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意志与历史自觉：周书记的半碗红烧肉，朱德的两百块钱借条_风闻

跟今天首页的《周书记的一记耳光》连着看。

如何是革命的意志？革命的意志不是在一帆风顺时高喊“一往无前”，锦上添花烈火烹油的事情多了去了。可是当处于逆境之时，身边的战友一个一个倒下死去或是逃离队伍，而长夜漫漫黎明尚未到来，如何说服自己相信下一个夜晚还能活下来？

这是我牺牲生命也要做成的事情，这是我认为绝对正确的事情，这是我一定要坚持的事情。

革命意志，理想与信念，大多数人，还没有到了可以谈这个词的程度。

在顺风车上夸人好，那是人人都会做的事情。可真到需要作出牺牲的时候，有几个人做得到呢？

什么是火种？不是行将要熄灭，岌岌可危的，光亮微弱的，那不是火种。

什么是新年？没有遭受过困难考验的，挫折打击的，那不是信念。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岁不寒，墙头草与温带落叶阔叶林，一样在春风里搔首弄姿。

这第一篇文章的最后一段说得好：

面对难以预测的历史和难以把握的机遇，起关键作用的，仍然是人的素质与信念。

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

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也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

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领导者做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永远无法获得。

图太多不搬了，网址在这，诸位自己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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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意换下穿惯的长布衫，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

（毛主席与朱德在陕西宝安县合影）

肖克将军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

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它不仅来源于中央军委一纸简单的任命，也不仅来源于红军将士在军纪约束下的服从。共产党人在最为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环境中锻造出来的坚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能吃多少碗干饭的人永远感悟不出来的。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是总司令威望和地位的起点。

但南昌起义部队对朱德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

不论是起义之前还是起义进行中，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都没有朱德。起义的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后来回忆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朱德在起义中没有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十一军辖八个团，由叶挺指挥。二十军辖六个团，是贺龙部队。朱德率领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育团三个连和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五百人不到，只能算一个营。所以南昌起义计划中分配给朱德的任务，只是“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动态”。起义后另成立第九军，朱德被任命为副军长。第九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也没有战斗部队，原是想争取部分滇军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但未获结果。

起义部队南下，当时滇军遍布江西。为利用旧谊使滇军让路，朱德又负责起先遣任务。他后来回忆说:“我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澎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朱德率领的不是战斗队。周恩来后来谈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南昌起义之时和起义后一段时间内，朱德的作用确实有限。

朱德真正发挥作用，是在这支部队面临失败结局的时候。

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的后路。

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南昌起义）

朱德率领的这“部分兵力”，是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共计四千余人。三天三夜的阻击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时剩两千多人。本想去寻找主力，路遇溃败下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率领的二百余人，方知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地区失败，起义诸领导人都已经分散隐蔽分头撤离了。

局面困难且严峻。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真正是朱德带出来的九军人员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任师长的二十五师，还有周邦采带回来的部分二十四师人员。这支孤军与上级的联系全部中断，四面又都是敌人，自己也损兵过半，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

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做出决断。

朱德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

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少数同志觉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三河坝这点力量也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

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人听、不过把他作为一个老同志尊重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很多人已不抱希望的摊子。他通过异乎寻常的执着和坚定，为这支困境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茫然四顾的人们，听从了他的话。

10月16日，队伍走到福建武平，还有2500人；17日击退追敌，便剩下1500多人了。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缘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粟裕回忆说:“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但局面不会因一两场战斗而改变。情况仍在继续下滑，谷底在赣南安远的天心圩。

当时已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还穿着南昌起义时的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虽然摆脱了追敌，部队却常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经常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

同上级党委的联系没有恢复，饥寒交迫，疾病流行。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人也很疲乏，战斗力越来越弱。杨至诚上将后来回忆当时那支队伍的情况时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走到江西安远的天心圩，从师、团级主官开始，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1927年12月22日，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在上海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描述部队到达天心圩的状况时说:“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南昌起义军在部队中除各级军事主官外，军、师两级设有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有政治指导员。这一健全的军政领导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在江西安远天心圩最后崩溃。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领导干部则走得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

