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采访过惨案的记者，说说我们时代的怕与爱_风闻

上海“6.28”浦北路持刀杀人案，让我想起了曾经采访过的两起同类案件。

这两案的伤亡人数都超过上海这次，不过因为被杀伤对象不同，所激起的大众关注程度和公共情感强度也有所区别。

第一起是2013年8月19日，在河南安阳的一辆城乡公交车上，24岁的内黄县农民周某抢夺方向盘未果，就持刀挨个在车上捅人，一共33名乘客，被周某捅伤15人，其中3人死亡。

3名遇难者都是未成年人，有一名10个半月大的女婴，还有2名男孩，一个18岁，一个10岁。（编注：8·19安阳公交车持刀抢劫案后续结果——被告人周江波犯故意杀人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

带血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重伤者之一是个刚被大学录取的女生。

杀人犯周江波出生于1989年5月，犯案时间2013年8月19日下午3点05分，8月20日被捕。据后续媒体报道，这起造成3死15伤的8.19血案，仅仅缘于邻里纠纷——周江波因房子宅基地等琐事争执砍伤邻居后，认为自己杀了人，想“干件大事”再死。

更早的一起是在天津。2010年02月02日上午，天津港保税区一家运输公司的调度人员张某（41岁），先是持匕首捅伤与其发生矛盾的同事，然后劫持一辆大客车，在市区街道上疯狂撞击行人和车辆，共致死10人，致伤包括4名警察在内的11人。

被肇事者张义民开车撞坏的警车。当时正值上下班高峰期，导致此案件中死者多为打工者。

与一些类似案件不同，上述两名凶手都是在故乡和户籍地作案，也有比较明显的作案诱因，如何评价他们并不困难。我看到的评论，也不像几天来这么众说纷纭。不过，将受害者从幼儿转为不特定人群之后，也方便评论者抽离部分情绪。

至少，这可以先帮我们明晰一个问题：对某种案件“何以发生”的探究，能否被视作对作案者的同情？

媒体为什么招骂？

在案件的报道中，媒体很容易招骂。在编辑和记者看来，他们穷搜博访，找到了一切可以找到的人，来勾勒凶手的人生故事，试图回答“他（她）何以如此”。

而在很多读者看来，这些人“枪毙都便宜了他们”，媒体扯东扯西，记录下他们的人生故事，即使看上去“凶手活得也不容易”，那又如何？这些人不值得任何辩护。

在上海“6.28”案发生后，我在几个媒体人群中，再次看到这样的争议。有人重申，凶手作案，图的就是“搞个大事情”，外界越关注，这些人就越得逞。甚至，这会刺激其他歹徒模仿。

我并不认为媒体报道会引来更多效仿，此前多起袭击幼儿园和公交车乘客等案件的详情，也并不支持这个推论。

不过也应该看到，媒体在案件报道中遭遇非议，自身也有一定责任。

就我目之所及，媒体对此类罪案的报道，都喜欢用一些老套路：凶手平日里性格暴躁——那自然有反社会人格，杀人是早晚的事儿；凶手性格温和——那真相不会这么简单，他们一定遭遇过不为外人所知的剧变，人性从此堕入黑洞；凶手的习性要是难以琢磨——那他们心中一定涌动着暴戾的潜流，一直在等待发作的时机……

沿用这些采写套路，媒体报道能否获得大众的信任，就取决于凶手是否一直是个“暴躁的坏人”，能否与大众对他们的想象重叠。否则，媒体对凶手人生和人性的任何探问，都会被看作在为他们辩护，后果可想而知。

多数人没心情了解凶手的人生路和创业史，他们只期待凶手尽快被押赴刑场。

为笔下的人和事，寻找一条闭合式逻辑，在大多数媒体不单是技术要求，更像是一个诱惑。这必然会导致不同程度的僭越，被情绪正处于极点的人们视作漠视和挑衅。

只要习惯于使用“阶层分化、城乡对立、人性异化”等大词，似乎再复杂的话题都能圆满解答。就上海“6.28”嫌犯而言，他的籍贯、出身、专业、学历和求职经历，看上去都可以和一些万年问题对上号，适合在媒体上大谈特谈。

