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来啦！编剧汪海林：怀念煤老板，他们从不干预我们创作 | 第25期_风闻

汪海林 ，国内知名编剧、制片人、影评人，

代表作有《爱国者》、《楚汉传奇》、《铁齿铜牙纪晓岚》、《神医喜来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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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说今天聊影视行业的事情是属于比较轻松的，其实我觉得最不轻松的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尤其是最近。我是个编剧，特别注重文本，所以任何讲话都要写一个稿子，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交流。主办方要我取个题目，我发现到今天我已经入行21年了，也有必要梳理一下。

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老家有个孩子高中毕业没有工作，都吃不上饭，就问我您能不能让他跟着您做编剧？我们知道房祖名吸毒被捕以后，还有黄海波嫖娼被抓以后，在监狱里都开始做编剧了，郭美美也说她要做编剧，要把故事写出来，吓你们一跳。所以，亲爱的朋友，在你灰心绝望，走投无路人生走入绝境的时候，你至少还可以做编剧。

我们编剧每天的生活其实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市场的压力，各种外行的阻力，都压在我们身上；更重要的是对自我艺术的要求，这些让我们喘不过气来，没有强大的意志支撑，是不足以让我们坚持写作的。这些年有很多女性编剧朋友，都获得了成功，这都是因为她们怀着强烈的情感，反复诉说着一个共同的主题——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因此作为一名编剧就一定要有信念。

大概两年前还是一年前，上海电影节的时候，有一位女明星的粉丝攻击我，原因是我说那个女明星演的一部戏存在抄袭情况。其实我也没有直接去批评这个女明星，我只是说她脑子不大好使，不要去演这样一部戏，而且一再地演。现在我依然不想批评她，因为出现这个情况是整个环境造成的，尤其是资本的环境造成的，对了，我说的这个女明星就是唐嫣。

我说完以后她的粉丝就跑过来攻击我，还在微博上说你这辈子能过上唐嫣那样的生活吗？我对此就感到很疑惑，我就回应说哪样的生活？她的粉丝说就是你这辈子都不会拥有的生活。我就问有男朋友吗？

唐嫣最近主演《归去来》，挺好的，演技各方面我觉得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我也借今天这个机会对她表示恭喜，她也开始接一些现实主义题材了，我们的小花有了一个可喜的转变，还是要鼓励她。而且我也通过朋友表达对她的歉意，觉得没必要针对她，人家一个小姑娘，是吧。而且，我对她男朋友罗晋特别有好感，我还想跟他合作，我很欣赏他，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跟唐嫣小姐合作。

在中央戏剧学院练习观察生活

我最近就反思，我确实没有唐嫣的生活，但我经历了中国电视剧商业化的整个进程，包括电影业从衰败到复兴的整个进程。我在窦文涛的圆桌派上讲过我考学的经历，可能有一些朋友看过。我连续考了好几年，阴差阳错乱七八糟的各种事情发生以后，一直到1993年，也就是在我高中毕业后第四年才得以进入中央戏剧学院。

我们学校有左翼的传统，江青做过我们校长，当初是五七艺校，这也是中戏有别于其他高校的一个重要特征。我国高校主要还是自由派的天下，这是总体情况。我只能说中戏的左翼成分比别的高校要多一些，在历次社会运动中，中戏也是非常活跃的，从文革开始就是这样。后来我们中戏出了一些艺术家，像姜文、刁亦男、张猛这些人。

左起：姜文、刁亦男、张猛

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对文革也有描述，包括最近他在新片上映前谈到，我们要让观众知道日本人当年干了些什么，他的这些言论包括他作品的气质在影视圈跟主流是不大一样的。还有刁亦男，《白日焰火》的导演、编剧，他拿了柏林的金熊奖。他在台湾说台湾是穷人的天堂，结果让整个台湾舆论哗然，台湾人以做穷人为耻，当被说成是穷人天堂的时候，台湾人觉得受到了冒犯。其实我觉得这恰恰是对台湾底层福利各方面的肯定。

《白日焰火》主要描写了国企解体后东北地区扭曲的伤痕，看上去是一个凶杀案。《钢的琴》这部作品就更不用说了。应该说我们这个学院，她在各大学里是比较独特的，她在一个胡同里，所以这的学生跟市井生活是融为一体的，他们很清楚普通老百姓在做什么在想什么。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课就是观察生活练习，就是在附近的胡同、最热闹的地方像地安门大街去观察。因为没有学生有机会观察上层社会的生活，所以全是观察卖地瓜的、修鞋的，所以大家去看那些学生小品，到今天依然保持这个传统，眼睛是往下看的。

东城区东棉花胡同39号

毕业后，我们成为第一批中国的职业编剧

97年大学毕业时，我们第一次不包分配的学生。我们以前对口的单位是剧团，但每个话剧团演员需要挺多人，但是编剧只需要两三个就够了，一个生病了另外一个能写就行。即使我们能分到话剧团，机会也是不多的，很难分。当时好像宁波话剧团要人，但是我听说几个去那的以前的毕业生要么被抓起来了，要么就是病死了，所以那个地方可能不太好，就没去。

