句话叫做“脏唐臭汉”，汉唐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上层统治者的风流韵事 。汉唐的统治者也确实存在较多的淫乱行为，汉王朝还好，只是诸侯王有“禽兽行”，玩“德国骨科”；唐王朝则是备受瞩目的皇室屡次出现乱伦的丑闻，如唐太宗纳弟媳杨妃，高宗纳庶母武则天，玄宗纳儿媳杨玉环，因此到了充满道学气息的宋代，就对李唐皇室“闺门无礼”的行为颇为不屑。朱熹在《朱子语类》里曾言“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李唐出身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和鲜卑勋贵多有联姻，因此李唐皇室的确渐染胡风，这或许使得李唐皇室风气较为开放。不过有些问题并非用简单的“唐源流出于夷狄”就能解释，从表面上，高宗纳武则天难免有乱伦的嫌疑，不过笔者认为唐高宗纳父亲唐太宗嫔妃为皇后这件事情，其实并未牵扯到“乱伦”。

 唐高宗在永徽六年（655年）颁布《立武昭仪为皇后诏》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对于这一重大政治事件，陈寅恪先生曾言“此诏之发布在吾国中古史上为一转折点，盖西魏宇文泰所创立之系统至此而改易，宇文氏当日之狭隘局面已不适应唐代大帝国之情势，太宗以不世出之英杰，犹不免牵制于传统之范，而有所忌，武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拔取人材，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者也”,陈寅恪先生利用地域集团论揭示了唐高宗立武后的深远影响，认为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没落、寒门阶层兴起的标志。对于诏书中极为关键的“配元生成”一句，也就是高宗把武昭仪比作汉代的王政君，陈先生认为是“欲盖弥彰、事极可笑”，高宗立武后压力重重，在如此关键的诏书中用王政君的典故肯定不是无的放矢，笔者以为高宗另有深意，因此王政君的典故绝不可简单地视作是高宗欲盖弥彰。

诏书原文为“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这道诏书虽不无溢美之词，然而其信息含量却是很大的。首先，诏书开头赞美武氏门第高贵，我们知道，唐代仍带有士族政治的色彩，崇尚门第之风在唐代仍然流行，并州文水武氏家族真正发迹在是在隋末天下大乱之时，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通过贩卖木材攀附李唐政权而实现的，武德三年，武士彟已经担任三品的工部尚书，跻身李唐政权核心，更是李唐的开国功臣，太原元从，武氏家族可以算得上是当朝勋贵。魏晋南北朝以来形成的士族阶层，经过不断地分化，有高门大族和寒门小姓的区别，武士彟父曾经担任过隋朝东都洛阳丞，祖父官至北周永昌王咨议参军，可见，武氏家族非高门大族，也非是一般的平民之家，算是地方小姓。然而随着武士彟的发达，武氏家族的联姻对象也开始跨越州郡和全国性的高门大族联姻，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即出自弘农杨氏家族、隋朝观王杨雄一支，杨雄在隋文帝开皇年间炙手可热的四大权贵之一。杨雄弟弟杨达曾经担任尚书、纳言，杨氏就是杨达的女儿。在门第观念如此浓厚的初唐，并州武氏家族能攀附上弘农杨氏无疑是令人瞩目的。武士彟和杨氏的婚姻是唐高祖李渊亲自主持的，由此可见，武士彟在武德年间极其受宠。因此高宗诏书中的“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极有可能是针对武则天的母族而言的，高宗原配王皇后出自太原王氏，是北周功臣王思政的曾孙，那么以此对比，高宗想要向众人传达的信息就是：武则天的出身也是“非常显赫”的。

    而高宗废王立武又牵扯到极为复杂的政治斗争，武才人的出身无疑是个显著的把柄，使得拥王派以此为理由反对立武则天为后，不过在门阀观念浓重的唐初，大臣反对立武则天更多的是因为武出身低微，王皇后出自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其曾祖是北周功臣，且高祖女同安长公主是王皇后的从祖母，王皇后的上位与同安公主有很大的关系。与之相比，虽然武则天父贵为当朝勋贵，然而还是难等大雅之堂。出身无疑是武则天的最大阻力。

   接着说武则天因为才行入选后宫，颇为有趣的是宋人所修《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则是记载武则天因为美貌而入选后宫，《新唐书则天则天皇后纪》：后年十四，太宗闻其有色，选为才人。《新唐书则天则天皇后传》：太宗闻士彟女美，召为才人，方十四。《资治通鉴》卷一九五：故荆州都督武士彟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宋人欧阳修等人无一例外认为武则天以美色进入宫中，位以色登固然带了一些轻浮，但宋人原意不在于指摘太宗好色，而是凸显武则天为祸水之意味。事实上更为原始的《旧唐书》与此记载却不同，《旧唐书武则天纪》“初，则天年十四时，太宗闻其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美容止”与“美色”给人的印象却是天壤之别，“美容止”是史书中常见描写后妃的用词，起码在词性上算是褒义词，“美色”则给人以红颜祸水的联想。《唐会要》则记载“太宗闻武士彟女有才貌。召入宫。以为才人”，因“才貌”入宫也合情合理。可见在武则天入宫原因上，宋人是多做狡狯，不免有误人视听之嫌。