负责任的媒体和评论者，对待这样的话题——也应该扩充到全部话题——都要慎之又慎，尽可能在事实上有足够的确证，并且最好放弃使用隐喻和留白等手法，来强行描摹当事人的不归路，将评议的权利还给公众。

解释≠辩护

建议媒体谨慎，并不意味着大多数针对媒体的非议，都合乎事实和逻辑。最需要指出：你不能将对案件的探因，扭曲为在为凶手辩护。

在一个前（报社）同事群中，有几位老兄就因为这个争得伤了和气。我建议他们先息怒，确认两个问题：

一，有人认为杀人犯不该被严惩吗？

二，有人在道德情感上为杀人犯辩护，表示同情吗？

很显然，都没有。那么，这几位朋友都在为对方辩友并不持有的立场和观点恼火。据我观察，他们之所以被触怒，很可能因为他们的情绪迸发，也很渴望他人认同并加入这种情绪。这会压缩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容忍度——你没有愤怒谴责，就是在漠视大家的情感，甚至，你是不是站在杀人凶手那边？

回到凶案的探因，探因做得如何，更多要用“真伪”而非“善恶”作为标准。就像我说认为，大多数媒体报道对于凶手心路历程的描述，很不靠谱，属于不知节制的僭越，但不代表这些报道出于邪念。

舆论场因为误会而撕裂，实在让人遗憾。人们学会克制情绪，去倾听其他人的声音，焦虑和恐惧就会少很多。血案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创伤，不会因凶犯被押上刑场而平复，却可能在公众更富有效率的沟通中疗愈。

在刀刃下失去的幼小生命，让人痛彻心扉。接下来，则是漫天的无力和挫败感。媒体和公众在此殊途同归，都渴望找一条逻辑来解释我们看到的一切。媒体在冒险解读，公众更倾向于诉诸情绪，喊杀声不绝于耳。

我们是如此厌恶失控，以至于忘记了这本是一个很容易失控的世界。

最典型的，那些凶手在对无辜者痛下杀手之前，可能已经活在失序的情境下。道德谴责和极刑惩罚，根本不在他们的思考范围内，他们不怕惩罚，未来的惩罚也阻止不了他们当下的行动。

但为了一个更安全的明天，我们还不得不正视他们。

就本文开头我采访过的两起案件来说，凶手在案发前，都有非常规的遭遇，一些环节在失守。

8·19安阳公交车持刀抢劫案的前一天，刚刑满释放不久的安阳周某，因为宅基地纠纷，与邻居打架，他手持铁锨，将对方三人的头面部砍伤后潜逃。被周某砍伤的邻居当天就报了警，但警方并未立案，直到周某在公交车上犯下更大血案，三个被害邻居才接到《立案通知书》。

天津驾车恶意撞人案凶手张某的哥哥告诉记者们，张某曾于案发前“接到恐吓信息”，称“妻女都被绑架到洗浴中心”，还“约他一起报警”。但有关方面也未回应张某有否报案，派出所是否接警等问题。（编注：张某家属提供的信息真假以及后续，编辑并未查到在媒体公开的详细信息确认。）

我重复这些，无意再批评任何方面，只是感到可惜，或许这两起案件本可以提前被制止？有警察朋友告诉我，如果周某在砍伤邻居后就被追逃，并撒网追捕，他不可能跑那么远。可是邻里纠纷在农村太多了，只要没有重伤人命，整个基层对这种事儿都见怪不怪，派出所没看到伤情鉴定，不会立案。

这些环节在平日里几乎是基层常态，直到发生大案，人们才会惊觉，防线在一层层失守。

我再次强调，这并不是在为杀人者辩护。我们如果聚焦于如何减少杀人案件，就不能不探究杀人案何以发生，或者穷尽那些案例来寻找它发生之前哪怕一点点可能被阻止的方式——即使很多时候是徒劳。