前几天有一个采访说到我们可能属于第一批职业编剧，编剧有专业编剧和业余编剧之分。专业编剧是各个院团、电影场的。在1997年前后出现了第一批中国的职业编剧，就是以写剧本为生，没有工资，没有劳保，没有五险一金，当时大概有几十位吧，我记得当时活跃的有电影学院的王琛，他也是《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编剧之一，史航、束焕大家都知道，我们下面的师弟像张挺，他是《道士下山》《花木兰》的编剧，还有申捷是《鸡毛飞上天》、《白鹿原》的编剧，还有《归去来》的高璇、任宝茹，她们都是92级的，比我高一届，以及《黄河人》《家常菜》的编剧王力扶。

当时就几个院校，所以我们就业各方面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找编剧的话就是这些人。这几个院校一年也就毕业二十来个人，而且还不是每年都招生，所以我们当时接活儿很容易。

我们大四的时候，周振天老师需要一个人帮他一块写《神医喜来乐》，他当时是海政的电视艺术中心的主任，当时我和我的同班同学高大庸就去了，后来我们写得不错，周老师说给你们署个名吧，于是我们在片尾获得了署名。当时是1997年，我印象中写的过程中还碰上了小平同志逝世。我们写完了以后就碰上了东南亚经济危机，投资人就没钱了，这个戏就一直没拍，过了将近五年，一直到了2002年才拍，2003年非典期间上映。

前几天有记者问我第一个作品是哪个，我说我没法回答你，因为我第一个写的戏到了2003年才播出，而我第一个写完播出的剧大家应该都没听说过。当时是临毕业前我在一个面馆里碰到了我一个学表演的同学，我们互相留了BB机号，就各自回家找工作了，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江西南昌。

有一天他用BB机呼我，问我在干嘛，我说在家找文化厅落实我的工作呢，他说你能不能来无锡一趟，我们这个戏拍到一半，导演觉得剧本有问题，白天拍戏，晚上导演在屋里改剧本太累，希望找一个人专业的给他弄一下，他说2500块一集，你来吧，然后我就去了。大概是有八集需要重写，那个戏叫《朱四郎传奇》，讲朱元璋的青少年时代，由房子斌主演的，女一号是刘敏涛，都是我们同学，还有赵春阳、侯岩松这帮人。

那个时候是按集结算钱的，演员也是，有一场戏它也算一集，当时中戏毕业的演员都是2000块一集。有一天晚上我坐那儿正聊天呢，赵春阳冲进来拿着剧本说海林，这集怎么没我？我说必须有你，我现在就加。我给他加了两场戏，他两千块钱就到手了。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现在结算大概超过五场戏才能够算一集，还有一种是要累计到15场戏才能算一集，现在有各种针对演员的计算方法。**当然现在更多的是按月结算，一个月给多少钱，还有些是打包的，就是不管多长时间谈好价格来拍，因为这个集数已经越来越不好统计了。以前电视剧刚刚商业化，当时是按集数统计的，所以我大概花了一个多星期就挣到了一万多块钱，好像是一万六，97年的时候还是挺多的。

《明星制造》写到一半，投资人跑了

毕业那年，我有个同宿舍的同学叫闫刚，他是我们班少有的几个找到了正式工作的，被分配到了亚当夏娃性用品有限公司，卖避孕套和各种性用品，那是中国最早的性用品连锁店，那个老板被美联社报道称为中国的拉里·弗林特，他原来是牟其中的秘书，他有想法就做了这个行业。因为那个公司是北京市科委的企业，特别赚钱，交的利税多，所以有正式的干部名额，每年可以有多少人被分配到那，闫刚就被分配到了那。

拉里·弗林特，美国著名色情大亨

有一天，我路过那附近，我想闫刚应该在就用BB机呼他，我说你请我吃个饭吧。见了面后闫刚说我接了一个活儿，咱俩要不要一块干。我们当时是跟那个老板签了合同，一个人给了我们五千块钱，我第一件事就是把我跟房东合租的房退了，去八宝山租了一套新的，八宝山风水挺好的。而闫刚第一件事就是去单位辞职，他跟我说我实在受不了每天面对皮鞭和蜡烛。

于是，我们俩就开始写这个戏，是一个唱片公司要拍。这部戏就是后来的《明星制造》，是1999年的一部电视剧，王艳演的，还有有郭涛、郑昊，是写娱乐圈里面的一个戏。可是，我们写到一半的时候公司破产了，老板不见了，就没有结账。

