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入世”的决断勇气_风闻

6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下文简称“《白皮书》”），并为此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出席。中美史诗级贸易战双方实际出手之日逼近，中国应战任何外部冲击的根本都在于办好自己事情，阅读《白皮书》全文，抚今思昔，最令我感慨的是什么？

不是国内外某些舆论热衷的“中国是否遵守了入世承诺”的争论，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第十八条“过渡性审议机制”对此明确规定，中国入世后8年内，世贸组织总理事会等机构每年审议中国实施《WTO协定》和履行该议定书承诺的情况，中国入世第10年进行最终审议。既然世贸组织的专业机构、专业人士延续10年之久的审议都认可了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情况，既然美国等西方国家本来就对世贸组织影响力最大，非专业人士还要煞有介事指责中国“没有履行入世承诺”，不是无知，就是恶意。

不是中国入世如何带动了贸易伙伴经济贸易的发展，因为这本来就显而易见：2001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2436亿美元，占全球进口总额的3.80%；到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已经增长至18419亿美元，占全球进口总额的10.26%（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正是凭借“入世”以来的进口快速增长，中国经济才从入世前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的“东亚经济稳定器”跃居次贷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稳定器”，用自己强大的进口、投资需求带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较快走出了萧条，就连德国这样的欧洲经济火车头，2009年下半年以降奇迹般的经济复苏也被不少舆论称作是“中国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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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我感慨的，还是入世之后中国贸易、经济的快速成长证实了当初“入世”决断的正确，近两年形势发展进一步证实，中国入世的最大价值在于抓住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可复现的发展时间窗口；当下正值主动大幅度扩大开放、“第二次革命”再出发之际，希望我们能重拾“入世”的决断勇气。

毕竟，中国政府的一切决策首先必须向中国人民负责，中国政府的决策归根结底必须维护和增进中国的利益，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谈及国际贡献、国际责任；中国深知不可能完全依靠本国资源持续推进工业化，也愿意通过进口、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让贸易伙伴赢得机会分享繁荣，但中国首先办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对全世界的最大贡献，也只有保证本国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才能不断向贸易伙伴提供发展机会，我们也要求自己的善意能够换来其它国家投桃报李，对中国人员、商品和资本给予更公正的待遇。

中国“入世”决断的正确性首先体现在入市后中国外贸规模和全球地位急剧提升。2001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2661亿美元，占当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总值的4.3%，全球排名第六，落后于美国（7308亿美元，11.9%）、德国（5708亿美元，9.3%）、日本（4035亿美元，6.6%）、法国（3218亿美元，5.2%）和英国（2731亿美元，4.4%）；[①]“入世”开启了中国出口加速赶超西方主要经济体的进程：

2004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赶超日本；

2007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赶超美国；

2009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赶超德国而登顶全球；

到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已经上升至22735亿美元，比2001年高754%，占当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总值的13.76%，比排名第二的美国（15026亿美元，9.10%）高出51%之多。[②]倘若没有入世，中国货物贸易出口绝无可能实现如此大幅度增长。2016、2017年，全球经济贸易走势与行情变动导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略有下降，2017年为12.76%，但仍然大幅度领先于其它各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长期保持世界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地位。

从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入世后中国外贸增长的成就何其显赫，因为2015年以来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市场所占份额基本上相当于二战后、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美国达到的高峰，换言之，基本上接近美国在其实力鼎盛时期的和平年代所能占有的最高份额。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通过入世打开了广阔的外部市场，中国制造业和经济规模在入世后实现了快速增长。2001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84152亿元，2017年上升至1164624亿元亿元；[③]在此期间，中国GDP规模从110270亿元上升至827122亿元。

资料来源：世贸组织：《2016年世界贸易统计评论》，第22页。（WTO，World Trade Statistical Review2016，p.22。）

中国制造业、外贸和整个国民经济为什么能够在入世之后这10余年实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和如此大幅度增长？关键在于从1990年代至本世纪前10年是全球经济贸易高增长时期，本世纪前10年更是全球贸易增长尤其强劲、普遍的有利时间窗口（参见表1）；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在入世之时已经从工业基础、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经济结构、政府管理等方面做好了准备，其它被视为可以与中国竞争、有望赶超中国的其它后发国家则未能做好准备，因此是中国抓住并充分利用了本世纪初近十年的有利时间窗口。

现在，中国的一部分传统优势因素已经消减：人口老龄化压力开始浮现，土地、劳动力等项成本大幅度上升，……，印度、越南等指望赶超中国的后发国家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开始具备相对于中国的优势，但在2016年11月16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发的《中国抓住了不可再现的发展时间窗口》一文中，我判断，全球贸易和经济快速增长的时间窗口自2015年以来开始关闭，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加快了这一进程。从那时起到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也许会有10年甚至更久）里，难以开启新的全球贸易和经济快速增长时间窗口，后发国家试图在这段时间里重演中国增长的成功，概率不高；如果中国当年错过了本世纪初近10年有利时间窗口而未能成功入世，拖到现在才得以入世，也不太可能实现前15年那样的增长成就。目睹一年半以来的事态发展，我更加坚定了上述判断。

为什么本世纪初近十年能够成为全球贸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有利时间窗口？从经济长周期的层次上看，这是经济长周期的繁荣期；从具体因素来看，多项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个经济贸易的繁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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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等领域的技术创新集中涌现并迅速推广到了全世界；