团以上干部全部加起来，仅剩朱德、王尔琢、陈毅三人。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的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那是言之过重了。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掉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外去搞”的。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但起码对这支形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朱德。

（朱德）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

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人们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中，人们真切感受到了他心中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

朱德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官兵。

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二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1927年10月底，在中国江西省安远的天心圩，朱德这个最初“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的指挥者，在关键时刻向即将崩溃的队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仰和利益驱散恐惧，真正的领导力和领导威望，在严重的危机中凤凰涅槃一般诞生。

陈毅后来说，朱德讲了两条政治纲领：一是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二是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朱德讲话之后，陈毅也上去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当时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儿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实行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

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则蓄起胡须，向大家发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八十余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

保留火种的工作，首推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陈毅、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

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

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点家底。

这点家底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名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名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八百人的队伍里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解放后曾说过，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存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

谭震林1927年秋就在井冈山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这番话，无疑是对南昌起义的最高评价，对保存这部分力量而不溃散的朱德、陈毅等人的最高评价。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陈毅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什么叫力挽狂澜？这就叫力挽狂澜。我们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并不排除在某些关键时刻，领导者的决心与意志是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

也许在当时的情况下，天心圩留下来的那支八百人的队伍中，没有几个人能想象到共产党人22年后能够夺取全国政权。但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内心深处都从朱德、陈毅、王尔琢身上感受到了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

1927年10月底，南昌起义诸领导者纷纷分散撤退的时候，很难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坝的朱德，最后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起义部队的主力都溃散了，更难想到留在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又正因为历史难以预测，所以才充满机遇。面对难以预测的历史和难以把握的机遇，起关键作用的，仍然是人的素质与信念。

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

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也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领导者做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永远无法获的。

延伸阅读一：

追忆｜朱德元帅的“为将五德”

    《孙子兵法》里曾经总结过“为将五德”：“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此也是朱德的为将之德。

文 | 林臻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军网”（ID：zgjw_81），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为将之智：善谋能断，运筹决胜

1922年出国留学前，朱德已成长为滇军名将和出色的指挥官。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他储备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不断创新战略战术的能力，为日后的革命战争提供了军事保障。

朱德逐渐将军事指挥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了起来。留学苏联期间，他就客观思考了回到国内该怎样打仗的问题：“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这奠定了游击战的基本雏形。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经过三河坝之战，朱德麾下的800人成为了革命的种子，但人困马乏，缺枪少弹。朱德利用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范石生与蒋介石的矛盾，成功将部队改称国民革命军第16军第47师第140团，隐蔽在范部之中，通过合作得到了补给恢复。

1928年的“年关暴动”中，朱德打着140团的旗号，智取宜章县城，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整个湘南起义持续3个多月，参与人数超过百万，为后来红军在井冈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井冈山之后，朱德与毛泽东逐渐又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为将之信：志坚如钢，信念坚定

毛主席与朱德在陕西宝安县合影。

朱德自追寻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以来，几经沉浮，几经坎坷，几经磨难，但是在任何困难时刻，始终坚如磐石，毫不动摇。

1922年，疲倦了军阀混战的朱德辞去军职，来到上海寻找革命出路。在向陈独秀提出入党请求后，却因其军阀将领出身、更需要考验的原因，遭到了拒绝。但既然认定了目标，朱德便毫不气馁，甚至远渡重洋，寻找革命之路。最终，他来到欧洲，在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0月，南昌起义部队余部濒临绝境，军心不稳，人心思变。在这紧要关头，朱德站了出来，登高一呼，“愿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他的坚定和乐观，强烈地感染并鼓舞着每一名官兵，最终渡过难关。

正是朱德，用自己坚定的信心，用自己钢铁的意志，保存下了革命的火种，指出了光明的前途。

长征途中，革命再次面临危机。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分编成左路军、右路军一并北上。然而，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负责人的张国焘却发出了与中央决定相左的命令，放弃北上，单独南下。