这个戏非常奇葩，当时两个老板当中的一个是张立嘉，他现在做导演了，是《机器之血》的导演，就是去年成龙演的那部，但他原来是歌手。当时他介绍我们去采访了好多歌手和唱片业的一帮人，比如说女的有陈琳，后来自杀了，男的有满文军、韩笑，后来吸毒被抓了，还有红豆，猥亵男童被抓了，以及星工厂的老板姜泓，后来买凶杀人被判处死刑，后来王晓京也去世了，他最早是崔健的经纪人。总之，这个剧本没写完这个公司就完了。

两年后，我跟闫刚在搞话剧。当时美国炸了我们大使馆，我们就弄了一个话剧叫《导弹！捣蛋！》，是一个喜剧，相当于是个活报剧，当时默多克的天空电视台还来拍过我们。演话剧要有演出证，但我们没有，必须去北京市文化局一剧一批，但是等审批下来可能就过了时效性，因为我们觉得美国刚炸完大使馆，我们希望一个星期内就上演我们的戏。我们找来了同学，用了很短的时间排练，就这么开始演出了，我们演了十场，场场爆满。但没有演出证就不能卖票，因为不能卖票，大家也都不挣钱。

当时这个话剧是一个歌厅老板出钱投资的，最后戏演完他管我们要票房收入，我们说没有票房，于是这位歌厅老板的世界观就坍塌了，因为他没有想到有一帮人在不赚一分钱的情况下，会用这么长的时间干一个事，他觉得很奇怪，这帮人是不是脑子都有问题。但是到现在我们也很感谢那个歌厅老板，从小姐身上挣那些钱也不容易。

就是在这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梦继导演，他跟我们说有人要投资《明星制造》这个戏，投资人是范小天，他当时是南京的老板。当时国内做电视剧的就几大老板，北京是北视中心，像郑晓龙他们都在北视中心，广州有邓建国，而范小天是南方派作家的一个公司，最早是跟王朔、叶大鹰成立时代公司，他是三个股东之一，当时电视剧他做得最好。

所以当范小天找到我们，我们心里都嘀咕着哎呀，这可是一个大老板啊。范小天说你们要多少钱？我跟闫刚同时在桌子底下踩了对方一脚，我们说要五千块钱一集，不对，是六千，比原来那个破产的唱片公司还多要了一千，结果他立刻答应了。后来这个戏拍到一半就卖光了，后期没做完就开始播了，等于是一边做后面的后期，前面的第一第二集就开始播了，那时候市场就好到这个程度。我们觉得奇怪这个剧本在外面漂了一年多，我们都在弄话剧了，居然还有人惦记它，而找到我们的人就是梦继导演，他原来是《我爱我家》的导播，一直想自己当导演，于是这就成了他的处女作。

《明星制造》这个剧本虽然是别人邀约的，但是我和闫刚把大学刚毕业时候的心气，对社会的感受都投入到剧本里了，所以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的表达。里面有个角色是郭涛演的，范小天说就冲这个角色我就要投这个戏。这个角色是一个过气的歌星，是一个喜剧人物，他老觉得自己还是挺红的。其实这个角色是有原型的，原型之一就是蔡国庆。

蔡国庆是我们的师兄，他是儿童剧班的，所以他现在还显得很年轻呢。他当时特别红，我们有同学去给他拍MTV，他比较娇气，拍一个在海滩上奔跑的镜头，大家都知道在海滩上跑脚下没劲儿，而蔡国庆从那边跑过来以后他就没劲儿了，说再来一条就怎么也拍不了，最后是四个小工在下面抱着他的腿，只拍他的上半身奔跑。我们就觉得这个桥段特别好，就把它写到了戏里。

当时学校里面还有一个同学，按现在标准看他是小鲜肉款的，特帅，而且原来是童星，他每天在学校，他们的女同学看见他来就啊抱抱亲亲，但其实他不洗澡，他不知道，我们都知道。他每天头发打摩丝打得倍儿亮，临上课之前把白衬衫领结一系就那样。我们男生都特烦他，他有时候进我们宿舍掀帘子问问题，我们都一脚踹过去。

我有一个女同学跟他是好朋友，他们有一天坐在操场上聊天的时候，这个男生就说其实我何尝不知道这个学校的人都认为我是个傻X呢。后来这个女生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了，哎呀，我突然对他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就是说他的另一面，一个看上去特别二的人的内心世界。最后，我们就把他和蔡国庆的故事放到了一起，创造了那个形象，在《明星制造》中叫麦高，郭涛因为演麦高，后来他走在上海大街上，人们都喊他麦高，我觉得那个形象塑造得比较成功。这是我们第一部播出的电视剧，从那之后我其实活儿就不断了。

当时范小天给我们找了一个监制，叫张炭。张炭其实很有名，他是香港的编剧，作品有《黄飞鸿》系列以及《英雄本色》系列，后来国内的《春光灿烂猪八戒》他也是编剧和监制，这个哥们儿成名早26岁就当上了台湾金马奖的评委。他因为成名太早，所以每天就是放浪形骸，在香港接了好多活，但都交不上。