市场经济体制覆盖了全球所有经济体，而且转轨经济体度过了转轨最初近10年的冲击而全面走上经济复苏增长的轨道；

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体系及其规则稳定运行；

西方主要中央银行、特别是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多条渠道为其它经济体直接间接创造了充裕的流动性，足以支持其经济和贸易增长。这种货币政策对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外向经济部门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货币政策与主要进口市场的市场开放相结合，使得全球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外汇占款成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基础货币投放主渠道，一方面帮助它们突破了长期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性的外汇缺口，另一方面也使得它们的外向经济部门享有相对于内向经济部门的先天的流动性优势，从而进一步加快了其外贸增长。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为全球最大进口市场实施了高度的市场开放政策，为其它经济体实施出口拉动增长模式创造了条件；

然而，上述条件自2015年以来正在走向消失。从经济长周期的层次看，以次贷危机为标志，全球经济步入经济长周期的萧条时期，重新走进经济长周期的繁荣时期恐怕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从具体因素来看，本世纪初的上述有利因素要么消失，要么开始逆转：

暂时还看不到新的能够有力带动经济全局强劲增长的技术革命。

市场经济体系外围扩张的刺激作用消失。

西方主要中央银行、特别是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已经转向重新收紧，而且这个收紧的阶段启动之后必将延续相当一段时间。

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潮流上升。特别是随着特朗普上台，全球贸易体系已经进入乱云飞渡的动荡时期。而且，即使不考虑近二三十年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争议，仅仅从经济角度出发，即使2016年美国大选最终结果是希拉里击败了特朗普，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市场高度开放政策和进口能力也难以长期延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行“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仍然不能彻底摆脱“特里芬两难”的约束：美国通过大规模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形式向外部市场投放美元，满足国际经贸和外部市场对流动性的需求，久而久之，最终必然损害市场参与者对美元的信心，这种贸易拉动的增长模式动力也就要衰减了。

特朗普就任伊始便将奥巴马启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Agreement，TPP）彻底束之高阁，此后又秉承“蓝水”外交策略不断“退群”，这被视为特朗普的“保护主义罪状”之一，问题是TPP本身也无助于美国和现行“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摆脱“特里芬两难”的阴影。奥巴马力推TPP，重要目的之一是排挤中国参与制定规则过程、排挤中国在国际市场份额，以此确保美国对贸易规则的影响力。

可他追求这一目标的途径是给予越南等中国传统出口制造业的竞争对手更多便利进入美国市场，以此扶植他们壮大，排挤“中国制造”市场份额；这一策略结果必然是更加扩大美国贸易赤字，实质上是更大程度地牺牲美国的长期宏观经济稳定性、美元稳定性来让两个对手相争，与日俄战争时清朝的“中立”立场颇有相似之处。当初美国推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企图用这一思路排挤日本，但结果并不是非常符合山姆大叔的期望。

通过及时入世，中国成功抓住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可复现的发展时间窗口；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经济政策正在趋向内向，这对于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地位、对于企图赶超中国的后发国家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地位未必会受损，而后发国家复制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以赶超中国的希望大大降低。

印度、越南堪称最热烈希望复制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以赶超中国的后发国家，问题是1953年新中国完成经济恢复工作之后，印度很快就丧失了在国际市场份额上相对于中国的原有优势，从1948年的2.21%（印度）对0.89%（中国）变为1.36%（印度）对1.26%（中国），1955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便超越印度，此后差距一路拉大，也未能及时抓住本世纪初的外部市场有利时间窗口，2001年为0.70%（印度）对4.30%（中国），2017年为1.68%（印度）对12.76%（中国）。时至今日，外部市场环境正在发生如此重大变化，印度还有希望复制当年的中国路径消除这样的差距吗？更可行的路径已经不是复制中国路径与中国零和博弈，而是与中国扩大互利合作。

近20年后回顾，中国“入世”是抓住了不可再现的时间窗口；但在当时，国内对此争议巨大。特别是《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第十五条（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第十六条（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第十七条（WTO成员的保留）等条款，本质上可说是不平等条款，因为这些条款准许其它世贸组织成员方在中国入世后15年内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12年内可对中国特定产品实施过渡性保障机制，令不少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摩擦中倍感“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但承担这几项不利条款的代价，抓住不可再现的时间窗口，换来经济增长和在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江湖地位”突飞猛进，以至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要大呼小叫指责我们“经济侵略”，孰重孰轻，不言而喻。而当时中国决策者在此问题上的决断和勇气，近20年后回顾，越发令人钦敬。

今天，中国再次走到“以开放促改革”的路口。随着中国国内产业发展日益成熟，随着中国以远超世人预期的出色成绩克服一个又一个掣肘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稳定的“缺口”，客观上需要不断与时俱进，扩大对外开放，通过更大规模利用国际市场的投入品来保持国内制造业和其它产业的成本竞争力，通过分享中国成长的机会来引导外部贸易伙伴与中国市场、中国规则接轨，通过引进竞争压力的“鲇鱼效应”强化国内市场竞争，保持国内产业的活力。

在更高层次上，我们还需要通过“以开放促改革”，打破长期和平繁荣不可避免会孳生出的一系列垄断性分利集团，并有效遏制其复发，防止其孳生、膨胀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效率日益降低，防止其坐大而挤压整个社会通过自我奋斗向上流动的空间，导致整个社会的日益僵化，甚至危及社会政治稳定。在这样的历史关头，让我们重拾“入世”的决断勇气，在“第二次革命”40周年之际再出发，永葆国家自我发展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