朱德当时随左路军行动，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时，明确要朱德表态支持自己。朱德说：“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1935年10月5日，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张国焘要朱德同志表态，他旗帜鲜明地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

在被挟裹南下的过程中，他为了保存红军实力，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坚决斗争，最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大会师。毛泽东评价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为将之仁：以德服人，仁心爱兵

1949年，朱德在开国大典上由聂荣臻陪同检阅海、陆、空部队。

朱德是久经战阵的名将，但也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朱德曾说：“我带兵的特殊战术是这样的：我本人身体健康，可以和弟兄们共同生活， 跟他们打成一片，从而获得他们的信任。”他更是和普通士兵们一道，穿粗布军装，吃糙米野菜，住草棚窑洞。

红军在井冈山立足不久，敌人甚至在经济上也对井冈山进行了封锁。为了打破敌人封锁，解决山上粮食短缺问题，红四军发起了下山挑粮运动，农民出身的朱德，挑起扁担，带头参加，每次100多里。

朱德没有高级军官的架子，这也曾经在危难之中救了他的性命。1927年11月，朱德为了与范石生接洽，亲率50多名战士进驻一个小镇的祠堂中。当夜，本地民团头目得知朱德在此，遂包围祠堂，冲进院内试图活捉朱德。当几个民团冲进来看见朱德时，见到的是满脸胡子拉茬、身穿补丁摞补丁破军衣、还系着一条围裙的不起眼的士兵。朱德沉着冷静，说自己是伙夫，骗过了民团。趁敌人不注意，开枪击毙敌人，果断脱险。

陈毅在1929年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道：“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到现在伙夫头三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

在长征途中，朱德总是十分关心战士的生活，想尽了办法让红军从环境恶劣、粮秣无济、饥寒交迫的环境中走出来。

1935年，红军从懋功一带北上进入雪山连绵的藏区，大军几乎绝粮断炊。朱德组织、发动各部队满山遍野采摘野菜充饥。他组织了一个“野菜调查小组”，亲自带领着小组到山上或原野，找出一些认识的、可以吃的野菜，挖出带回，然后他又动员大家去找。在长征途中，居然找到了60多种野菜，还编了一个《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下发到各连队。

在长征中，朱德是年龄最大的统帅，但他只要了两匹马，一匹驮文件，一匹则常常随康克清在队伍后面收容伤病员。年轻的战士们都把宽厚的朱德视为自己的慈父。红军之父爱兵如子，可见一斑。

为将之勇：坚毅顽强，勇猛无畏

1945年4月，朱德在中共七大上作军事报告。

朱德戎马一生，他不仅善于在指挥所里运筹帷幄，而且经常身先士卒，上阵冲杀。

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之时，部队在福建武平击退了敌军追击。当时，部队位于闽赣边界的石径岭，四处悬崖峭壁，唯一可以通过的隘口被反动民团占据。危急时刻，朱德突然出现在队伍前方，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亲率警卫员攀上悬崖峭壁，绕到敌人身后发起突袭，将敌军击溃，打开了前进的通路。当部队通过隘口时，朱德又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握驳壳枪指挥后续部队前进。

粟裕回忆说：“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贵州土城地区对追击的川军进行阻击。朱德毅然提出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毛泽东不同意，朱德把帽子一脱说道：“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毛泽东终于点头。于是，朱德出现在了前沿阵地上。

1938年，朱德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除指挥八路军和山西新军一部外，还指挥国民党军7个师。4月初，日寇就出动3万多人分九路围攻晋东南根据地，企图围歼八路军总部和东路军。朱德灵活运用他自己概括的作战原则，以一部钳制多路来犯之敌，而我主力则把苫米地旅团压在八路军预设的河谷里，将敌截成数段，一举消灭日军2200多人。

