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阳明“心学”归类为理学其实可笑复可悲_风闻

个人喜欢透过现象直接看本质，所以对于把儒学搞得云山雾罩的各种注经、各种玄谈，从来都是不感冒的。在俺看来，儒学无非是一种等级制度，什么三纲五常、尊尊亲亲、君权神授、民贵君轻……全都是为等级制度量身定做的洗脑工具。

当然，对于春秋战国杀来杀去的乱世局面，儒学的等级制度提供了一种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和平稳定的制度架构，当时来说，也算是进步的力量，或者说，也算是一种正义的洗脑。

也正是因为等级制度在当时的正义性，所以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本意，其实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非儒学后人为了让圣人显得慈眉善目，乱打标点符号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的孔子哪里还像个高高在上的精英分子，分明就是春秋时代的共产党员。

不过，时代总是在不断前进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万世不易的。到了千年以后的宋代，随着工商贸易的兴旺发达，孔夫子这套“君臣父子，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渐渐显得不合时宜起来。

于是，为了维护儒学千年独尊的江湖地位，程朱理学应运而生。

理学号称最精致最完备的儒学，相当吓唬人的名头。但是分析其主要思想，不管是二程的“天理”说、“定性”说，还是朱熹的“理在先，气在后”、“弃私欲，从天理”……落到实处，无非还是秉承孔夫子“克己复礼”的老传统，在人的道德观念上做文章，试图解决人心不古的社会现实问题，或者换句话说，希望复古人心从而维持旧有的等级制度——这种开历史倒车的事当然不会成功，只不过造就了一大批道貌岸然的朝堂硕鼠。

按通行的看法，心学兴起于南宋陆象山，大成于明代王阳明。后者在前者“宇宙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悍然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这几句文言译成白话文大概是这个意思：陆象山的观点是“孔夫子就是我，我就是孔夫子”，王阳明则干脆就是“世上本无孔夫子”。

也就是说，陆象山虽然反对程朱理学死抱四书五经不放，主张“脱略文字，直趋本根”，但是“古圣相传只此心”，至少他心中还有个孔夫子（儒学）。然而到了王阳明这里，儒学的清规戒律已经完全无所谓，只要凭着自己的“良知”去“知行合一”（随心所欲）即可。

依照王阳明的心学理论，随便什么人，也不用读四书五经，只要遵照自己的“良知”行事，就算是践行了儒家之道——这等于是把苦读经书的皓首儒生和大字不识的贩夫走卒同等看待。由此而言，王阳明的这个“心学”，虽然还挂着理学的幌子，实质上已经背离了儒家“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核心价值观。

据说真理多走一步就是谬误，有时候反之也同样成立。阳明“心学”看似只是在象山“心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但是这看似不起眼的一步，却已经和象山“心学”咫尺天涯，更是和程朱理学分道扬镳，甚至可以说已经走到了对立面。所以王阳明的这个“心学”，基本上也可以算作一种个人原创。

王阳明的“心学”如此激烈，或许和他立下大功却遭朝廷冷落的人生经历有关。不过，个人的经历有时又是社会的缩影，阳明“心学”得以发扬光大，也在于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海外贸易的极度繁荣，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工厂主和商人，阳明“心学”恰好契合了他们谋求更高社会地位的热切渴望。

其实，阳明“心学”还算不上心学门派的最高境界，因为后面还有个惊世骇俗的极品异端——李卓吾。卓吾先生的事迹实在太多，多到罄竹难书，此处值得一提的，是他著书立说，公然和儒家正统观念唱反调，并因此获罪，于狱中愤然自尽……这也再一次证明了，阳明“心学”根本就是挂理学狗头卖自家羊肉的乱党分子。

从解放思想的意义上说，“心学”的价值大致相当于西方的文艺复兴思想，如果没有满清入关和后来的文字狱，假以时日，“心学”思想结合明末强大的工商阶层力量，未始不能打破理学思想的禁锢，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其实日本的明治维新就大量借鉴了阳明“心学”）。这样的新中国发展到今天会是什么模样，真是让人想入非非……只可惜，历史并不能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