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的文学 ————谈日据时代的台湾新文学运动_风闻

谈起新文化运动，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新文化运动不仅是一次文学上的变革，更是一次思想上的启蒙运动。它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将民主科学的精神播撒到每个先进中国人的脑海中。

我们关注现代文学，往往离不开对新文化运动的征引与分析，长久以来，形成了我们的惯例。这样的惯例让我们的视角仅仅局限在大陆的风起云涌当中，而忽视了东南一隅的台湾所发生的事情。20世纪20年代初，在日据时代的台湾，一场同样可歌可泣的文学运动也在同样的上演。

追忆台湾新文学运动

今天的学者，甚至是当年新文学运动的领袖，张我军、赖和在内的许多人认为，台湾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分支。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系林载爵在《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的回顾中》就毫不含糊地说台湾新文学运动“是受祖国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而产生的，所以实际上可说是中国新文学的一大支流。”

的确，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产生，在骨子里，有和新文化运动不可割舍的联系。从时间上看，台湾新文学运动稍晚于大陆新文化运动。而在大陆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张我军和赖和都在大陆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新文化运动的许多内容都被新文学运动的领袖带进了台湾本土中。如张我军在《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中指出，台湾新文学运动有两个重要任务，其中一条就是白话文学的建造，其要求与胡适的观点别无二致。

所以，台湾新文学运动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支流，还是脱胎于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子运动，其本质就是大陆新文化运动在台湾的一次延续。但是在日据时代下的台湾，新文学运动也有它自己的独特之处。

1895年后，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但台湾民众并不愿意接受被分割的事实，从而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算上历时半年的台湾保卫战，保台的武装斗争断断续续进行了二十年。日本从正式控制台湾开始，便不遗余力的在台湾推行奴化教育。日语被定为官方语言，而汉语遭到打压，这激起绝大部分人的愤慨。赖和就曾经抵制进入日本人的公立学校，而选择念传统的私塾。

但是作为政治力量的一个体现，日语还是被强制的推广开来。同时，为配合统治的需要，这一时期，产生了所谓的“皇民文学”，来控制及奴化台胞的思想。许多新文学运动的骨干力量，在运动中，也有用日文写作的习惯，形成了新文学运动当中中日文并用的现象，这和当时的奴化运动不无关系。

同时，在台湾进行了残酷的二十多年的统治后，日本也开始使用怀容的政策，消磨台胞的反抗意识。由日本驻台总督出面召集全岛的耆宿长老、文人墨客，在他的官邸饮酒赋诗，品评唱和，一时间，击钵吟的噪音在台湾岛上空回旋，原本为保存汉民族文化以抵抗日本同化政策而成立的诗社已日渐堕落，原本富有民族意识的诗人也日渐沉沦，做诗已演变成为邀赏和显示技巧的工具，弄得台湾文坛乌烟瘴气。被新文学运动的文人们批评为“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但这一政策，终于使人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怀疑、动摇。后世有很多台湾学者大谈当时台湾文学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的思想混乱造成的。

面对如此情景，台湾的有识之士，选择用自己的笔杆，来拯救岌岌可危的中华文化。

和大陆新文化运动一样，台湾新文学运动也有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但因为是处在日本殖民之下，所以台湾的新文学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更具有指向性，矛头指对日本殖民者。其中以赖和的小说最为著名。文学评论家叶石涛有这样的评价：“他以果戈里般的讽刺描写了殖民统治下本省农民的悲惨的生活情况，揭示了日本统治下本省人苦难的诸相。”

在揭露日本野蛮统治的同时，文学运动的作家们，还不忘积极探讨，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与中华民族的血浓于水，为迷失在身份认同中的同胞们，打了一针强心剂。虽然在特殊的背景下，这样的“中国意识”分为了“祖国派”和“自治主义派”，但它们的本质，都是要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强化民族身份的认同，是比大陆新文化运动多衍生出的，属于台湾本土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也是新文学运动中产生最重要影响的特点。

张我军与赖和

讲到台湾新文学运动，就不得不提到这两个人。作为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二人无疑在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张我军，原名张清荣，笔名一郎、速生、野马、以斋等。1902年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县。1921年随小学老师来到厦门。1923 年初，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设的升学补习班读书。1925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文学系，次年转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曾任北京师大、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院校教师。

张我军生命的一半时间是在大陆度过的，也因此，他的文学作品的素材大多取自大陆，思索范围也更加的宏观。以白话小说为例，张我军的《买彩票》以“五四”之后的北京为背景，写3 个留学北京的台湾青年学生购买彩票的故事。通过对比，作者对那个不知“杀灭”了多少天才的社会经济制度进行了控诉。《诱惑》展示的是一位失业的青年在北京来今雨轩经历的有关诱惑———拒绝诱惑———终被诱惑的复杂心态。《白太太的哀史》则通过日本女子水田花子嫁给北京一个中级官吏10 年间的遭遇,抨击了北京官场的虚伪、丑陋。俨然就是一位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他的文章不仅描述了当时全中国的现实，也为台湾小说家充当了楷模。台湾研究者苏世昌在他的硕士论文《追寻与回忆:张我军及其作品研究》指出：

以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来看,张我军在引用这些新

文学理论时，应是为解决台湾文坛面临的具体问题而特

别提出的，他亦深入地论及了新文学的本质，为台湾新

文学的起步建构了理论基础……

张我军的小说语言通俗、明快、易懂，采用纯粹的白话文，且不带草创时期的生涩与拘谨。他的小说与赖和、郭秋生所代表的台湾语文流派、以杨云萍为代表的日本风味的白话文流派鼎足而立，属于台湾新文学草创时期小说语言的“三大派别”之一。可见其影响力。

与张军我齐名的，是被誉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赖和，原名赖河，字赖云，1894年出生于台湾彰化。同样是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赖和的作品更加立足本土，反映当时台湾社会的现状。1930年，台中州能高郡雾社庄高山族起义，被日本殖民者残酷镇压。赖和以笔为武器，写下《南国哀歌》号召打击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全诗凝聚着台湾人民对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深仇大恨，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浩然正气。写到山胞们屈辱的、“比狗还输”的生活，诗人的口气沉痛压抑，催人泪下；而写到他们的慷慨赴死，诗人又忍不住心潮澎湃，豪情勃发，笔底乍现明朗，催人奋进。

虽然立足点不同，观察视角不同，但二人对于祖国的认同和回归祖国的心情却是一样的。张我军主张中文写作，回归文化。赖和更是在日本的高压下不穿和服只穿唐装，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张我军和赖和不仅是文坛上的先驱，同时也是真正的爱国者。

写在后面

时光荏苒，许多的辉煌终究被写进历史，或被瞻观，或被遗忘。从我的感觉来看，台湾新文学运动，像是被尘封的照片，在厚厚的相册里，被人忽视。许多人不知道，当年的新文化运动是怎么样来到海峡对岸的台湾，怎么样影响到了台湾的人民，怎么样产生了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其实这一切都是浓浓的乡土情结和强烈的民族情结，在推动着它的形成与发展。而我力图要做的，就是要将这一切重新梳理，用我有限的知识去重新演绎。无论是运动本身，还是运动当中的人，都有太多的东西可以书写，也有太多的东西会感动所有的人。

这就是台湾新文学运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忘怀的一段特殊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