率先垂范，英勇无畏，朱德为人民军队树立起了大智大勇的大将风范。

为将之严：严于律己，严于治军

1952年5月1日，朱德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朱德治军纪律严明，将纪律和服从作为职业军人的天职。

1913年，朱德率部戍守云南边境地区时，命令部队不准进村串户，不准偷鸡摸狗，还开除了“萎靡不振”的士兵王占标，可见其治军之严厉。从1917年至1922年，朱德驻防泸州五年，部队纪律严明，爱护百姓，剿匪安民，深得百姓拥护。

1927年10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800人抵达赣南的信丰时，一些来自旧军队的不良分子在城里吃饭不给钱，甚至拿枪、手榴弹吓唬老百姓，还有的抢钱抢物。朱德得知后，立即派陈毅查明事实，集合队伍，对带头肇事的主犯执行枪决。这样做，狠狠地刹住了起义军中旧军队的作风，同时也在老百姓心中树立起了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

朱德在治军上严格要求，对自己更是严上加严。他一贯主张：要实际，不要浮夸，要踏踏实实地把事情办好。

开国大典时，朱德也在天安门城楼上，但是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的电影、照片中，都难以找到朱德的身影，这是为何？原来，当时观礼台上人声鼎沸，新闻记者们也争先拍照。

朱德发现，摄影记者只有把身子探出汉白玉栏杆外面，才拍得上毛泽东宣布这一壮举的全景。所以，记者把身体倚到汉白玉栏杆上时，他抓住记者的两腿，帮助记者完成了这一重要使命，而他把自己却留在镜头之外。

1951年朱德65岁生日时，家乡仪陇县派人到北京看望他，县里提了两个要求：一是把县城迁到朱德的出生地马鞍场，二是把仪陇县改名为朱德县。

朱德听了赶紧说：“我不算英雄，只是一个战场上没有被打死的普通士兵，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才称得上英雄。”在他的坚持下，仪陇县城没有搬，县名也没有改。朱德淡泊名利，虚怀若谷，严于自律，正是人如其名——“赤色的品德”。

朱德元帅已经逝去42年了，但其不朽的精神，一直是我们这支军队永不褪色的红色基因。不论是足智多谋、信念如钢、尚德仁爱、英勇无畏还是纪律严明，都是新一代革命军人应当继承的优良传统。朱德元帅的为将之德，也是我们这支人民军队在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征程中所需要的精神动力。正所谓：

星火初聚乾坤转，大厦将倾只手拦。

百战洗礼浮血海，兵扫六合金瓯完。

度大如海胸襟满，志如钢铁利刃寒。

红军之父有谁人？元戎英名青史传。

延伸阅读二：

朱德的借款信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封家书，可以辉映出伟大战士对民族、对国家的无限忠诚。

文 | 陈微

本文转载自《中国纪检监察报》，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与龄老弟：

我们抗战数月，颇有兴趣,日寇虽占领我们许多地方，但是我们又去收复了许多名城，一直深入到敌人后方北平区域去日夜不停的与日寇打仗，都天天得到大大小小的胜利，差堪告诉你们。昨邓辉林、许明扬、刘万方等随四十一军来晋，已到我处，谈及家乡好友，从此话中知道好友行迹，甚以为快，更述及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望你做到复我。

　　此候

近安！

　　朱德

　　十一月廿九日

　　于晋洪洞战地

解读：

1937年11月6日，朱德在山西昔阳县写信，望陈玉珍变卖书籍及家中产业以救济母亲。但朱德内心充满着矛盾，想到陈玉珍作为他的前妻，一个女人十年来支撑南溪家庭已经十分不容易，恐她无钱再支持家乡母亲。他感到很犯难，最终他想到了此时在泸州以开药店为生的旧日好友戴与龄。

戴与龄生于1888年，小朱德两岁，是仪陇县马鞍人。他们感情真挚，还一同参加过科举，都考过了乡试和府试。1916年的护国战争中，朱德还邀请戴与龄出任本团军需官，次年他又升任朱德旅部的军需处长。