有一个段子说的是他接活儿太多，还每天晚上去夜总会玩儿，后来全香港夜总会看门的都说炭哥我们老大说了不能让你进来了。因为他也给黑社会写戏，黑社会都认识他。然后，整个香港没地玩了，他还是不交稿。别人一直给他打电话催问剧本写到哪了，他说写了一半，人家又问，他说还差十场戏就写完了，人家再问，最后他说写完了，结果对方说那你开门吧，我就在门口。张炭最后使了一招，就是他把窗户推开，把桌子弄得乱七八糟，然后把门一开，人家问剧本呢，他说真是不巧，刚才一阵大风把剧本刮跑啦。这个故事在编剧圈很有名的。

他过生日，我和闫刚送了他一个礼物，我们在王府井买了一把日本武士刀，因为看风水书说作家房间里最好放一个锋利的东西，这样有利于文思犀利。结果过了几天我们去他家，发现他家的沙发被劈成两半，电视也被劈成了两半。我们说怎么回事，张炭说都怪你们送我的这把刀，我太太拿着我的一摞名片审我，问这个是男的女的，男的放一边，女的放一边，又问这个女的你怎么认识的，我想不起来，她必须要我想起来，后来有几个我实在想不起来了，还有几个我说出真实身份以后，我太太就拿着武士刀在屋里追我，后来就把电视劈了。

后来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也是《无极》的编剧。但是他是个了不起的编剧，到目前我还是很敬佩他，因为他是一个有非常奇异想象的编剧。但是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服务意识很强的编剧，这是香港编剧普遍的一个特征，就是导演要什么，我就给你写什么，我没有我的想法，我只是体现你的想法。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在张炭的问题上也给了我蛮多反思。编剧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不是服务员。张炭那么有才华，到今天他依然还在做很多戏，但我想我们除了要有服务意识以外，还要有一个艺术家的主体意识，就是我要表达什么，当然这两个要找到一个平衡是特别难的。

怀念煤老板，他们从不干预我们创作

当年我入行的时候，投资人跟编剧谈剧本，一般都是在洗脚房里面谈，一边捏着脚一边谈，要么是在夜总会里面谈。我还记得有个投资人在夜总会里，一边搂着一个小姐一边跟我说这个戏我们一定要弘扬正能量。到今天我还是很怀念煤老板做投资人的日子，他们特别好。我经历了各种投资人，有煤老板、房地产商，到现在是互联网企业，但最好的还是煤老板，他们除了要求找女演员以外，没有别的任何要求，他根本就不干预我们的创作，因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煤矿里面如果瞎干预会人命的，他有一个安全生产的意识。真的，他是特别尊重专业的人，因为挖煤这个事真的不能瞎干预。

房地产商也还好，他们也不干预你创作，但是他喜欢管理。最差的是互联网企业进来以后，他有很多他的想法，大数据啊、各种流量、大IP啊，越来越离谱。现在煤炭企业也不景气，我们特别呼唤他们再回来。

1993年我去中戏上学的时候，当时都是把学费和这一年的生活费揣在内裤里面，我记得大家应该也都有那个经历。当时把钱揣到内裤里面是一个标配，还有专门卖那种带拉链的内裤。我们有个同学因为高峰期人特别多，厕所都上不了，后来尿裤子了，最后他得把钱拿出来晾干，骚哄哄的就把那个钱交给了教务处。当时把钱放到内裤里，到今天移动支付，这个中间跨越，我觉得也是一瞬间的事情。

我印象中很深是，2002年我们拍戏，我们某个演员，我就不说是谁了，是个大牌演员，他那时候就是要现金。车子开到他的宾馆楼下了，他要求现金拿来，见到现金才上车。那天是星期天，这种大笔的几十万的现金是取不到的，我们怎么解释他都不行。后来是这边找朋友借的钱，拿了现金，全组都在等他。在移动支付这么发达的今天，但我们影视行业依然还是热衷于现金，最近小崔老师的发问也引起了关注，为什么还是要现金？

我们现在的投资人形形色色，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该省钱的地方不知道省，浪费很大；而在某些方面，比如在剧本上又特别舍不得花钱。有一个老板就跟我说，我就不相信在民间没有一个像梵高这样的天才等着我去发掘。我说你就是说你期望找到一个写得特别棒，还不要钱的编剧呗。他说其实我就想找一个性价比更好的。但他不懂得的是最贵的东西就是性价比。

首先你发现不了梵高，你没有这个能力和眼光，再一个梵高不是靠人发现，他是自己生长出来的。性价比有没有？有的，但是你可能要花几十个亿，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找到那个人，你说是划算还是不划算？