    诏书随后说武则天在后宫有美好的名声，这大体是可信的，毕竟武则天确实很有手段，处理宫中复杂的人际交往关系于她而言并非难事。接着是高宗回忆自己为太子的时候，受到父亲的宠爱，常在父亲身边侍奉，朝夕不离。太宗英明神武，故高宗身为太子也是战战兢兢，谨慎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高宗于“嫔嫱之间，未尝迕目”，所以太宗非常欣赏李治的谦恭，因此把武则天赐给了李治，最后一句，高宗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典故，“事同政君”，这个典故到底所指何事？根据《汉书元后传》记载，王政君在五凤年间以良家子的身份入选后庭，一年后，太子因（汉元帝）所宠爱的司马良娣因病去世，而一直闷闷不乐，太子因此对后宫娣妾发怒，东宫女子罕有得幸。宣帝听说这件事后，就想开导儿子，想让皇后挑选几个漂亮的女子送往东宫服侍太子，王皇后挑选了五个宫女，王政君也在其中，皇后好心打听太子的心意，太子拗不过去，随意指了一个女子，说“此中一人可”。史书记载当时“政君坐近太子，又独衣绛缘诸于，长御即以为是”，因此王政君得幸于太子，且给太子生了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成帝。明显此处，高宗用王政君的典故事意有所指，无疑是向天下宣示，武昭仪也是如王政君一般由先帝赐予，若果真是先帝赐予，为何武昭仪在先帝去世后出家感业寺为尼？李世民会把自己的嫔妃才人赐给太子李治么？   

​事实上，皇帝将才人赐给太子并不算新鲜事。西晋时期，因为太子妃贾南风好妒，晋武帝司马炎曾将才人谢玖赐予太子司马衷（也就是后来的晋惠帝）；另外，根据《旧唐书》记载“代宗时，后以良家选入宫，为才人。顺宗在藩，帝以才人幼，故赐之，为王孺人，是生宪宗，”可见唐代宗也曾将王才人赐给孙子李诵。对此学者认为是李唐有少数民族血统，少数民族历来有子娶父妾的风俗，因此祖父赐给孙辈妃嫔不足为怪。但笔者却不太赞同，李唐只是母系有少数民族血统，况且少数民族的子娶父妾也是发生在父亲死后，而不是生前，李唐皇室不恪守礼法是一回事，但代宗将已经宠幸过的嫔妃赐给孙辈又是一回事，而且由“帝以才人幼，故赐之”一句看，王才人虽然名义上是后宫嫔妃，可并未得到代宗的宠幸，因此代宗将才人赐给李诵并无乱伦之嫌疑。我们在这里不禁要问，才人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名号？

事实上，才人最初只是宫中女官，并非是皇帝的妃嫔。汉元帝的傅昭仪曾经是上官太后的才人。根据《宋书后妃传》记载“（世祖司马炎）又置昭仪、昭容、昭华，以代修华、修仪、修容。又置中才人、充衣，以为散位”，直到晋武帝时期，才人才正式成为后宫嫔妃的名号，不过是以充散位。西晋惠帝贾皇后乳母墓志曾经出土，墓志显示乳母徐夫人也曾经先后得封“中才人”、“美人”、“良人”的封号，而徐夫人得封之时，年已六十，我们显然不可能认为乳母徐氏受过晋武帝的宠幸。北魏孝文帝曾经“置女职，以典内事”，其中就有“中才人”。著名的女政治家上官婉儿墓志出土后，我们发现十三岁的上官婉儿也曾先是高宗李治的才人，后为中宗李显的才人，难道这也是李唐皇室乱伦一脉相承的证据？事实上在高宗以后的神龙年间，仍然有八品亡官人被赠以“才人。”不过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婉儿的才人经历颇为短暂，得到后宫嫔妃名号的女子未必与高宗有实际密切的关系，上官婉儿在后宫的真实身份，应该是武则天的女官。”   

 由此可见，才人虽然名义上是后宫嫔妃的称号，但才人称号被赠予女官、外命妇的事也屡见不鲜。因此在理论上，父辈将才人赐给晚辈，并不能说明什么。那么太宗何时有可能将武才人侍从李治呢？

   贞观晚年太宗疾病缠身，尤其是征伐高句丽之后， “时太宗患痈，太子亲吮之，扶辇步从数日”，身为太子的李治亲自为父亲吮痈。根据《资治通鉴》记载“上疾未全平，欲专保养，庚午，诏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于是太子间日听政于东宫，既罢，则入侍药膳，不离左右。上命太子暂出游观，太子辞不愿出；上乃置别院于寝殿侧，使太子居之。褚遂良请遣太子旬日一还东宫，与师傅讲道义；从之,”贞观二十年，由于身体的原因，太宗就已经让太子处理军国大事，而太子也是隔日方回东宫处理政事，然后再侍奉医药，并不长时间离开太宗，太宗甚至后来在自己的寝殿旁边设置别院让太子居住，太子则每十天一回东宫与褚遂良等人讨论功课。

从贞观二十年到贞观二十三年，太子李治长时间侍奉太宗医药，待在东宫的时间极其有限，出于对太子的关怀，加之太子远离东宫，诸事多有不便，太宗选择稳重有才干的宫人服侍太子也在情理之中，以此来照顾太子的日常起居，因此，武才人极有可能在此时与太子相识并和太子暗生情愫，《唐会要》记载“时上在东宫,因入侍,悦之”,可见此次入侍应该是高宗和武才人产生情愫的重要原因，不过高宗为太子，一直谦恭谨慎，当不至于和武才人有所逾越。随后随着太宗服食丹药，病情不断恶化，太子更是“昼夜不离侧，或累日不食，发有变白者”,可见太子之仁孝。贞观二十三年，随着太宗的去世，武才人不得不以嫔妃身份例入感业寺为尼，太宗虽然让其服侍太子，但并未名正言顺赐给太子，这或许是高宗诏书之原意。

两汉至隋唐，才人虽名为嫔妃位号，理论上说才人应该都是被皇帝宠幸过的女子，而实际情况却并非都是如此。因此，笔者以为，高宗和武则天或许并没有乱伦的嫌疑，“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这也可能是对历史真实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