朱德万里寻党、在德国和苏联学习期间，戴与龄多次接济朱德。1926年朱德回国在朱培德部工作时，戴与龄担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军需官，后升任第九军军需处长，还追随朱德参加了南昌起义。他们密切合作、坦诚相待，论公论私，都是惺惺相惜的挚友。1937年11月29日，朱德提笔给戴与龄写信，希望他接济川中老母。

信的起首，以“老弟”称呼戴与龄，既亲近又反映出朱德与戴与龄的深厚友情。朱德首先向老友介绍了抗战的情况，从“收复了许多名城”“深入到敌人后方”“天天得到大大小小的胜利”等话语中，不难看出朱德对中国抗战的信心。随之，朱德通过“差堪”二字，委婉地提到如何得知好友戴与龄和自己家庭的境况，并为好友开药店由衷地感到高兴。

同时，他忧心忡忡地向好友戴与龄倾诉家中的困难：两位母亲遭遇荒年，又年高乏食、不能告贷、无以为生。而自己为革命事业，“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因此希望以好友关系向戴与龄募钱200元，寄给老家的朱理书。读信至此，令人唏嘘不已。

人们不禁要问八路军总指挥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然而，这就是事实，这就是八路军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作风的一个真实缩影。那句“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字里行间不仅反映出朱德的拮据和抗战的艰辛不易，更承载着二人友情的弥足珍贵。此时此刻，朱德能托付的除了玉珍，就只有戴与龄了。从信的落款可知，此时朱德正在抗战的最前线，他的心，一头关注着瞬息万变的战场，一头牵挂着万里之外的母亲。

这封承载着报国之志、孝母之心和勤廉之德的特殊信件，字里行间透出的恳切和无奈，深深感染了戴与龄。戴与龄接信后立即给朱母寄去200元，使饥饿中的两位老人渡过了难关。此后，他勒紧裤带，节衣缩食，多次捐助朱德的亲属，并动员自己的亲属十几人投身陕北或华北抗日前线，因为他相信朱德要走的路和做的事是正确的，是值得他尽心竭力来支持的。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封家书，可以辉映出伟大战士对民族、对国家的无限忠诚。这封书信是朱德在抗战前线写的，它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也生动反映了朱德对民族和人民的赤子之心，以及对母亲无尽的思念和深沉的关爱。

延伸阅读三：

他们为何能成为新中国十大元帅？

    这些共和国的英雄肩上闪亮着将星，耀眼的光辉展现着中国共产党20余年武装斗争的荣耀。

文 | 震江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新中国第一次授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我们熟知的十大元帅、十位大将就这样登上了军人荣誉的巅峰。这些共和国的英雄肩上闪亮着将星，耀眼的光辉展现着中国共产党20余年武装斗争的荣耀。

虽然60多年过去了，但他们的名字中仍承载着荣誉、战功与历史记忆，下面就让我们重温那段历史，领略十大元帅的赫赫战功。

1955~2015

红军之父：朱德

中共创建人民军队始于南昌起义，朱德在建军之初发挥了关键作用。本来，组织南昌起义的领导核心中没有朱德，起义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配给朱德的任务只是用宴请、打牌和聊天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朱德也没有基础部队，他担任副军长的第九军只是个空架子，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育团3个连和南昌公安局2个保安队，500人不到。

9月初，南昌起义部队在三河坝分兵两路，主力赴潮汕，朱德率领4000人殿后。结果主力被敌人打散，而在三河坝的部队经过三天三夜的阻击战斗，伤亡过半，军心涣散。

当朱德率领部队到达天心圩时，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全部离队，只剩下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在这紧要的关头，朱德力挽狂澜，稳住了军心。这支800余人的部队成为南昌起义真正保存下来的家底，除了陈毅，林彪、粟裕也在这800余人中。

朱德不仅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还发动了参加群众达100万人的湘南暴动，到1928年4月的井冈山会师，800人已经发展到1万余人，而此时原井冈山部队还不足2000人。