在某种情况下市场价值已经很清楚了，因为我们开一个编剧的公司，我记得当年有一个制片人找我说想找一个编剧，五万块一集的编剧，拿到这个水平稿费的是不错的编剧了，我说好的，但我去找了我们公司的一个三万五的编剧，我想说不定要到五万，不是不错嘛。我们就跟他谈了，但那个老板说这个编剧不错，但是我还是想要一个五万的编剧，我说他就是五万的，他说我感觉他就是属于那个三四万的，大概三五万左右的编剧。于是我就把公司另外一位老编剧，其实我觉得还是前面我介绍的那个更合适，但是没关系，这个老编剧确实五万，我介绍给投资人一见，一见完投资人说他行，他就是五万的那种。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做监制，我听见我们隔壁导演和制片主任在痛骂找演员的副导演。我过去问怎么了，他说你看看他今天找的这些演员，太差了，太难看了。那个副导演一头的汗站在那，嘟嘟囔囔说，那这样，你能不能明天加一千块钱，我就把WangXiWei给你叫来，我们也不知道他说的这个人是谁。结果加了一千块，第二天找来的那个女演员就明显漂亮好多，就是加一千块钱的事。所以我们这个行业从价格体系各方面实际上也骗不了人，包括群众演员、特邀演员、主要演员，你加一千块钱就能好很多，编剧也一样。

从来不缺好故事，难在写成好剧本

我不认为作家培训一下就可以做编剧，正像妄想田径运动员培训一下就能够踢中超是一样的。中超也许水平不高，但是你直接上去踢会出人命的，所以职业编剧还是有一个门槛在这儿的。有很多人跟我说，我是一个普通的职员，我想做编剧，或者我是学中文的我想做编剧。我每天接到各种这样的私信，我的回答一般是说你能不能自己先写一个剧本，这个剧本的片名就吸引人，第一场戏就吸引人，使得我可以去看第二场。如果你写得足够有趣，让一个专业人士能够看完你十场戏，不管你出身于什么，你就已经赢了，你的机会可能就开始有了。

你写的剧本90%不会被拍摄，但是你会由此获得写微电影、网大或者网剧的机会，也只是试写。也许有点钱，也许没钱，也许署名，也许不署名，取决于赏识你的人是谁，或者你拥有一个成为一个大编剧助手的机会，在工作当中你的才华很重要，要让人知道。但更重要的是你的工作态度，你投入的精神，你的渴望，你的韧性，总之你要体现你的职业潜能。我一直说我们从事文字工作，你写个病假条也要比别人好，当你使用文字的时候要高度得紧张起来。作为一个编剧，成为职业编剧的话就是这样，文字是你安身立命的工具。我不能随随便便去发表一个文字的评论或者叙述。

现在我们不要寄希望于一个民间的天才拿出一个惊若天人的剧本，我们需要一个有趣的故事，然后让专业的编剧去挖掘它。故事我们是一直不缺的，剧本的难度是要写成戏。我们生活中总是碰到有人说我的故事比你电影里的故事好得多，但是我们不缺好故事，剧本难写啊，一个电影需要一百场戏，每一场剧本要变成戏。我们一直说什么是戏，什么是剧本，剧本就是你写的每一行字都可以拍出来。

“老张已经十年没有跟他太太说过一句话了”，这是小说，它拍不出来。但是大家去看那个电影《无问西东》，里面那个老师跟他太太冷战多年，他喝水的杯子碎了，他不用他太太的杯子，宁愿用饭盒喝水，这就拍出了类似“老张跟他太太已经十年没说一句话”的陈述，这是通过戏来表现的。当然这部电影我并不喜欢，虽然是一部不错的电影，但是它对历史充满了偏见和无知，我觉得清华不是那样的。

我的第一部电影

我的第一部电影叫《说好不分手》，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那个戏来自于《北京晚报》一个小的社会新闻。当时我跟闫刚写完《明星制造》之后，跟一个大编剧叫费明合作搞的。他的成名作有《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离婚了就别再找我》、《能不离最好还是别离》。他是北京市婚恋协会的理事，但是他到现在也没结婚，他专门写情感戏，他都是口述，有一个打字员，小谢，女的。小谢有残疾，原来是小儿麻痹，每天来给我们打字。我们一般打到晚上，到了吃饭的点就在全北京各地找吃的，费明爱吃，他对我跟闫刚说你们俩先打车到哪吃饭，我说那你呢，他说我坐车去，我当时心想他自己有车也不带上我，后来我们走在到胡同里面，看见小谢开着她的残疾人摩托，费明坐后面，呼啸而过，喊了一句“一会饭馆见”。

我们三个写剧本是这样的，大家想好一个桥段后，由一个人负责口述，另外两个人在旁边听着，小谢就在那打字。有一天我们正在写一个情景喜剧，费明发现《北京晚报》上有一条社会新闻，讲的是重庆有一个人，发现他的儿子长到7岁，越长越不像他，于是他就去做了一个亲子鉴定，发现果然不是他的，他就把太太告上了法庭，要求精神损失费。这是中国第一例亲子鉴定引起的官司，当时是1998年。费明很敏锐，说这个可以写一个电影剧本，于是我们就把那个情景喜剧停下了，改为写电影剧本，写完了以后取名《说好不分手》。