 “如果有一天你的羔羊停止了尖叫，你会来告诉我吗”

某些先天精神便癫狂暴戾的凶手，穷人类之力都无能为力。其他类型的凶手，包括容易成为凶手的那些人，社会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尽可能减少失控，免于让他们的心智堕入疯狂，我们每天都要路过的街道，才会更加安全。

挫败和伤痛导向愤怒和报复，这也是凶手们的心理轨迹。要避免更多血案，需要更多的人超越这条轨迹。不要正视淋漓的鲜血，那太残忍，但却要直面更多惨淡的人生。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到最后，一把水果刀，就可以完成成王败寇的角色换位。

日本电影《稻草之盾》中的一段台词，出自一名女童虐杀案的凶手（藤原龙也饰演）。确实，某些先天精神便癫狂暴戾的凶手，穷人类之力都无能为力阻止甚至预防，只能事后惩罚

有人在呼吁

人不是上帝，谁都无法做到对所有人类的所有苦难都一视同仁。惨案发生在你经常走过的路口，离你家只有200米的距离，你会悚然动容、潸然泪下。如果发生在你一生都未必会抵达的遥远山村里，能与受伤害者感同身受的人，就会少很多。

公众的同情心和正义感，都倾向于以自我为圆心，随着半径的扩大不断递减。大城市里会发生血案，之于山野乡村，又何尝例外？

这种反差，容易使得更受伤害群体的情绪进一步发酵，更会加固他们的身份认同和群体向心力。

在上海“6.28”之后，有不少人颂扬上海的市民素质和城市气质，在朋友圈不断刷屏。在邪恶的威胁面前，人类很善于寻找伙伴，齐心协力对抗之。这也是人类能繁衍到今天的原因。

同时我也相信，能拱卫人类未来的，还必须有独立的人格和思考。他们不属于任何群体，他们是人类，以及公民。

再看上海浦北路杀人案疑凶，他那张大学文凭（如果属实）反证了他的邪恶和冷血。（编注：上海浦北路持刀杀人案嫌疑人黄一川，1989年6月出生，湖南省邵阳市人，无业。有网络称其毕业于湖南科技大学，但查无官方声明，暂存疑。）

从地域和阶层等多方面看，他都都称得上是一种侵入和破坏。他持刀冲向的孩子，更是不谙世事，与世无争，全然的无辜和无助。反差越大，给人群造成的心理创伤就越剧烈。

唯有更严密自保，才可以修复这样的冲突和失调。于是，制造惨案的那个凶手，被人们从心理上剔除出这座城市——他不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只是偶然闯入的作案者，出于道德败坏人性沦丧等原因，他伤害了这座美丽的城市。

一些平常不便言表的主张便顺理成章。

我认识的一位上海媒体人发帖说，他赞成管制和封杀此类恶性案件的新闻，对继续传播的平台赞成严惩，因为“血的教训告诉我们，这类恶性案件真的会有效仿效应”。

很显然，他认为管制和封杀此类恶性案件新闻，会让我们活得更加安全。我衷心祝福他梦想成真，尽管难以苟同。

他的一位同事，另一资深媒体人则认为，当年废除收容遣送条例“太过简单草率，应该让它更加合理化人性化，应该修改城市管理法，应该监控、惩罚垃圾人……”

他是我在朋友圈见到的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没过半天，我看到微博上有更多的人在呼吁恢复那个制度。显然，他们都认为自己能被遣送制度排除在“垃圾人”之外，又觉得自己能靠行政强力驱离“垃圾人”而更加安全。

除了继续祝福他们，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至此，我已写了三千多字，但我没信心说服他们。希望那些还愿意听我说话的人，能看懂我在说什么。谢谢。

本文作者：孙旭阳

      转自：腾讯大家