1937年，朱德在延安

井冈山会师之后，成立了红四军，朱德任军长。他与毛泽东共同发展了我军的游击战术，从此中国革命便有了“朱毛不分家”之说。如果不是朱德在紧要关头带领部队经受住严峻考验，中国革命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毛泽东评价朱德是“度量如大海，意志坚如钢”。1930年，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此后几十年间，“总司令”便成为朱德在党内的代称。

作为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在军事领域阅历极其丰富，第一把元帅交椅非他莫属。

横刀立马：彭德怀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作为唯一一个在生前受到毛泽东题诗赞扬的虎将，彭德怀亲历过20世纪中国的各种军事斗争：1916年3月，投身湘军一干近10年；1926年7月，所在湘军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在湖南平江发动武装起义（其他九帅都参加了三大起义，只有彭总自成体系），任红五军军长，逐步成长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八路军副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彭德怀一直活跃在军事指挥的前线，并展现出非凡的军事谋略。长征中，他指挥三军团，掩护红军主力左冲右突，连续越过敌人三道防线。在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大战中，他亲自指挥两个团在前线作战，三天三夜没下火线，保证了党中央安全渡江。

遵义会议后，彭德怀按照毛泽东的运动战术，数渡赤水，率领红三军团，配合一军团，一举攻占天险娄山关，二进遵义城，出色完成长征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历时3个月，给日军以重创，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解放战争期间指挥西北野战军取得三战三捷，堪称经典战例。

朝鲜战争爆发，他又临危受命，率领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指挥抗美援朝战争。

朱德总司令（左）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在敌后前线阵地上，1939年于武乡

精谋善战：林彪

有人说，林彪瘦小的身躯中蕴藏着过人的计谋，打仗有一套一套的点子。也有人说，林彪一旦进入临阵状态，就会将一切置之度外，对于一切与战争无关的东西都漠然置之，坐着或者如同梦游者一般来回踱步，脑海中只有战争、战争、战争……

在十元帅中，论资历，林彪倒数第二，论年龄，林彪倒数第一。南昌起义，林彪还只是个排长，然而到了1932年，年仅25岁他就升任红军主力部队红一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曾多次指挥所部担任战役战斗的主攻任务，成为红一方面军能征善战的高级指挥员之一，长征时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中央红军的“正印先锋”。

抗战伊始，就取得平型关大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解放战争中，在东北战场上，林彪又充分地显示出其指挥才能，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换取了全歼东北敌军46万人和解放东北全境的重大胜利。此后，他又挥师入关，指挥平津战役并进军中南。在其长期的军事生涯中，创造了不少经典战例，也赢得了“常胜将军”的美誉。

没有人否认林彪的军事才能，其战功也鲜有人能及，不过并不能据此就认为这是林彪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三的原因。他的元帅排名是由当时他在党内的地位决定的，授衔的十元帅中，只有朱德、彭德怀、林彪三人是政治局委员，其他七位均是中央委员。

1937年，115师师长林彪①、副师长聂荣臻②率部队向敌后挺进

战术大师：刘伯承

刘伯承是唯一一位被冠以“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称号的元帅，人们将他做眼睛手术的故事，与关公刮骨疗毒相提并论。1927年4月他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15军军长，是中共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中被任命的第一个军长职务（当时贺龙还没有加入共产党）。

在南昌起义中，他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同年底奉派赴苏联学习军事，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1930年7月底返抵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并负责训练中共各省、特委负责人和中央机关干部，他对于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等都有独到的论述。红军时代，他就是军事学校的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是我军高级军事学院的院长，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刘伯承指挥的许多战役，都堪称战术史上的经典，从智取遵义、巧渡金沙到挺进大别山再到大纵深、大迂回、大包围的西南战役等等，以致蒋介石不得不说“论战术之奇，刘伯承数中国军界一绝”。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中，针对印军的“一字长蛇阵”，刘帅形象地比喻其特点是“铜头、锡尾、背紧、腹松”，相对应地提出“打头、切尾、击背、破腹”的打法，取得了重大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的刘伯承