我们把剧本递给了许晴，许晴当时的男朋友是刘波，诚成文化的老总，刘波是个骗子，后来上了红色通缉令，跑到日本，去年去世了。但当时他迅速决定投资拍这个戏。当时的制片人是杨健，后来大家知道是柳云龙的爱人，拍《暗算》她也是制片人，当时她是许晴的闺蜜。我们的摄影师是傅靖生，大家叫他阿傅，他是谢飞导演的一个摄影师。

我们把阿傅请来以后，他跟我们说这个剧本写得太好了，我三天三夜没有出门，然后我重写了一个，拍这个吧。然后杨健也好，许晴也好都有点懵了，说不不不，我们请你来是当摄影师的。当时费明想做导演，他一直有一个导演梦，但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叫他费导，就是打字员小谢，他要求她必须这样叫。男主演是濮存昕，他觉得费明没有导过，所以想找一个很强的摄影师，后来他们觉得摄影师可以做导演，但阿傅也没做过导演，最后就变成说费和傅两个人联合执导。

开完那个会之后，我就跟费明说这个不靠谱，费明说没问题，等拍起来就看我的人格魅力吧，我说不行，因为机器在傅手里。后来拍起来果然是这样，傅靖生拿着机器想拍什么拍什么，费明也说不上话，而且费明胖，肚子也比较大，他们给他准备了一个导演椅，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椅子比一般的要矮很多，费明坐进去就站不起来了。我去现场基本上看见费明都睡着了。

后来那个戏就是两导演在那拍，制片主任特别苦恼说一个戏里面有两导演，相当于驴棚里拴了俩驴，我说还是俩公的，他说对，没法弄。后来那个戏一拍，傅靖生对整个剧本非常随意，他说欧洲都是这样，剧本交出来之后，他就瞎拍，演员也不用照着剧本里面说词儿。这个戏非常乱，我觉得像当时话剧的幕表制，就是这一幕大概讲什么，演员上去随便演吧。我们的电影就是这样，后来这个电影拿了百花奖。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是很糟糕的一部电影。

讨薪，最后钱全付了人家医药费

后来还是跟费明合作，因为他是大编剧，能接到好多活儿，我们跟他又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叫《合同婚姻》。写完以后，突然有一天费明跟我说，有个女演员给他打电话说费老师这个剧本太好了，现在我在主演这个电影。啊？你在主演？演多久了？对方说演一个礼拜了，这个戏现在是个电视电影。我说什么叫电视电影？他说这个是电影频道先发明的一个新的类型，因为电影频道成立以后觉得它就要放电影，每天放几部新的电影。你知道吗，电影频道成立以后，一年多一点的 时间把建国以来所有的电影都放了一遍，中国片连带外国片，就没啦，就一千多部嘛。说再放那就变成老电影频道了，所以就有人给他们出了个主意，说国外的电视台是拍电视电影，这样版权是你自己的。所以电影频道的第一批电视电影就变成这样，我们那个合同是跟导演签的，那个导演没有脖子，叫颢然。

这个家伙已经拍了一个星期没给钱，我们一算电视电影周期大概十天左右就拍完了，顶多十二三天，我们就说得赶紧去找他要钱。之前颢然有一个小的短剧叫《咱老百姓》，当时全北京的编剧都在写这个，半小时一集，几千块钱，写一集可以挣几千块钱。后来叫我和闫刚给他改过一稿，当时付钱就拖拖拉拉，闫刚就想打他。闫刚在电话里说打你丫的，后来他打电话给我说刚才闫刚跟我说什么我没听见，我一会把钱给你。

闫刚原来就想打他，那次没打成，因为他把钱给我们了。这次听说他又开拍了没有给钱，我和闫刚、费明就叫了一个朋友刘誉，刘誉是电影学院管理系的老师，也是后来《我的经济适用男》的编剧，《锋刃》的编剧和导演，他有一辆福特天霸的白色轿车，带上我们三个就去了。

汪海林：《影视圈20年目睹之怪现状》

当时是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棚，我们就到了那，导演一看到我们就紧张，就说再来一条，就又来了一条，过一会又说再来一条，就又来了一条，第三遍说再来一条，我说别来了，赶快给钱吧。后来导演就把制片主任叫来，问还有多少钱，主任说没钱了。导演说那给老板打电话，说费明老板你也认识的，他就拿着费明的手机给老板打电话，导演跟老板说费明他们来要钱了，你跟费明说，费明说我跟他说不着，他俩就在推这个手机。我记得是一个爱立信的手机，反盖的，两人推的过程中，闫刚同志已经按耐不住了，一拳就打过去了，打向了导演，手机也被打飞了，后面的时间就是费明一直在地上找他的翻盖手机的盖，闫刚就在那打导演，叮咣五四一通打，完全出乎我的计划，我觉得应该先拿到钱，拿到钱以后再打也行。后来我一看都是一块儿来的，我不打也不合适，我就上去在后面象征性地踹了两脚。打完以后，这个戏就没法拍了，剧组解散了，因为导演被送医院了，我们的钱就付了医药费。