红二旗帜：贺龙

论资历，贺龙在党内可是数一数二的。在南昌起义时，贺龙就是总指挥。在国民革命军，贺龙从营长当到军长，蒋介石为拉拢贺龙，许诺让他当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主席，并赠送一栋地处南京的大洋楼，都被他断然拒绝。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1927年，8月1日，他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指挥了南昌起义，并毅然决定投身中共。

起义失败后，贺龙潜回洪湖，收拢旧部贺锦斋等人再起红旗，领导发动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和湘西起义。后来又与老搭档周逸群和黄埔四期的段德昌等人创建了红2军团，打出了湘鄂西苏区。毛泽东曾说“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红二方面军）军长，带出了一个军”。从那时起，“贺老总”的名头跟他另外一个称呼“贺胡子”漫天飞了。

所以，在红军的缔造上，贺龙堪称功臣，他不但是南昌起义军的总指挥,而且也是参加南昌起义人数最多部队(第20军7500人)，还是三大苏区之一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以及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的主要创建者。

1937年在陕北的贺龙，抗日战争爆发后，贺龙任120师师长

文武双全：陈毅

有一首《抗日将士出征歌》，里面有句歌词：“能文能武是陈毅，英勇善战是贺龙”。陈毅不仅能文能武，也是协助朱德整顿军队上井冈山的功臣。长征开始后，陈毅留在敌后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南方革命的火种。当时很多军政干部叛变投降。陈毅的哥哥和堂兄都在国民党方面担任高官，但陈毅几番面临生死考验都从未丧失革命信念，其气节令人敬佩。

解放战争时期，陈毅是华野司令员兼政委，粟裕是副司令员。说起陈毅的军事才能，可能更多被粟裕的光芒所掩盖，但陈毅的功劳也不可低估。陈毅资格老、威望高，善于统筹全局，镇得住华野各纵队的军头们。粟裕指挥艺术高明，擅长打歼灭战、运动战、攻坚战。两人正好优势互补，所以才有“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提法。

据粟裕的秘书鞠开回忆，有一次，粟裕在调动部队的时候，有位纵队司令员在电话里和粟裕大声嚷嚷，陈老总听后接过电话说：粟司令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我们研究过的，你们不要讲什么价钱了。对方马上就不敢大声嚷嚷了。毛泽东要将陈毅调到中原野战军去，粟裕当毛泽东面说，华东不能没有陈老总。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毅主持华东战区的军事工作，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图为解放战争初期的陈毅

政工巨匠：罗荣桓

罗荣桓自小酷爱学习，在湖南老家，至今还流传着他躺在树杈上看书，掉进池塘的故事。从参加秋收起义任农民自卫军党代表起，罗荣桓就开始了在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生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其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旧军队中起义过来的，另一种是起义的农民。前者具有抽大烟、抢民众、打骂士兵等恶习；后者则具有自由散漫、不受约束等缺点。

罗荣桓每到一支新的部队都花大气力帮助克服这些恶习。起初有些旧军队过来的干部不服，挑衅说：“党代表要是会打仗，兄弟就佩服。”罗荣桓虽是学生出身，但他打仗不怕死，每次打仗都冲在最前面，而撤退又走在最后，从而获得干部战士的佩服，确立了威信。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荣桓先是带领八路军一一五师的部分部队建立了晋冀根据地，之后又率兵东进山东，毛泽东曾说换上罗荣桓一个人，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

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八路军几乎完全控制山东的战略要点和交通线，八路军正规部队发展到27万人，民兵50万人，自卫团150万人，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为一个拥有2400万人口和12.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解放区，为攻占东北，南下长江提供了充足的保证，为中共打败国民党立下了汗马功劳。

罗荣桓在延安时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兼抗日军政大学的政治教员。图为1937年罗荣桓在抗大任教时留影

善打硬仗：徐向前

徐向前毕业于黄埔一期，这位外表温文尔雅甚至有些腼腆木讷的学生，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欣赏，没想到日后蒋却在他手里吃尽苦头。后来，这位没入蒋介石法眼的徐向前，展示了自己的雄才大略，创建了鄂豫皖根据地，两年多，他便把300多人的农民武装发展成有4万人的军队。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正式成立。年仅30岁的徐向前任总指挥，成为红军时期方面军中最年轻的指挥员。

徐帅的指挥风格是“越是硬仗越向前”，红四方面军以善打硬仗、恶仗而著名。红四方面军，无论是战绩、部队数量、根据地面积都可以和中央红军相提并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已经是8万人的队伍了。

徐向前指挥的苏家阜大捷是红军时期最成功的围点打援的范例，反六路围攻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歼敌数量最多的一次战役,徐向前以8万人对川军20余万,最后击溃川军20万，歼灭10万。

在1947年的晋中战役中，徐向前率领仅以地方部队为主的6万人，连续作战一个月，一举歼灭国民党精锐之师10万之众，其中包括由日本人组成的暂编第十总队，追击时，解放军战士冲进一间挤满日本兵的屋子，为首的日本军官问：“你的太君的徐向前？”战士大声说：“是的。”日本军官转头一声呼叫，满屋的敌人立刻缴械投降。

此外，解放军五大野战军及其前身部队，徐帅都指挥过，时间或长或短，可谓部将故旧遍全军。

1948年7月晋中战役中， 徐向前在前线指挥作战

智勇兼备：聂荣臻

如果说山东根据地的大发展首先是罗荣桓的功劳，那么被毛泽东誉为“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晋察冀的发展壮大则首推聂荣臻。我们知道，中共真正的大发展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0月25日，聂荣臻受命率115师约3000人挺进敌后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

在抗日战争中，根据地在坚持抗战中不断壮大。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日本陆军中将阿部规秀，阿部规秀是日本侵略军的所谓“名将之花”和“山地战专家”，也是八路军在抗战中击毙的日军最高指挥官。

到抗战胜利时，晋察冀根据地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等五省之各一部，面积40万平方公里，人口2500万，成为华北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正规军发展到32万余人，民兵发展到90余万人。在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实际上是在晋察冀的地盘上指挥了三大战役。

​聂帅不仅功劳甚高，而且在党内资历匪浅。1925年9月，刚刚奉命从苏联归国的聂荣臻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秘书和政治教官，南昌起义时他任第十一军的党代表（叶挺为该军副军长），还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中共早期的三大起义，元帅中只有聂帅参加了其中两次，是我军的主要创建者。

抗日时期聂荣臻任八路军115师副师长

屡挽危局：叶剑英

与其他元帅拥有的赫赫战功相比，资历深厚的叶剑英是个政治元帅。他1917年云南讲武堂毕业就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成为国民政府元勋之一。但就在革命的最低潮，已经是国民党中为数不多的高级将领、黄埔军校的教官，叶剑英却在1927年毅然选择加入共产党，正是他把张发奎的阴谋通知起义部队，才使得南昌起义得以顺利实施。后来，他亲自领导广州起义，成为我军的创建者之一。

1928年冬，叶剑英赴苏联学习，1931年初到达中央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即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长征中他一度接替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之后又担任过八路军的总参谋长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直至新中国成立。

在陈炯明叛变炮轰广州总统府的逆境中，他全力护卫孙中山转移，使北伐战争得以继续；在张发奎阴谋解除贺龙、叶挺等人兵权的危急时刻，他冒险将这一情报送出；在中央苏区多次被“围剿”和长征途中张国焘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紧要关头，他及时向毛泽东报告，使张国焘这一阴谋破产。

在几次历史重大转折关头，叶帅都充当“关键先生”的角色（包括1976年粉碎“四人帮”），屡挽危局，毛泽东曾赞誉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1944年，在陕北南泥湾视察的叶剑英，几次重大历史关头，叶剑英都充当了“关键先生”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