后来老板就说我损失很大怎么办。费明说我有个主意，你只要给我三千块钱的烟钱，我就给你导了，老板说可以，费明就接着把这个戏拍完。

费明跟我说他一直做两个噩梦，因为他原来在生产建设兵团插队，一个噩梦就是“这次回城的名单里没你”，另外一个噩梦就是“你的导演资格被取消了”，所以他特别担心，说要把这个戏拍完，但是他不知道前面那个导演瞎改剧本，他照着原剧本拍完以后，两人拍的东西接不到一块儿。

电影局当时有一个领导还挺重视这个戏，把他们叫去给骂了一顿，说得重新调，配话外音。最后这个戏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春晚之后在电影频道播出了，这就是第一波电视电影《合同婚姻》。看完那个电影我给费明打了个电话，我说费老师，这是建国以来画外音最多的一部影片，这是广播剧啊。后期有一个女孩上字幕，我一看导演明明，我说明明是谁啊，她说就是费老师啊，他说这个片子太差了，不好意思署自己真名，我还问他为什么不叫费费呢。

费明后来还有一个故事，当时我们编剧要尾款特别困难。我跟他合作的一个戏，那个老板就拒绝给钱。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吗，我们的合同里有一条，甲方满意为止，他说我不满意呀。我说是这样是对吧，我知道你明天在石景山医院拍是吗，他说怎么了，这个老板就很紧张，我说没事，我相信你明天拍不成，他就很紧张说你想干嘛，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怕你。我说行，你不怕我，你明天拍拍试试。当然这是我威胁他。过了五分钟，费明给我打电话说老板叫你去领两万块钱，我就这样成功要到了钱。

费明比较软弱，他有一次说对方一直没给他钱，我说要不要我们去找几个年轻力壮的编剧跟你一块去要啊，费明说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在保安公司五十块一个一天，请了八个保安，让他们穿着黑西服明天去现场帮我要钱。我说这行吗，他说我试试。到了第二天晚上，我突然想起来就打电话问费老师钱要到了吗，他得意地说我正在把玩这张现金支票，要到了，对方以为他找了黑社会，其实是八个保安。

故事就这样变成了事故

我一入行就经历了各种奇葩的剧组，奇葩的导演，这场奇迹的旅行到现在还在持续，而且越来越梦幻。像《说好不分手》，我们是精心设计了时空关系，是一个结构主义的作品，过去现在交织在一起，叙述上用了倒叙、插叙和闪回各种方法。结果制片人说能不能改一下，按照时空顺序来，我怕观众看不明白。我们就只好改了，等于把麻花拧回了油条，我们会做油条啊，你早说啊，我们费那么大劲做麻花，是吃饱了撑的吗。

我写过电视剧《楚汉传奇》，其实导演之前买了一个剧本，后来陈道明老师主演，他一看这个剧本觉得不太好，就向导演推荐了我和闫刚写的剧本。导演也拧不过他，或者投资人把两个剧本都看了，觉得还是我们写的好，就决定拍我们这一版。但是因为之前买那个剧本花了钱了，他舍不得那个钱，他就把我们的剧本跟之前的剧本掺在一起用，像同一个内容，比如说都写指鹿为马，他不是说谁写的好就拍谁，而是谁写的长就拍谁，写得长多出来能挣钱嘛。

所以那个戏就会出现比如说在秦代书生们在那读《三字经》，大家知道那是宋代的。还出现了这样的台词“陛下，陈胜吴广起义了”。当然我也听说过别的戏会出现“兄弟们，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开始了”，我肯定这都不是编剧写的。有些就是演员在现场倒词瞎说的。

《楚汉传奇》这个情况就使我当时不得不怒在网上张贴我的剧本，因为我觉得这是对一个编剧最大的羞辱，你如果写一个楚汉题材的戏，里面出现《三字经》，我觉得是对一个编剧的职业性做了彻底的否定，等于是砸我饭碗，对吧。

故事就这样变成了事故，我们这个电影圈，前两天我在颁奖仪式上也说到这个问题，我们电影界一直没有意识到一点，就是我们编剧完全有能力凭借一己之力搞砸一部电影。我们一个影片好有各种原因，但是一部影片差肯定有一个原因就是剧本不行。我们这个行业如果不重视剧本，就一定会受到惩罚的，但是他们天天都在这样干。

剧作中心制与购销机制改革

最近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我们在陕西右玉搞了一个论坛，叫右玉论剑，我们呼吁在我们的影视界成立剧作中心制，而不是制作中心制，不是为了省钱这些戏不要拍了，为了省钱怎么着怎么着，也不是明星中心制，本来是男主的戏，因为来了一个大牌女主，把这个戏改成女主戏。

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是精神病中心制，谁疯的厉害就听谁的。最近我的戏《爱国者》正在播，作为一个编剧我有自己的价值体系，我觉得在美学风格上它显得太新了，服化道包括陈设太新，为这个我跟剧组也发生过很多的争执。其实技术上做旧是更难的，审美上太新就low。我们的电视剧普遍的就是脸太干净，意识太肮脏，我希望在美学上脸别那么干净，意识要高贵，包括《爱国者》这个创作我也认为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国家电视剧的购销体制亟待改革。昨天我也看到有关于限制演员片筹的一个文件出来，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奇怪的购销体制，就是把一个戏拍完了去卖，这样平台它只会要求演员，谁的演员好、大牌、流量高我买谁。而在美国包括在韩国、日本，它是按照剧本进行购销、定购的。美剧的情况是报题投标，报题投标就是靠编剧的剧本、故事大纲。剧本过了，就给你签购片合同。

剧本好你才能做这门生意。那么你的演员好重要吗？不重要，你如果用个大牌演员成本增加的话，你还要跟人家平台商量，我想弄个大牌演员，平台可能答应也可能不答应，再一个你已经拿到购片合同了，你没有必要再去选一个很贵的演员。我们国家看上去单集成本比别人低，但实际上我们依靠演员卖剧的购销机制，导致了大量浪费，我们现在挤压了有三万多集戏，每年累加的挤压的有一万多集，这是大量的资源浪费。

如果学美国的购销机制，没有拿到订单你就别拍了，不要生产了，所以我一直说我们国家的影视创作需要一个供给侧的改革，这个改革必须彻底改变目前的这种购销机制，要不然按照现在的情况再下文件也没有用。我们现在一个戏动不动三亿四亿，两三亿是常态，那怕你控制成本哪怕控制到两千万，按照目前的购片机制，我们演员依然有能力拿走1800万。这种明星制度导致每一次的调控就像房地产一样，都成为演员涨价的一个原因。

我记忆非常深的是我们在几年前一剧四星变成一剧两星（注：一部电视剧最多只能同时在两家上星频道播出），一个电视剧只能卖两颗星，当时的情况是我们的市场萎缩了三分之一，相当于进入了寒冬，其实是主要针对演员造成的成本的增加。制片人跟我们编剧谈合约的时候就说，大家共渡难关吧，编剧的费用都往下降了一下。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演员的片筹，一线演员的片酬却涨了一倍。

我上次看到马云有一个发言，他说到我最失望的就是中国的明星，他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件事情上已经超过了我们商人。NBA美职篮所有球员的收入跟联盟的盈利是挂钩的，联盟今年赚钱了，大家就可以涨薪水，如果联盟收益下降，球员也都往下降薪水，我觉得这是科学的。

我们每年电影行业和电视剧行业都在亏损，在一个亏损如此严重的行业，某些人一个片子可以拿走一个亿、两个亿，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在犯罪。我回去可能还要写文章，要呼吁我们整个购销机制做一个彻底的改革，不改革还是死路一条，我觉得下多少文件也没有用。

小鲜肉问题与中国荧屏男性形象

最后，顺便说一说我们国家的审美安全问题，我一直把我们小鲜肉的问题说成是审美安全问题，小鲜肉这个词最早是我在抨击他们是香港富婆找鸭的说法。在审美上我觉得先进的国家，特别是欧美强力的国家，它一定是有很强的雄性意识，它的男演员很重要，甚至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如果我们国家的主要男演员，最红的男演员是一些不男不女的人，这会对我们国家的审美安全造成威胁。

在多元化社会，他们可以存在，但是你不能给他们奖，不能鼓励年轻人往这个方向走，他们是原来审美的补充，我觉得这没有问题。要是整个国家去追捧就有问题了。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大陆国家，我们不是那些岛国。我们国家可以没有偶像剧，虽然我也做过偶像剧，偶像剧是一些岛国、半岛国人造偶像，按照现在的工业化、商业化的标准去造的。美国永远是汤姆·汉克斯、达斯汀·霍夫曼，包括像小罗伯特·唐尼这样的雄性意识很强的，这才是是年轻人的偶像，再不重视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危险的。

 当然这也有赖于我们创作者去创作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作品，尤其是塑造中国人的形象。所以这次《爱国者》我也很高兴有张鲁一这样的演员，我想塑造全新的中国荧屏的男性形象，长时间以来，我们中国荧屏的男性形象总被一些窝囊废、小气鬼、大傻X占据着。我们观众也很失望，没有看到甚至认为中国男性是没有担当的，没有责任的，不懂得爱，不懂得恨的一帮人，我觉得必须靠艺术作品，靠我们全新的形象去扭转这个印象。《爱国者》我别的不满意，但是我觉得里面我们塑造了不光是一个，而是一群中国男性的形象，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逐渐改变目前这种审美上的颓势。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